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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军队究竟杀了多少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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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刺刀的俄兵将人群团团围住,……把河岸那边空开,不断地压缩包围圈。军官们手挥战刀,疯狂喊叫:‘不听命令者立即枪毙!’……人群象雪崩一样被压落入黑龙江的浊流中去。有的想拚命拨开人流,钻出罗网;有的践踏着被挤倒的妇女和婴儿,企图逃走。这些人或者被骑兵的马蹄蹶到半空,或者被骑兵的刺刀捅翻在地。随即,俄兵一齐开枪,枪声、怒骂声混成一片,凄惨之情无法形容,简直是一幅地狱景象。”

江东六十四屯位于精奇里江口南至霍尔莫勒津屯,黑龙江左沿岸地带,“南北一百五十里许,东西八十里许”。[1]这里的村庄是由清政府在清剿雅克萨沙俄侵略者时设立的军屯点发展起来的,通称江左旗屯。人们又习惯于以屯数命名,记载中出现过“二十八屯”、“三十余屯”、“四十三屯”、“四十八屯”等名称。[2]惨案发生前,这里有六十四个村庄,又地处瑷珲江东,故称瑷珲江东六十四屯。

在江东六十四屯进行屠杀的俄军(网络图片)

江东六十四屯的居民由汉、满、达斡尔族组成,据俄国当局一八八一年调查,“中国臣民达一万四千人,其中汉人八千六百人,满族四千五百人和达斡尔族九百人……共一千二百六十六户。”[3]达斡尔族居住在六十四屯东部和南部,满族集中在瑷珲对岸上下一带,汉族分散于六十四屯各处,或单独成村,或和满族、达斡尔族混合居住,其中绝大多数是山东山西的移民。[4]满族和达斡尔族在语言、服装和风俗习惯上与汉人基本相同,“同时讲话彼此都懂”。[5]三个民族都从事农耕,种植大豆、小麦、小米等作物;酿造烧酒,畅销黑龙江两岸;所需布匹和农具靠江右供给。居民人数,自一八八一年之后,俄方未进行过统计,一直沿用一万四千人这一数字。中国有关记载为七千余人或万余人,显然不是居民达到的最高数字。[6]据《阿穆尔报》负责人的估计,惨案发生前居民为三万五千人,除去临时居住的矿工等流动人口一万五千人,原有居民约二万余人。[7]

一八五八年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规定,中俄由额尔古纳河沿黑龙江至海口划界,右岸属中国,左岸属俄国;“黑龙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豁尔莫勒津屯,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着满洲国大臣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8]据此,中国黑龙江以北大片领土划归了沙俄,只保留了六十四屯中国居民的永久居留权和中共政府对这些居民的永久管辖权。

中国在丧失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保留了一点残存的权利,固然是中方代表据理力争的结果,但俄方代表同意保留,主要是考虑自己利益的需要。俄方谈判代表彼罗夫斯基说,“允许目前居住在左岸的中国居民居住一段时期”,“这对我们不但没有任何害处,相反,会有好处”,因为“我们的移民还需要他们的粮食”。[9]这段话不仅道出了沙俄允许保留六十四屯居民的居住权的真实原因,而且暴露了沙俄侵略者的极端虚伪性。他们在条约上信誓旦旦地保证“永久居住”,暗地里仅仅是允许居住“一段时期”。可以说从瑷珲条约签订之日起,江东六十四屯就隐伏下了严重的危机。

瑷珲条约签订后,沙俄加紧向黑龙江左岸移民,仅一八五八年就移入二千三百五十人,到一八六一年阿穆尔地区居民达一万三千六百二十九人。[10]移民以哥萨克和退役士兵为主,农民很少。例如一八六〇年移入男女农民共五百四十二名,而供“补充哥萨克军队”的人员达三千四百一十一人。[11]农民仅占移民总数的百分之十三点四。可见这一时期的移民主要是保证军事占领的需要。移民们不但不能为驻军提供给养,而且连他们自己的口粮还需要伊尔库茨克的承包商运来。[12]这种运输远不如就地补给便宜和及时,而江东六十四屯“年产诸粮,富甲全省”,很自然地成为沙俄殖民者们粮食的供应地。法国历史学家雨拉指出:“在这个地区半野蛮的俄国人当中,这些中国人是仅有的文明成分,他们是当地仅有的农民、园丁和工匠。没有他们,(俄国人)连生存几乎都是不可能的。”[13]正是这种经济上的依存关系,沙俄当局才在“一段时期”内允许六十四屯存在和发展。

