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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在劫难逃含泪在离婚书上签字的她

—《成都日报》社反右斗争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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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创刋不足一年半的市级机关报,竟抓了12名右派,占全报社50名采编人员百分之二十以上。说话是右派,不说话也是右派;拥护运动是右派,不拥护运动也是右派,反正你就是右派。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要想不当右派闭嘴也不行,只能去当咬人的狗。

在劫难逃

“黄巢杀人八百万,在劫难逃。”

中国民间有這样一个传說:唐末,皇帝昏庸无道,贪官污吏横行,诸候拥兵自重,天下大乱。落榜状元黄巢,得仙人指点,说他面相极贵,有九五之尊,将来定是南面称孤之人。赐天剑一把,叫他日夜演习,到功夫成就,须把天下作恶的八百万人杀绝。黄巢来到一座深山寺庙,日夜苦练本领,所有吃住全由寺庙主持老和尚惮空负责。大约苦练三年后,己完成神仙剑术九九八十一功,能百步斩敌首级如探囊取物。按照仙人规定日期,立马准备举事。在举事前一夜他向主持老和尚惮空说:“师父,三年来感谢你对我的关照,明天我就要替天行道,兴兵举事开刀杀人。你和庙里僧众,都得去躲一躲。你是知道的,开刀日,我会见人就杀,不分好坏亲疏。今夜我先告知,也是我对你的报答。”惮空立即将黄巢话告诉僧众,第二天一早,大家便跑到远远的地方躲起来。惮空是主持,安排好大家后,便寻到山门前一棵千年老树,见此树枝茂叶密,有一线空心,便钻将进去,藏躲在里面。到了举事时辰,黄巢提剑四处觅人,不见踪影,便来到庙外古树前向天地稟告:“苍天在上,今日乃我黄巢举事之日,寻遍四周不见人影,只好拿此树祭剑。”话毕,举剑一挥,千年古树立刻劈为两段,惮空血头却滚将在地。他失色大呼曰:“黄巢杀人八百万,在劫难逃。”

1957年毛泽东一手策划发动的“反右”斗争,大概我也属于“在劫难逃”的一个。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反右派斗争正式在全国登场。民主党派头面人物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以及费孝通、钱伟长等,一个一个被揪出来定为右派分子;接着文艺界的冯雪峰、丁玲、陈企霞、秦兆阳等。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自已会成为右派,更未意识到全国50多万知识精英会成为右派,私下和妻子说:“這些对革命有功的人,怎么会去反对共产党呢?丁玲《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长篇小说,还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呀!”妻子紧紧地搂着孩子说:“我也搞不清楚,毛主席是怎么想的,不知右派今后的命运怎样?”我平静一笑,无所谓地说:“有什么怎样?运动不就一阵风,完了就完了。”妻子想了多一阵道:“但愿如此。你不要忘了,孩子满半岁时照像的事啊!”我抱过孩子亲了亲:“乖乖,爸爸忘不了。”

反右烽火如火如荼,报社渐渐开始紧张起来。突破口是文教组的记者梁正兴。他是四川日报社调来的,瘦高个儿,戴副眼镜,平时少有接触。他的女朋友工作在雅安地委宣传部,两地相思,书信频频。谈爱情就谈爱情,此兄却将政治掺合进去。他不同意中央把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丁玲、冯雪峰等人划为右派,认为这是以言治罪,剿杀对民主革命有贡献的人,是专制独裁行为。他的女朋友从“革命大局”出发,把这些信件寄给了报社党组织。党组织加上按语,又将它贴墙公布。于是群情激愤,梁正兴被揪了出来。不几天又有一位中学女生来信检举他,说他借采访和她讲恋爱,现在突然变心不理睬她,请报社领导给予帮助。报社为了弄清问题,立即派出一个姓杨、一个姓彭的記者去调查了解此事。很快查清问题,他己和那个女学生睡了觉。梁正兴的问题立刻上升为奸污少女的刑事犯罪,很快整成材料上报。五天后,报社在川报大礼堂召开公捕大会。为了起到教育打击的作用,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那天川报员工也全体参加。三四百人坐在一起,神态严肃,同仇敌忾,当党办主任阎凯宣布完梁正兴罪恶事实,两位头戴钢盔的警察,甩着手走着正步来到主席台,然后取出副锃亮的手铐,咔嚓一声,把梁正兴两手铐在一起,押了下去。接着是参会人员表态,当然均是事先布置好的极积分子,内容不外乎是“感谢党、感谢政府,为民除害”之类的套词。后来,听说梁以思想反动和奸污少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一直未予“平反”。另一件事更使我震惊,成都建国中学党总支书部记兼校长潘清雍,土改时我们在一个工作組,被该校右派体育教师×××行凶砍伤,不久这个教师即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枪毙掉。我听到这消息后打电话去慰问潘清雍,但电话里传来老朋友的声音不太友善,他这样提醒我:“小黄,要认请形势,主动向组织交待自己的问题。”听后,我有点莫名奇妙:“我有什么问题?”23年后我“改正”归来去看望他,才告我:“市委宣传部在我去电话前的三天,就己经找他了解我的言行。”他只说我“骄傲狂妄,目中无人”,未想到会把我打成“大右派分子”,因为他毕竟了解我:“一个学徒娃娃反什么党呵?”

