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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中共掩盖的真相:庚子赔款来龙去脉

—庚子赔款:被中共屏蔽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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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庚子赔款的历史真相做一介绍,协助愿意知道真相的中国人走出认识误区。作为中国人,被党骗的经历谁都有,早醒一天总比一辈子被骗损失少。

中共因掩盖武汉肺炎疫情而遭到全球追责,世界各国政府与民间谴责中共并要求赔偿,国内的文宣便抛出庚子赔款事件,挑动民众民族主义情绪,将国际追责诉讼比作是西方列强对中国人民的恶意压迫、敲诈与侮辱。然而,庚子赔款真如中共的历史教科书所说的那样吗?

其实,中共的文宣也好、教科书也罢,都是政治宣教的翻版,是为了中共维稳和控制人思想的目的,而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阉割、扭曲、造假后出笼的“中共版”。几代中国人被反复灌输中共版,也只见过中共版的“历史”,所以难怪众多中国人因对庚子赔款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很容易被中共误导。

下面就庚子赔款的历史真相做一介绍,协助愿意知道真相的中国人走出认识误区。作为中国人,被党骗的经历谁都有,早醒一天总比一辈子被骗损失少。

一、赔付金额不是按人口计算的

1900年义和团运动举起“扶清灭洋”旗号,招致八国联军武力干涉。清军和义和团战败后,于1901年9月7日签订《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议定,清政府应付英法德美俄等14国战争赔偿款,合计约4.5亿两白银(海关银),年息4厘,分39年偿清。

因为当时的清朝总人口约4.5亿,与战争赔款总额的4.5亿巧合,有大陆学者便声称庚子赔款是西方“列强”按人丁摊债、欺负中国人的一大罪证。关于“列强”,中共的几十年宣传,已经让“列强”二字成了西方国家“侵略”、“欺辱”、“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具足负面含义和抹黑效果。然而事实上,庚子赔款的依据与数额跟大清国总人口没有直接的关系,所谓人人都要赔付一两白银的说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在有关《辛丑条约》庚子赔款的任何西方和清政府的档案中,都没有提及这项赔款是按照人丁一两来赔付的。

关于人口。清雍正期间,中国实施“摊丁入亩”,政府并不再征人丁税,人口得到了一定的增长,但到鸦片战争前夕也只是4亿人口。英国历史学家庄士敦曾提及1910年武昌起义时中国人口约4亿人左右。这个数字离4.5亿还差5千万人口。

回到大陆学者的断言。近年有大陆学者提出,庚子赔款总额是依据人丁一两计算出来的,抛出这种观点的目的何在呢?主要原因是中共想借文人的笔来煽动每一个中国人对自由世界的仇恨,尤其是对美国的仇恨。然而事实呢?

二、美国首提索赔不超过中国实际支付能力

今年6月24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在演讲中说,“我们对中国人民有着深深的尊敬和钦佩,美国与中国有着悠长的友谊,但是中共不等于中国或者中国人民。”的确如此,庚子赔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通常,战争赔付有两种方式,即割地和赔钱。俄国当时有让中国割地的想法,而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则表示尽最大努力维护中国的完整,并表示反对过度勒索中国而导致其经济受损。美国成为第一个在一流大国中提出一次性的、不超过中国支付能力的总赔偿原则的国家。英国、日本表示了同美国一致的立场。美、德、法、日四国组成“中国财政资源调查委员会”,调查中国的实际财政情况与赔偿能力。

那么庚子赔款主要赔付的是什么呢?是赔付战争中的各国付出的军费以及造成的生命与财产的损失估算。庚子之乱,很多教堂、驻华使馆、在华企业、在华银行及洋人个人资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与伤害。主要是赔付这些款项,而并非中共所宣传的为了欺辱中国而狮子大开口、贪婪掠夺。

对于各国财产损失的界定,赔款委员会有具体规定,而不是中共式的造假、虚报:

1901年2月23日,美、德、荷、比四国公使组成的赔款委员会负责确定赔率原则,委员会拟订《各国索赔章程》,其中规定:“失毁物产,果系因去夏拳匪所致者,始可索赔;被毁物产,须有实证;各物理合索赔者,均须照实价开列。”章程还规定了严格的赔付审核程序。也即是说,庚子赔付不是漫天要价,也不是二次掠夺,而是依据实际损失开出的赔偿单。

三、庚子赔款的数额是如何确定的?

庚子赔款的数额大不大,得先看损失的金额,以及受损失的各国对索赔的态度。那么庚子赔款的具体数额是怎么确定下来的呢?

为了防止各国过度要求赔偿款,英国提出对各国赔偿要进行审查核实;美国于3月28日和4月10日两次建议,各国要求的赔款总数应限制在4000万英镑之内,但没有得到各国同意。5月1日,各国提出索赔数额为6500万英镑,合计4.15亿两,8月份,各国提出的总要求达4.6亿两,经各国协商,按比例消减,最终1902年6月14日,确定了各国的分配额,总数计4.5亿两,偿还期限为39年。

那么,这笔款项对当时的中国到底有多大的负担呢?据大陆学者研究,1840年,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是3.9亿两银子,1843年是4.3亿两,1911年也有3亿两。李鸿章本来以为各国会索赔6.5亿两,在《辛丑条约》谈判时,商务大臣盛宣怀对李鸿章表示,千万不能提中国可以量力而行,那样索赔就多了去了。

战争是昂贵的,战败后赔款也是战争代价之一。相比之下,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中的小国保加利亚,除了割地外,赔偿了4.45亿美元;德国赔款113亿英镑,且须以黄金支付。这些战争赔款都高于中国的庚子赔款,因为庚子赔款的一两海关银只有0.74美元,4.5亿两海关银[1]约合3.3亿美金[2]。