苏联历史学家普罗霍洛夫无视以上历史事实,说江东六十四屯相当于中国的“租借地”,对俄国是“不平等的”,[14]似乎中国居民居留权和中共政府的管辖权是中国强加给俄国的治外法权,这就从根本上颠倒了俄中之间侵略与被侵略的原则界限。六十四屯原是中国固有领土。我六十四屯人民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开辟了自己的家园,理所当然地应当在这块土地上永远生息繁衍下去。俄方谈判代表同意保留中国居民的永远居留权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且事实上这些居民确给俄国殖民者以巨大的经济利益。它与帝国主义国家在国外强占的租借地毫无共同之处。普罗霍洛夫所谓“租借地”之说,无非是妄图证明沙俄霸占江东六十四屯的强盗行径,反而是“正义”的。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沙俄在远东推行野蛮的“俄罗斯化”政策,在大批移入俄罗斯人的同时,残酷地灭绝土着民族并迫害、驱赶中国居民。如何对待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人,逐步成为沙俄当局的一个“问题”。

一八八二年以前,沙俄每年平均移入远东的人数为六百零一人,而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九年每年平均达四千零七十六人。[15]且军役人员比例下降,农民比例大增。一八八三至一八九三年移入阿穆尔省的农民达一万二千七百九十八人,占移民总数百分之八十六点七九。[16]一八九四年阿穆尔农业人口增至三万一千八百五十四人。[17]农民增加,对耕地的需求量加大。阿穆尔省虽地域广大,但大都是森林、莽野和沼泽地,只有黑龙江上游和中游沿岸地带适于耕种。六十四屯这片肥田沃土就成为沙俄殖民者侵夺的对象。在这段时期,沙俄的学者、官员和军官们纷纷到远东调查和中国居民带来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当俄国居民数量还很少的时候”,中国人“是开发本地富藏的唯一劳动力”,[18]但随着“俄罗斯农业人口和一部分工业人口的增加”,中国人所带来的好处“将自然而然地消失”;[19]特别是“鉴于政治原因”,使中国人“离开愈快”,远东地区的“俄罗斯化也就越迅速”[20]。

在这片叫嚣声中,沙俄殖民者大肆蚕食江东六十四屯的土地。一八七九年占去段山屯草甸、牧厂(场);一八八三年占去“垦地二百四十余垧”,“荒地四十余里”。[21]在沙俄的步步紧逼下,六十四屯的面积缩小为长约一百四十华里,宽约四十二华里,约一千六百平方公里。[22]

九十年代初,沙俄将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和移民“联为一气”,移民如潮水一样涌向东方,“至一千九百年每年增至五万”。[23]海兰泡市的人口从一八九四年的二万余人,至一九〇〇年增至四万人,六年中增加了一倍。从而使阿穆尔省的土地问题更加尖锐,于是沙俄当局设法霸占六十四屯的土地,用以安插移民。一八九四年沙俄官员马丘宁提出彻底解决“结雅河畔(即江东六十四屯)满洲人”问题的报告,说一八六〇年的北京条约取消了中共政府对六十四屯居民的永久管辖权,如果认为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六十四屯中国居民“不但不受有关俄国臣民的法律,而且,也不受有关居住在俄国土地上的外侨的共同法律的约束,则是勿需证明的牵强附会。”[24]为此,他建议阿穆尔当局“应当毫不迟疑地公布北京续增条约”,对六十四屯中国居民“进行登记”,使他们“服从俄国的法律”。[25]同时,他还认为“无论瑷珲条约,还是北京条约,都没有规定中国人可以无偿利用划归俄国的土地的权利”,要求当局“立即着手将他们迁移出境的同时,向他们征收人头税和土地税,总共每年可得不下十三、四万卢布”。[26]马丘宁的方案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一取消中共政府对六十四屯居民的管辖权,二取消中国居民的居留权,将瑷珲条约的有关规定一笔勾销。

