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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是苏俄输入给中国的一个“怪胎”

—污染我们记忆的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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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马克思主义是从国外输入的,主导推动中共成立的也是外国人,无论是思想理论还是运作的主导力量都来自国外,还能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近代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说到底,中共不过是苏俄输入给中国的一个〝怪胎〞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近代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

按照中共的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近代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事实真是如此吗?且让我们来回溯一下当年的历史。

〝从满清后期到民国初期,中华古国经历着巨大的外来冲击和内在变革,社会处于混乱和痛苦之中。其间许多知识份子和仁人志士,满怀济世救国的忧患意识。但是在国难和混乱中,他们由失望变成了完全的绝望。有病乱求医,他们到中国以外寻找灵丹妙药,英国式的不行就换法国式的,法国式的不行再换俄国式的,不惜下猛药烈药,恨不得一日即能振兴中国。〞(《九评共产党》)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之下,强调〝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马克思主义于〝十月革命〞后不久传入了中国,引发了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的中国知识份子的强烈共鸣。此后,在他们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

尽管有人说,〝1920年2月,陈独秀为躲避敌人的搜捕,由李大钊陪同秘密离开北京,前往天津(陈独秀再乘船到上海)。途中,两人商讨了建党事宜〞,但至今没有过硬的材料说明陈、李当时已有组织大规模共产主义组织的明确想法,他们只不过是在频繁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罢了,重要的是这一点很快便被共产国际发现与利用了。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送来的不仅有马克思主义,还有共产党

如同旧沙俄一样,新起的苏俄也有着强烈的对外扩张的野心。中国不仅是古老的东方大国,也是它最重要的邻国,当然是它想染指的一个重要国度。因此,苏俄建立不久就积极开始了对中国的渗透。其主要方式,就是在中国寻找代理人,建立共产党,利用这个党把所谓〝无产阶级革命〞输入到中国去,从而最终达到将中国纳入到其势力范围之内的目的。而具体实施这个计画的则是在俄共控制下的共产国际。

1919年3月2日至6日,列宁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第三国际实际上是苏俄对外扩张的指挥机关。它居于各国共产党之上,对各国共产党有指挥权。各国共产党是它的下级组织,要按它的命令行事。共产国际的使命就是在世界各地建立分支机搆,传播、鼓动全世界搞共产革命,从一国数国的共产主义胜利直到全球胜利。

1920年3月,俄共(布)中央批准建立〝俄共(布)远东局〞,在海参威成立〝俄共(布)海参威分局〞,任命维经斯基为分局负责人,专门从事对中国进行渗透的工作。不久,俄共(布)中央与共产国际磋商,并获得共产国际的批准、同意,给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发去一份电报,指示他们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据日本学者波多野干一等人的研究,这个代表团有三项任务:1、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共青团;2、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成立各种工会;3、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份子到欧洲游历。27岁的维经斯基被选中担任这个代表团的负责人。临行前,代表团又增加了一项使命:〝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

很快,他们乔装成新闻记者代表团来到了中国。经人介绍,他们先在北京结识了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早期宣传者李大钊。在与李大钊的接触中,维经斯基明确提出〝中国应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随后,李大钊又介绍他们去上海见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在上海,维经斯基与陈独秀一起讨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在那里,维经斯基还结识了《星期评论》的主持人戴季陶、沉玄庐、李汉俊,《时事新报》的主持人张东荪。他与他们经常在陈独秀的家里密谈,在戴季陶的居所聚会。在与这些人的交往中,维经斯基产生了这样的设想:〝就是把《新青年》、《星期评论》和《时事新报》结合起来,乘五四运动的高潮建立一个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联合起来,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或中国社会党。〞(包惠僧《党的〝一大〞前后》)开了几次座谈会,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维经斯基终于把建党的设想明确地向这几位〝笔杆子〞提了出来。当年曾参加座谈会的北大文科毕业生袁振英事后回忆说,〝1920年5月,陈独秀约我和戴季陶、施存统、沉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俞秀松、叶天低、李季、周佛海、杨明斋和李达、刘少奇等社会主义者,同俄国代表密商组织共产党的办法〞。当时路过上海也曾参加座谈会的周佛海回忆说,〝当时有第三国际远东代表俄国人维经斯基在座。维大意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面。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革命。’他的结论,就是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经过几次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南方由仲甫负责,北方由李守常(李大钊)负责。当时所谓‘南陈北李’。〞(周佛海《往矣集》)曾任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的李达说得更明确:〝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事列入了日程。维经斯基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联系,他不懂什么理论,在中国看了看以后,说在中国可以组织中国共产党,于是,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沉玄庐、戴季陶等人就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

作为建党的第一步,1920年5月,在上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负责人是陈独秀。到了同年8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又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仍是陈独秀。维经斯基沿用苏共的习惯,说负责人应称〝书记〞。就这样,陈独秀担任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首任书记。有了〝小组〞,有了这个〝小组〞的书记,中共的第一个早期组织就在上海诞生了,并且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

接下来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法国、日本八个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尽管名称五花八门,有的叫〝共产党〞〝共产党小组〞〝共产党支部〞,有的甚至连名称都没有,但它们都是以俄共为榜样建立的,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新唐人电视台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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