中共宣传洗脑下,很多中国人被误导,割裂的看数字,不看各国的损失,只一味地误认为,哇,庚子赔款4.5亿两白银,中国被欺负了,美国、“西方列强”太可恨了!这次武汉肺炎疫情也是,中共完全不提因其隐瞒给世界各国带来的重大生命和经济损失,只一味的煽动中国人:你看各国索赔这么多,欺负中国人,美国太可恨了,“西方列强”太可恨了,中国人要跟他们斗!经历了那么多政治运动、遭受过多次重大生命和经济损失的中国人,这次还是有很多人轻易地就上了中共的当。被骗一次是没经验,一辈子都被骗是愚蠢的选择。愿更多的中国人成为真正的智者,不再做中共的舆论奴。

接下来我们看庚子赔款的对象,美国对中国人民的态度和做法,以及索赔最高、还用谎言和控制手段钳制中国人的苏共(中共的老大哥)。

四、庚子赔款的对象也包含中国人

庚子赔款不仅赔偿生命和财产受损害的西方各国,也赔偿受损害的中国人。《辛丑条约》第六款提及赔款对象是“各国、各会、各人及中国人民”。对此,习惯于接受中共党文化洗脑的人会感到意外和惊讶。的确,中国人也享受了庚子赔款款项。这还不是指后来的退款,是指在赔款对象中就包含中国人。

由于义和团运动使基督教传教活动在中国受到极大的损失,很多教堂被烧毁,里面的物品和财产被掠夺,甚至出现布道者生命受到威胁或被杀害。李鸿章曾奏称,直隶一省教民数万人被杀害,房屋数十万间被毁。因此赔偿的暴乱中的传教士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成了庚子赔款中的地方性赔款要求。其中,中国教徒也有权向清政府索赔。

如,山东传教士东西差会的赔偿政策中就包括如下款项:中国信徒也应该获得在义和团暴乱中,直接经济损失的赔偿;有些中国人没有受洗,但因为与基督教有联系而遭受损失的,或者是因为对基督教义感兴趣而遭受损失的,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索赔。

相关史料记载,山东潍县布道站共索赔4.5万两白银。北京差会应索取赔款109125美元,其清政府赔付中国教民10874两白银。因中国教民有时会夸大索赔项目与数额,所以基督差会会对他们做出审核,但对中国政府提出的“中国教民即华民,赔付事宜外国教士不必参与”,外国传教士们表示强烈反对,认为他们有权代表具有基督教精神的中国人索取赔偿。这从中可以看出西方传教士在赔偿问题上的慈爱胸怀与法治精神。

五、索赔金额最高的是俄国

庚子赔款索赔的14国中,索赔最高的是俄国,其次是德国、法国、英国、日本,之后才排到美国。见下列表格:

俄国因当时中国拒签关于交收东北三省的协约,一下子把赔偿款提高到1.3亿两。1917年共产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世界各国政府均不承认它。北京政府因此而停止了赔付俄国赔款,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但各协约国表示不同意,北京政府只好又继续赔付旧俄政府,旧俄政府表示绝不接济共产乱党。1917年~1920年,北京政府曾三次停付庚款。

俄国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巩固政权,为骗得中国北洋政府的信任和承认,曾于1919~1923年间先后三次发表对华宣言,声称放弃庚子赔款。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苏共说的只是一个漂亮的口号和骗人的幌子而已。1924年5月,中苏建交,缔结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对于庚子赔款,苏联一方面假惺惺地说放弃,同时又规定庚款用于优先偿还债务后可用于中国教育款项,但上述款项的分配须两国共同建立的一个委员会全体同意后才能执行。

也就是说,苏共同意不要中国人的钱了,但是中国人如何用这个钱,还得听我苏共的。这是共产邪灵的“控”术耍的花招,中共对此招数学到了家,运用娴熟。

六、美国率先提出退款并全额退款

美国在索赔当初就极力主张不能过度索赔。1901年4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电令美驻华全权谈判代表柔克义,坚持总额不超过4000万的要求。1905年,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向海约翰提出用白银代替黄金作为赔付方式,这样就不会因汇率变动而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大负担。海约翰认为梁诚所言极是,并表示美国索赔“原属过多。”

1907年12月,对中国人民有着深深好感和体恤的美国人首次提出退还赔款。美国总统罗斯福国会咨文中表示:“美国政府除确实费用及一切损失赔偿1165万元(美元)之外,所余1200万元,实为浮数,受之有惭德。应以之退还中国,以全友谊。中国已支付超过1165万元的部分(964万余元),分期于中国每年分付赔款内减还。”

同时美国国会咨文还表示,此笔巨款用于帮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使(中国学生)修业成器,伟然成才。”次年7月11日,柔克义照会清廷,确定退款。9月14日,清廷答书:“本国政府久感贵国邦交之笃,而无由申达谢悃,今大国如是盛举,何可不谢。”

1909年10月,中国诞生了首批47人赴美跨洋学习的留学生。到1929年,留美学生共计1279人。民国时期的很多教育界、学术界、实业界及外交领域的大家都是留美庚款生。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历任校长蒋梦麟、胡适、马寅初,浙大校长竺可桢(气象学家),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语言学家赵元任等。庚款生中还培育出了叶企荪、杨光弼、钱崇澍、郑之蕃、庄前鼎、顾毓琇等一批清华大学自然科学界的著名人物。

可悲的是,中共夺取政权后,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轻信了中共,留在了中国大陆,遭到了中共的残酷迫害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明慧网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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