马丘宁的报告是对北京条约的恣意歪曲。尽管北京条约与瑷珲条约一样是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是它明确规定黑龙江左岸、乌苏里江右岸“遇有中国人住之处及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仍准中国人照常渔猎。”[27]所谓“照常渔猎”,当然是指中国人仍照瑷珲条约规定进行渔猎,就是说北京条约不改变以上有关地区中国人的现状。这一规定并非是对瑷珲条约的有关规定的否定,而是进一步重申了瑷珲条约的有关原则。这一点对当时中俄双方谈判代表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江东六十四屯中国居民的地位没有任何变化;一直由中国瑷珲当局实行有效的管辖。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副主席谢苗诺夫在一八九五年指出,北京条约“不阻碍签订条约以前在这块领土上居住的中国臣民利用在订约前他们所利用的耕地。”[28]就是马丘宁本人在同一报告中也承认北京条约“包含了瑷珲条约的全部内容”。[29]通过逼签不平等条约掠夺中国领土是沙俄贯用的侵略手段,但它从来不以条约中所得到的利益为满足,继续通过修改条约和曲解条约以勒索新的侵略权益。马丘宁对北京条约的歪曲,只不过是其中的恶劣一例。

在马丘宁报告出笼前后,沙俄阿穆尔省当局加紧了侵吞江东六十四屯的步伐。一八九三年,沙俄官兵“直捣补丁屯”,毁酒铺三十余家,“屯中聚酒成渠”,损失“三百余万之多”。[30]此后,六十四屯了无宁日。一八九八年,沙俄官兵在各旗屯“调查人民户口、房屋产业、六畜数目”,[31]企图强行征税,实践马丘宁方案的第一步。中国瑷珲当局“拨派官兵一哨,过江保护旗屯”,被俄军强行缴械,几乎演成武装冲突。[32]此后“俄人之骄横日肆”,终于积成流血惨案。

从上可见,沙俄随着在远东推行“俄罗斯化”政策的逐步加强,对江东六十四屯从利用转为蚕食,进而准备鲸吞。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是沙俄扩张政策的必然产物,或迟或早总会发生。东北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只不过是惨案的触媒剂而已。

二、惨案经过及有关惨案的几个问题

正当沙俄阿穆尔省当局准备夺取江东六十四屯的关键时刻,中国东北地区的义和团运动掀起了反抗沙俄侵略者的风暴,沙俄政府乘机用武力夺取六十四屯,进而强占东北三省。

当一九〇〇年六月初东北义和团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沙俄总参谋长就电令滨阿穆尔省总督戈罗戴科夫“密切监视”边境地区,为制止义和团运动的蔓延采取“相应的措施”。[33]六月二十三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发布上谕,宣布滨阿穆尔军区进入战争状态,[34]两天后,滨阿穆尔军区和西伯利亚军区同时实行军事动员,[35]四天后,这两个军区分别征召一万六千八百五十五名和九千五百一十五名预备役兵员入伍,[36]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军事动员。七月九日,沙皇命令两路俄军分别在伯力和双城子集结,待命进攻哈尔滨牡丹江,[37]黑龙江上空密布战争的阴云。

七月十五日,前往支援待命进攻哈尔滨俄军的两艘俄轮《米哈依尔》号与《色楞格》号驶抵瑷珲江面[38]。中国瑷珲驻军“飞渡往阻”,《色楞格》号开炮射击,[39]中国军队奋起还击,击伤《色楞格》号,重创《米哈依尔》号,击毙击伤俄官兵五人。[40]沙俄阿穆尔省军管省长格里布斯基率骑步炮兵赶到瑷珲对岸的俄军哨所,炮击瑷珲城。[41]中国黑河屯驻军以为俄军发起全面进攻,回击海兰泡。[42]这就是所谓黑龙江事件。