这个时候我没有任何预感自已会被划起为右派,而且会是个大右派!一是认为自已出身好,热爱党和毛主席;二是认为自已没有右派言论,对章伯钧、章乃器、储安平等人的言论并不苟同;三是自已还参予了对冯元春的批判斗争大会。

中国的事情说变就变。1957年7月6日,中共成都市委派出以副书长张静之先生为首的反右工作组,带领五个干员进驻报社。张是个大麻子,山西人,官运不佳,传说他曾是国民党还乡团的成员,肃反中被审查过几天。1951年当过我们土改团的副团长,他知道我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工农干部,有过短暂的接触,对我印象不错。但“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竟是他手下第一个猎物。很快报社走道、窗口、楼梯,架起了扩音器,成天不停地叫喊:“揪出大右派黄泽荣(晓枫)!”“剥下他工人伪装的画皮!”“黄泽荣(晓枫)向党和社会主义射出了三支毒箭!”(所谓毒箭就是我所写的三篇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向党反映》、《上北京》)。

不到半天时间,全报社的过道、走廊、楼梯口,只要是空余的地方全是丑化我的大字报、漫画。这些大字报、漫画,用词之恶毒,选句之下流,歪曲事实之荒诞,纵是戈培尔先生也望尘莫及。不过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执政者尽皆视为“精品”,就象中国人先初把西方避孕套当成气球吹玩一样。

我是个天生的不怕权、不怕势的人,一辈子认定事实与死理,不是就是不是。在一次报社召开全体编采人员的定性大会上,不少事先布置的极积份子们,大声叫我站出来,交待检查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我不仅不检查交待,还质问那些极积分子:“我反了什么党?你们这些地主、资本家出身的少爷、小姐,才是真正反党的右派分子!”气得这些人拍桌大喊大叫大骂:“你为什么要写反党小说?你早就背叛工人阶级了。”我说:“是党提倡干预生活!既然是反党,《草地》为什么要发表它?”打手们底气不足,占不了辩论上风,气得干吼,会场一片混乱。在这个时候编委王畋(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知识分子,四川日报调来的老报人),突然把桌一拍,挺身而立道:“吵什么?你们说小黄是右派,我是五人领导小组的,还没举手同意。”会议嘎然而止。

想不到两个小时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出来:“王畋老右派!”“决不准许王畋包庇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王畋必须向党低头认罪,交待自已反党罪行!”“……”此后,他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从行政十五级降为十九级。最后,送到草堂寺去终身相伴“老杜”,一生未娶,直到寿终正寝。

五人领导小组铁定我为右派分子后,不再处理稿件,每天上班一人坐在办公桌前面壁反省,没人与我说话,没人与我亲善,昨日朋友皆成路人,都是一双双仇恨的眼晴瞪着我,好似借了他们谷子还了糠。组长肖青再没笑脸,恨恨的好象我挖了她的祖坟。胡克由这个《工商导报》的留用人员,过去对我毕恭毕敬,总是小黄前小黄后笑咪咪地叫个不停,现在却要我打扫清洁卫生了。陈泽昆、杨蓓、邱乾坤三人虽不和我交谈,却以眼神问候。不几天美术组的谭大同悄悄告我说:“小黄,市上要开你的斗争大会,势头有点凶,我建议你跑出去躲几天。”平时我和他来往不多,想不到此时却冒着风险透露消息,暗中为我出谋划策。

