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的知识分子及中共体制内人士都普遍认为，中共的“改革已死”，并对中国的前景感到焦虑与悲观
如何看待当前中共的频频出手？例如：利用疫情加紧打造监控铁幕，偷偷“刷脸”；几十年来首次发文，高调统战民企（过去是只作不说、少说）；红二代任志强、蔡霞分别被重判18年和取消退休待遇；频繁军演，军机大规模越过所谓台湾“海峡中线”，公开声称“海峡中线”不存在；强推港版国安法，推迟立法会选举一年，大肆抓捕民主抗争人士；中美本届联合国大会隔空较量，新冷战方兴未艾……
这些动作，表明中共的咄咄逼人还是以攻为守？是耀武扬威还是色厉内荏？是健壮有力还是困兽犹斗？
其实，以上二分法的描述并不是十分妥当。如果一定要给中共的当今状态定性的话，恐怕这个词还比较合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什么事死而不僵？我们先看个医学上的观察：那种还有心率，器官仍有功能，脉搏还在跳动的尸体，尽管已经处于事实死亡的状态（脑死亡），但如果走运且得到相应的帮助，仍可能存活数月，在一些个案中甚至可维持数十年。当然，维持这些尸体的医疗成本已经达到天文数字。
如果用“有心跳的尸体”来诠释“死而不僵”，那就太形象了。笔者写过《中共之亡实始于1999年》一文，现在进一步明确：21年前中共就已经脑死亡了。从1999年7月开始迫害法轮功至今，中共的一切行为都只是“有心跳的尸体”的本能。
中共脑死亡这个说法并非笔者首创。早在2008年，就有论者撰文提出中共脑死亡，称这“只基于两个论断：中共无法实现价值的更新，中共无法实现有效率的决策。”本文同意第二个论断，但认为应把第一个论断的表述修改为“丧失对现实的应对能力”，并且把脑死亡的时间明确为1999年。
为什么要修改那第一个论断呢？因为，共产党的本质是一以贯之的，不论是哪个共产政权，或者无论哪个共产政权在任何时期。也就是说，自从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以来，共产党的价值认定就已固化了，根本就不存在价值更新的问题，只是在不同阶段、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就像水在不同的条件下可以分别表现为固体、液体和气体。
那么，“丧失对现实的应对能力”又怎么讲呢？从中共历史来看，1949年前，为窃国，诡计百出，令人防不胜防，硬生生的把国民政府赶去了台湾岛，表现出一种邪恶的活力。1949年后，毛时代，不论是中共的高层和全部官员阶层，还是整个国民，都被毛玩于股掌之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现实成为玩物。
毛死后，邓时代，搞“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客观上给国家松了绑，中共恢复了些活力。但六四又把这点活力给摧残得差不多了。中共实质性的“改革开放”就此终结，中共对现实的有效应对能力也就几乎玩完了。
1992年邓南巡，江泽民转向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切向钱看”，“闷声发大财”，整个国家迅速堕落。就在这时，法轮功传出，“真善忍”拂去人们心灵的尘埃，7年间上亿人修炼，开创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信仰传播的奇迹，“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使中国真正开始走向了稳定。这给了中共政权唯一一个能够新生的机会：只要不干涉法轮功群众，任其自由修炼做好人。但是，妒忌心和狂妄变态心理，竟使江泽民和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
对国家良性发展趋势的暴力截断，这也算是一种对现实的应对能力吧，虽然是反面的。但正因为是反面的，就从此使中共丧失了对现实的正确感知能力，而没有正确的感知能力，必然使中共变得越强硬和僵硬，不仅无法自我纠错，反而为掩盖决策错误，不断地投入资源加码镇压，用一个谎言套一个谎言，无限循环，再也“无法进行有效率的决策”，从而使中共自身最终被这个错误所吞噬。
这就比较好解释，为什么江泽民之后，后继接班人都为江迫害法轮功的错误接盘，胡锦涛如此，习近平至少目前也是如此；因为，如果不想为江背黑锅，就只能抛弃中共这具“有心跳的尸体”，胡锦涛没做到，习近平迄今也没做到。
我们也可以再举“改革已死”这个例子。六四之后，“改革开放”的口号虽然仍高歌入云，但也就仅此而已了，并没有实质性的措施落地。2008年，一些知识分子在香港出了两本书，一本书是《中国改革的末路》，另一本是《改革之死》，还有个口号“改革已死，宪政当立”，闹出了个2008宪章事件。
2013年，北大教授张维迎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13年会”上公开表示：过去十年（胡锦涛时代）既是中国经济最好的十年（来源于前25年的改革所产生的制度红利），也是社会和谐最坏的十年；从体制改革角度，无论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可以叫做基本停止，甚至倒退的。
而2009年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的一篇文章《从2049年看中国》，称西方金融风暴使中共信心满满，2009年之后改革动力快速退化（在金融危机之前打算进行的许多基本制度改革被无限期推迟），预言：“国富民穷”局面继续恶化；财政税收占GDP之比继续上升；国内民间消费需求继续下降，到2018年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0%左右；到2018年，严格意义的金融危机还没发生，只是在国有经济的安排下，潜在的金融危机已经被转变成财政危机。十年之后（已是习近平时代），预言都被一一证实了。
2018年12月29日，大陆社交网络流传了篇很快就遭封杀的文章——“中国百位公共知识分子发表‘改革开放’40年感言”，鲜明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焦虑：改革已死，前途何在？中国现状，的确如有论者所指出的：“改革曾经是反对专政左派的利器，现在却成为专政右派攫取暴利的工具。”
通过以上举的两个事例——“改革已死”和“继续迫害法轮功”，中共“丧失应对现实的能力”和“无法实现有效率的决策”，大体上应该明了。由此，中共的脑死亡也就可以确诊了。
最后，补充一点，本文是说中共脑死亡，不是说中共党员脑死亡，中共9000多万党员，包括习近平在内，都是现实生活中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具有人所天生的良心、智慧、勇气和决断，那么，为什么非要受制于中共这个“有心跳的尸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