这一事件本来是沙俄侵华军事行动引起的,但是格里布斯基却以中国军队炮击海兰泡为借口,对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中国和平居民举行血腥的大屠杀

海兰泡市中国居民区和郊区有长期居住的华侨“几千人”,[43]较大的华商“二百三四十家”,[44]此外还有大量的中国雇工、小商贩和手工业者,[45]总数在万人以上。从实行军事动员起,海兰泡不断发生迫害华人的暴行,大批华人纷纷渡回江右。但长期在那里定居的中国人,因行动不便或因受骗未去,便成为沙俄屠杀的对象。

鉴于海兰泡市紧张的备战形势,中国居民的代表请示格里布斯基,中国居民是否要撤离,格里布斯基伪善地保证“决不允许和平的外国人受到骚扰”。[46]中国居民信以为真,结果上了大当。

七月十五日,格里布斯基下令禁止中国人渡江,并扣留所有的渡船。[47]接着市警察局开始“一无例外”地逮捕所有的中国人。十六日,全副武装的哥萨克和义勇兵闯入中国人的住宅和商店,不分男女老幼一齐押走,就连“怀抱的婴儿也被强拉了出来”。[48]

这一天共搜捕了三千至三千五百人,[49]先被俄兵包围在中国居民区,一些人往外冲逃,当场被杀害五六十人。[50]后来这些人被转移到市警察局,警察局容纳不下,当晚又被押送到精奇里江边一个锯木场里。[51]

十七日清早,俄兵将所有被押的中国人赶到上布拉戈维申斯克村,名曰“渡江”,实际上是将被捕者赶进江中活活淹死。[52]据刽子手的叙述和目击者的记载,当被押送的队伍到达目的地时,“手持刺刀的俄兵将人群团团围住,……把河岸那边空开,不断地压缩包围圈。军官们手挥战刀,疯狂喊叫:‘不听命令者立即枪毙!’……人群象雪崩一样被压落入黑龙江的浊流中去。有的想拚命拨开人流,钻出罗网;有的践踏着被挤倒的妇女和婴儿,企图逃走。这些人或者被骑兵的马蹄蹶到半空,或者被骑兵的刺刀捅翻在地。随即,俄兵一齐开枪,枪声、怒骂声混成一片,凄惨之情无法形容,简直是一幅地狱景象。”[53]“当妇女们把她们的孩子抛往岸上,而且乞求至少能搭救她们的孩子时,哥萨克却逮住这些婴儿,挑在他们的刺刀上,并将婴儿们割成碎片。”[54]经过这场血腥的屠杀,中国人“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满江洋。”[55]岸上“堆积如山的‘尸体’,大都是气息未绝的活人”,他们都被“一古脑儿地投入江流”,水面又浮起一层半死的人筏,翻滚着向东流去。[56]目睹这场大屠杀的人,无不感到“毛骨悚然和为之心碎”。[57]就连屠杀者也受到了良心的谴责,一个俄国义勇兵说,“杀人的一方,完全灭绝人性,他们不是魔鬼,便是畜性。在人世间竟能看到如此惨景,…简直就是一场恶梦。如果被杀的人都是些还有挣扎能力的男子的话,也许不会如此凄惨”,但是当看到“一些紧搂婴儿企图逃脱的母亲被纷纷刺倒,从怀中滚落的婴儿被碾得粉碎时”,“只有那些完全没有人性的野兽才能禁得住!”[58]

这种灭绝人性的屠杀一直进行到七月二十一日,[59]共夺去五千余名中国人的生命,只有少数人游到对岸而得以逃生。[60]七月二十二日,阿穆尔当局宣布海兰泡市内的中国人已被全部“肃清”了。[61]

