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笔者在文中推断，这位杨淑辰出卖给“外国驻华使馆人员”的所谓“机密情报”，不过是当时北京街头随处可见的文革小报、传单和其他文革资料之类。杨收集来向驻华使馆人员售卖并因此被捕。“一打三反”运动正式开始前，北京市奉命为全国树“样板”，杨也作为“反革命犯”典型，被定性为“外国特务”惨遭处决。
（本文完稿后，有幸从《记忆》上读到周七月先生的文章，证实了笔者的推断。3月5日与遇罗克一起在北京处决的19人中，有一对情人，他们是北京挑花厂的医生、医士田树云和孙秀珍。2月11日北京市公法军管会《通知》中，当局给出的罪名是，“窃取我大量重要情报，先后在国际俱乐部、友谊商店等处，由田犯掩护孙犯将反革命信和情报投入外国驻华使馆汽车内十九次”云云。周七月关押中与田、孙相识，与田尤熟。周七月在近著《四十年前的死刑回忆》（《记忆》2011年第1期）中说：“以他们的职务（挑补绣花厂医生和医士）和社会地位，不可能接触到罪状名单上公布的所谓‘窃取我大量重要情报’。”又说：“据田树云说，他们投递到某些社会主义国家驻华使馆汽车里的仅仅是社会上公开卖的红卫兵报和首长讲话之类。”杨淑辰卖的所谓“情报”，亦应是此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