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拉格长长的瓦茨拉夫广场上,曾经发表过捷克斯洛伐克独立宣言,曾经有过纳粹统治下的阅兵和游行,曾经有苏联坦克的横行碾压,也曾经有年轻学生的抗议自焚。而在1989年末的布拉格，人们聚集在这里,用手中钥匙串的叮当声,驱赶着行将就木的捷克共产党。
By Josef Koudelka
哈维尔和公民论坛的参与者们,连续数日在广场一侧大楼的阳台上发表演讲，忽然间后从窗帘后走出一个戴着大眼镜的短发女士，玛尔塔.库碧索娃Marta Kubišová被哈维尔推了出来。她曾经在捷克人的视野中消失了20多年，“是她!”人们几乎已经遗忘了她的名字——但是人们记得她那坚毅的眼神，更记得她独特的粗犷的声线，以及那首被官方封禁了20年，被誉为捷克第二国歌的玛尔塔的祈祷（Modlitba pro martu）。
库碧索娃的出现令广场沸腾了，人们知道她将再展歌喉，而这国家也不再万马齐喑了，民众呼喊着“玛尔塔万岁，玛尔塔万岁”呼唤着那首歌的主人公，和他们失去太久的自由。
广场万人一下子静默下来，库碧索娃在无伴奏之下，展开歌喉，有人高举着V字手默默聆听，有人默默拭泪，他们还记得那祈祷。
“愿和平永驻吾土
让憎恨、妒火、怨怼、恐惧和争执消弭
消弭
那些被夺走的终将归来
乌云慢慢散去
人们播下的种子终于收获
让我的祈祷来诉说
诉说被悲愤所焚烧煎熬的心
诉说被严霜所灼的伤花
愿和平永驻吾土”
历史上，音乐与革命运动似乎难以言说的神奇纽带，极权的野心越大、触手越长，人们的记忆和思念就越深。这首承载捷克人历史伤痛的歌,还有库碧索娃坚毅的眼神从来没有从捷克人心中被抹杀。
1968年，新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杜布切克上台，他的改革举措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他首次提出了“人性化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概念。放宽媒体审查、扩大报刊言论和人民参政的权利。相对民主和自由的气息在捷克社会中弥散开来，然而这种改革是不见容于苏联的。
“布拉格之春”仅仅维持了短短7个月，便在苏联坦克的轰鸣肆虐中戛然而止。1968年8月21日，苏联领导的华约军队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是国民歌手的库碧索娃，在这种气氛下，迅速录制了捷克语版本的“Hey Jude”、“玛尔塔的祈祷”。
布拉格列侬墙前 by张泰格
“Hey Jude”后来成为电影版“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的背景音乐。看着军车在布拉格招摇过市，捷克人欲哭无泪，捷克语版本的“Hey Jude”安慰的并不是原作品中无助的孩子，而是失去国土、失去尊严、茫然无助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民。
人群挡坦克视频
“玛尔塔的祈祷”则是一首旋律简单却寓意深厚的歌，歌词里期盼和平、平息仇恨，以及对民族命运自决渴望的意味引发了无数捷克人的共鸣，成为了“布拉格之春”的挽歌。在布拉格抗争的街头，有民众叫住她，告诉她这首歌是如此优美、打动人心。“我们会再听到这首歌吗？”——没人知道。
毫不意外的，这首歌被迅速封杀，作词者被迫移民，作曲人被迫辞职。库碧索娃本人，则因为几张莫须有的裸照，在事业的巅峰，在26岁的时候，失去了歌唱的舞台。当然也有官媒记者拿着写好的“悔过书”找到库碧索娃，让她“讲道理一些”，只要签个字，声明支持政府，就可以回到舞台唱歌。她没有妥协，那些年她没有把自己的姓名签在任何文件上，除了那篇凸显捷克知识分子良心的“七七宪章”。
正如当时的哈维尔要被迫去啤酒厂滚木桶，Marta“转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去喂小牛。她说当时自己并没有因为被封杀而痛苦，因为她觉得俄国人不久就会离开捷克。“当时不只是我，所有人都觉得俄国人最多两年就会走了。”结果两年又两年，人们足足等待了两年的十倍。“本来以为这一切就像一场流感，哪里想到是血流不止的煎熬。”布拉格的春天一瞬间便被西伯利亚的冷风长久的冰封起来。
她的第一任丈夫和米兰昆德拉等捷克知识分子一样选择离开，库碧索娃却没有走，她的理由轻描淡写：“走了就看不到家乡的山，吃不到好吃的三明治了。”
与那些同是被官方封杀的作家、哲学家、艺术家的交往，成了漫长苦闷生活中唯一的慰藉。作为“七七宪章”的签署人之一，库碧索娃也正式成为了“敌对分子”。库碧索娃之后的工作是组装塑胶盒子、组装玩具，然后成了公寓楼的文员，那些年她去到哪家工厂，哪里就会被当局骚扰、警告。翻开国家安全部门给自己开立的厚厚的文档，她发现自己自1976年已经被秘密警察所监视，她的邻居也被招募成为了监视者，甚至她的第二任丈夫也成为官方延揽的对象。“七七宪章”的发言人或病逝、或身陷囹圄的情况下，库碧索娃更担负下了发言人的职位，当然等待她的是连串的审讯和如影随形的跟踪。
有记者曾经回忆开车接刘晓波访问的时候，刘特意要求司机等待后面监视的国安。不过那时候倔强的库碧索娃却没有这么和气，她会在人来熙往的布拉格地铁里，突然跳出车厢，对着里面手足无措的警察拍手大笑。——这是她漫长被监视生涯中仅有的娱乐。
“这一切屈辱都是值得的，这会让人更坚强。有那一瞬能够自由呼吸，这会让人们更如饥似渴地去争取自由。”库碧索娃如此回忆道。从布拉格之春,熬过漫漫西伯利亚之冬，走到了天鹅绒革命的11月,这一个自然更替,竟然有21年。库碧索娃从未想过自己会再次歌唱，直到他被哈维尔等人簇拥走出阳台。“我对自己说，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一个歌手会这样重返舞台。”
1989库碧索娃和哈维尔。
一周之后，捷克共党政府放弃权利，结束一党专政。一个月之后，库碧索娃的好友、她女儿的教父，瓦茨拉夫哈维尔当选捷克斯洛伐克总统。
带着抹不去的天赋嗓音，库碧索娃在47岁的年纪复出，回到了捷克歌坛，在她的演唱会上民众给她献上了21朵玫瑰花，寓意着21个拒绝与权力同流合污的春秋。她自己的回忆却是轻描淡写：“21年，我如同经历了一场失忆，几乎连歌词都忘光了。”她并非捷克历史的主角,她也从无意做一个英雄，却更像历史映画中绕梁三日如影随形的背景音。
2017年，库碧索娃举行了退休前最后的巡回演唱会。为了听她的演唱会，笔者从布拉格搭了三个小时火车到了一个很小的城市Hradec králové，听众里有年轻人也有老人，她按照惯例最后唱了那首歌。前奏响起，我身边的老阿姨便双手合十，一动不动地沉静的听着，祈祷着。等候一个偶像等到一个政权政权倒台，颇有一点“山无陵，天地合”的浪漫，捷克人是幸运的。
后记：关于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电影《HAVEL》今年上映了，库碧索娃再次出山为好友献唱此歌。
作者：张泰格（退役转业记者，搞不清楚自己是爱猫还是爱狗。关注文学、戏剧和荒谬的生活，收集大量明信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