七月十七日,阿穆尔当局举行海兰泡大屠杀的同时,另派出军队扑向江东六十四屯,对中国居民举行了“多次扫荡”。[62]俄兵“驱各屯居民聚于一大屋中”举火焚烧,大部分被活活烧死。[63]俄兵又“沿村发火”,毁尽房屋,枪杀居民,仅博尔多屯一地就杀害了上千人;[64]最后将“未及过江者,不分男妇老幼,农夫工匠,负贩商贾及民间各行等业一同逼入江中,通共浮水得生者不过六七十人,其余均被逼溺死江中,浮尸蔽江者数日。”[65]这次屠杀,又夺去了二千余名中国居民的生命。

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被害的中国居民的尸体壅塞在黑龙江水面,直到三个星期后还在江上浮游。一个俄国上校军官写道“七月二十四日(按:公历八月六日),我们一行人又乘船继续向前航行。…轮船很快就赶上一具溺尸。…在它后面又出现了第二具、第三具尸体。就这样,在黑龙江整个宽阔的河面上,一具具尸体漂游着,仿佛在追逐着我们的轮船。…很显然,这是在海兰泡淹死的那些最不幸的人。…在一个扁平的沙滩上,一下子冲上来很多溺尸。…‘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一,一百三十二’,尔上校轻轻地数着。这片浅滩远远地泛着白光,而由那些褐色和粉红色的尸体所砌成的长长的带子,就象花边一样镶在沙滩的水边上。周围的空气被严重地毒化了,我们都不得不用手帕塞住鼻子。…很难估计出我们这一天赶上了多少尸体。但是,据判断,仅在一个小沙嘴上,我们共数出一百五十具。可以想见,中国人的尸体是很不少的。”[66]

滔滔的黑龙江变成了一条流不尽的血河!这是江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屠杀,最大的悲剧,最大的罪恶。”[67]惨案已经过去八十年了,但今天重温这一段血与火的历史,它不仅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义愤,而且也不能不激起一切善良人民(包括苏联人民在内)感情的波澜。人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一惨绝人寰的悲剧?

沙俄当局振振有词地说,中国东北地区的义和团运动破坏了俄国修筑的铁路,杀害了俄国铁路员工和妇女儿童,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大屠杀是它采取的“报复”措施。

不错。东北地区义和团运动六月爆发,七月达到高潮,在短短的几十天中共拆毁铁路五百五十俄里,剪断了几乎所有的电话线,毁坏车头四十五个、平车一千六百节,烧毁桥梁四千五百俄丈和其他铁路设施,使东清铁路工程全部停工。[68]义和团破坏铁路是事实,问题的实质是这种破坏是正义的反抗斗争还是侵略行为,能否构成沙俄屠杀中国和平居民的理由?

吞并我国东北是沙俄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国策,而东清铁路的修筑是实践这一国策的中心环节。“沙俄远东政策的制定者财政大臣维特,围绕东清铁路的修筑,将巨额资本引入中国东北,以“经济占领”的方式,逐步实现其最后吞并的目标。[69]在他看来,只要保持住沙俄对东北“经济占领”的稳定局面,保证铁路工程的顺利进行,最后目标的实现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70]

东北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东清铁路和南满支线的工程正加紧进行,当时已铺设铁轨一千四百八十公里,共有车头二百零八个,车箱和平车五千四百辆以及其他大量建筑器材。[71]铁路沿线盘踞着六千余名全副武装的沙俄“护路军”。[72]旅顺口驻扎着一万三千五百名沙俄正规军,[73]封锁着满洲的门户。铁路一旦修通,沙俄大军朝发夕至,和以上武装力量“联为一气”,整个东北便唾手可得。东北地方官员指出:“俄欲得志于东三省,已非一日。比来创修铁路,是入据我心腹而制其手足,一旦修通,不伤一兵,不损一矢,而三省一时为敌有矣”[74]瑷珲的一个普通商人悲愤地说:“满洲简直成为俄国的了,将来铁路修成之后,俄国的压力将会更大”。[75]东北各阶层人民普遍地感到铁路的修筑和东北的存亡紧密相连。他们要扞卫民族的生存,就不能不阻止铁路工程的进行。毫无疑问,东北义和团对铁路的破坏,完全是反抗沙俄侵略者的正义行动,而沙俄为此举行“报复”和镇压,纯属维护侵略特权的强盗行为。