那天下班回到家里,妻子见我脸色不好,便哄着襁褓中孩子说:“乖,快向爸爸笑一个”。半岁该子己咿呀能语,见着我小脸蛋绽成一朵花,张着手要我抱。我黙黙地把孩子抱在手中,说不出是高兴还是凄凉,为了掩饰内心的忐忑与不安,久久地吻着孩子,待情绪稍稍安定后,才将此亊告诉妻子。妻听后,为我壮胆说:“跑什么?又没有杀人放火,未必说你反党就反党,斗争会也得讲理呀!”我笑笑硬挺道:“不跑!不跑!”心里却在说:我是吃运动饭长大的,要斗争你有什么理不理?不过当时任何一个人,都对反右斗争严重性认识不足,以为和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一样,过上三、五个月,就万事大吉。谁知毛泽东早己成竹在胸,决心要把有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赶尽杀绝啊!

千人斗争我的大会

1957年7月19日早晨,我起床洗漱完毕,第一件事就是去街头一家鲜奶店,给女儿取牛奶。当我一跨出房门,报社两个反右极积分子就跟上我。此两人就是调查核实梁正兴案的杨、彭两人,尽管长期来他们写不出消息、通讯,可追踪盯梢、检举揭发却很在行。我心里咯噔一下,准备甩掉他们一走了之,但想到头一天晚上,已向妻说过“不跑”的话,便打消了念头。到了牛奶店,我故意闪进路边公厕,急得杨、彭两人一头大汗,象苍蝇样满街乱窜。我心里好笑,暗暗骂:“你们也想盯梢?两个笨蛋!”

我取完牛奶回到家,不慌不忙地吃罢继母给我作的早点汤圆,然后骑上自行车,穿街走巷,从从容容向报社飞驰而去。进了报社大门,我架上车,沿着之字拐的铁楼梯爬上二搂,阎凯即将我叫到办公室,向我作思想安定工作。他开门见山说:“小黄,今天市上要开你的批斗会,有不少领导在场,你可要冷静啊!一定要好好接受大家批判。我希望你要向党低头认罪,千万不要耍牛脾气,切不可冲动。只要你能好好承认错误,今后仍是好同志。”我无表情地点头,然后下得楼梯,跟着全报社人排队结合,向总府街省府礼堂走去。

省府大礼堂,解放前叫紫罗兰花园,是当时黄金和外币市场。中共掌權後,一段时间叫“五一茶社”,因公开播放美国之音,被取缔收归囯家,经过投资改建后,成为今天的省委招待所,作为接待外宾和重要人物之用(现更名为假日皇冠酒店)。记得,在三个月前,开完全囯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著名作家巴金和浙江省副省长宋云彬,来成都视察就住在这里。当时我和杨蓓姐来此采访巴金先生。那是上午九点,我们按预约的时间来到这里,看见巴金先生穿著厚厚的呢大衣、头戴鸭舌帽,拿着哥德原著,在走廊上走去走来地背诵。我第一印象是:巴金真勤奋。他中等个儿,大头大脸阔嘴巴,说话略带口吃,有点像《家》中的覚慧。我们坐在招待所一间小会议室里,漫无边际的闲聊,巴山蜀水,成都变迁,风味小吃,街道今夕,朝鲜战争以及他新近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上甘岭战役》。他很健谈,问什么回答什么,没有一点大作家的架子。突然,我提出一个十分怪异的話题问:“巴老,你解放前写了那么多有名的长篇,什么《灭亡三部曲》、《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怎么现在一曲也不曲,见不到你的长篇了呢?”巴金一下愣了,一双犀利的大眼晴在我身上扫视一遍,然后不经意的笑笑说:“生活是文学作品的创作源泉,我熟习旧社会的人和事,对解放后的人和事还陌生不熟悉,我正在积累体验新的生活,但是……”他嘎然止住了话头,换成另个题目:“成都不错,变化真大,怎么也找不到儿时记忆了?听说,我老家那幢院子,是什么文工团了?”杨蓓姐回道:“叫战旗文工团,成都军区的。”巴老“哦”了声,再没说什么。短暂的记者职业使我变得十分敏感,觉得巴金先生心中有许多难言之隐。后来我和杨蓓合写了巴金的采访记:《故里风光说变迁》,但文章平平,与采访实情大相径庭。后来杨蓓姐提醒我说:“小黄,采访不能那么逼人,这样别人会怕记者。”我天真直率一笑,算是回答。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往事微痕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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