至于说东北义和团杀害俄国铁路员工和妇女儿童,完全是沙俄当局的一种恶毒煽动。六月二十八日,还在义和团破坏铁路之前,黑龙江将军寿山就电告沙俄建筑东清铁路总工程师尤哥维奇,俄国的军事动员将在中国东北居民中引起严重的骚乱,要俄国不要诉诸武力,并全力承担保证俄方人员的安全。[76]七月八日,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又致电尤哥维奇,再次呼吁俄国不要进攻东北;并指出俄国护路军杀人放火,恢复秩序已十分困难,要求将他们撤走,铁路全部财产交中国官员管理,俄国职员和平民由中国军队保送出境,待秩序恢复后重返施工。[77]但这一切建议,都遭到俄方的蛮横拒绝。

东北当局看到俄国决心侵华,不得不以武力驱逐沙俄护路军,以消除腹心之患。但对俄国职员和平民竭力保护。南满支线上的职员和居民,还在义和团运动爆发时就撤到了旅顺口,后来又转移到海参崴,未受到什么伤害。其余各段上的职员以及妇女儿童,根据《建筑东清铁路总工程师第i68号命令》,分别撤往伯力、双城子、海参崴、外贝加尔地区和哈尔滨。[78]鉴于哈尔滨集中了大批俄国非武装人员,寿山郑重通知尤哥维奇,为了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流血事件,他“建议立即将妇女、儿童和非武装的职员送走;并且命令各要塞和军队不得射击运载非武装人员的船只。”[79]尤哥维奇选拔一千名职员和工人编成义勇兵,与护路军一起留在哈尔滨负隅顽抗,将其余的非武装人员分批运往伯力,于七月十二日安全地运出第一批。[80]尽管中国东北当局竭力保护俄国平民,但沙俄仍然制造了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大血案。寿山在致尤哥维奇的电报中严正指出:俄国“工程师和工人目前正受到我们的全力保护”,“然而,你们却对中国人和江北所有的乡村居民进行大屠杀,你们怎么能支持这种暴行呢?”寿山表示他不为俄国的屠杀而对中国境内的俄国平民进行相应的报复,他仍然“严令所有的部队,并劝说拳民,不许他们过江去无理烧杀”,因为“这种行为是违背天良的”。寿山再次申明“如果留在哈尔滨的男人和妇女愿意回国,他们应当立即动身”,他和吉林将军共同负责撤离者的人身安全。[81]七月二十四日,俄国最后一批共二千五百名职员和平民从哈尔滨撤往伯力[82],沿江中国驻军未加拦截。东北地方官兵指出:“六月十五日(七月十一日)富拉尔基俄国监工人等,闻警逃避西路者约有数千名口,无不保送出境;其流落在后者,均交素识商人收养,毫无凌虐;由哈尔滨乘船顺流而下者,听其驶行,不准阻拦;凡此种种,均有电报公文可查。”[83]以上中俄双方文件证明,中共当局对俄国妇女、儿童和职员都采取了多方面的保护措施,直至俄方举行海兰泡大屠杀之后,这种保护政策始终未变。这一铁的历史事实彻底揭穿了所谓“杀害妇女儿童”之一说,纯属沙俄政府用以煽动俄国民族情绪反对中国人民的欺骗宣传。沙俄正是借助这种宣传,掀起了反华、排华和侵华的恶浪,并掩饰他们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

海兰泡受到中国的威胁,俄国人不进行屠杀,更大的屠杀将加到他们头上;海兰泡的悲剧是俄国人在非常时期“采取的一种非常手段”,这是国外有关着作中最常见的一种看法。[84]

“所谓海兰泡受到威胁系指中国黑河屯驻军炮击海兰泡事件。如前所述,这一事件是俄方挑起的,责任在俄方。中国军队既没有进攻海兰泡的力量,更没有进攻的意图。清政府多次谕令东北三将军“以保守疆土为第一要义”,“断不可越境构衅”。[85]寿山严遵谕旨,约束黑龙江省东西北三路清军全力防守。七月八日瑷珲当局探知俄军“七千人”将于九日“由陆路进发”[86]。寿山认为情报“如果属实,彼必假道瑷珲”,饬令瑷珲副都统凤翔“严守”[87],同时致电海兰泡当局代保三省铁路,企图以此“稳住俄人”,准备“抽兵入卫”京师。[88]七月十五日俄轮《色楞格》号等果然驶抵瑷珲,首先开炮,造成从陆路进攻的态势,黑河屯驻军炮击海兰泡完全出于自卫。接着俄军以野炮轰击黑河屯,双方炮火相交仅一个小时。[89]此后双方互有炮击,但俄方炮火一直占压倒优势,海兰泡伤亡总共不过二十人[90],而瑷珲“房屋十毁其八”[91],可见受威胁的不是海兰泡而是瑷珲城。在七月十七日沙俄进行海兰泡与六十四屯大屠杀的当天夜里,统领王良臣等渡过黑龙江,与俄军小股部队战于博尔多屯,杀伤十余名俄军。[92]但这次出击的目的仅仅是“保护屯民过江”[93],而且于第二天下午撤回,没有进攻海兰泡的任务,更谈不上对海兰泡的威胁。显然,那些认为海兰泡受到中国威胁的作者,不是出于种族的偏见,就是轻信了沙俄的欺骗宣传。

至于说居住在海兰泡的中国人企图烧毁全城以响应中国军队的进攻,更是无稽之谈。如上所述,中国军队根本没有进攻海兰泡的意图,当然就谈不上什么响应进攻的问题。海兰泡的中国居民除从事正当的劳动和贸易外,没有做任何违反俄国法律的事情。所谓企图暴动的唯一“根据”是据传在中国人的住宅和商店发现了武器和炸药。[94]但事实证明,这些全是警察当局为证明他们的残忍行为的合理性而“散布的虚假报道”。[95]经过彻底搜查,任何武器、炸药都没有发现。所谓“烧城”、“暴动”全是沙俄当局强加给中国居民莫须有的罪名。一个俄国记者指出,阿穆尔当局如果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把中国人“集中看管起来”也就足够了,象海兰泡那种毫无道理的大屠杀只能用“纯粹的残忍”来解释。

残忍、野蛮、贪婪、虚伪是沙俄军事封建集团的本性,而戈罗戴科夫和格里布斯基又是其中最恶劣的代表。他们一方面信誓旦旦地保证中国人的安全,另一方面向“全省各级当局发出书面命令,要把中国人处死”。[96]事后,他们又把全部责任推给下级,甚至转嫁到俄国普通老百姓的头上。格里布斯基于七月二十二日发布文告说,“近悉海兰泡的一些居民以及本官辖区内的农民和哥萨克居民,对居住在我国领土上的和平的中国人犯下了一系列暴行。进攻手无寸铁和毫无防御能力的敌人,不符合俄罗斯人的性格”,他接着宣布对杀害、抢劫和虐待中国和平居民的罪犯将送交法庭,“按战时法令严惩”。[97]这是一纸多么卑鄙无耻的文告!如果真的执行这一文告,首先受到惩处的罪魁正是格里布斯基本人。海兰泡的俄国劳动人民和中国居民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在大屠杀的严酷日子里,一些俄国居民仍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中国人。[98]当他们得知中国人被残酷杀害的时候,“许多人渴望提出抗议,并且表示他们对可怜而无害的中国劳动人民所遭到的野蛮待遇的极大愤慨。但是,在俄国这怎么可能呢?而且就是在十七日这天,海兰泡和阿穆尔省已经置于军事管制法的管辖之下,因而胆敢提出抗议的任何人都将立即被扭送到军事法庭。”[99]正是格里布斯基一伙窒息了俄国人民的正义呼声,制造了这场血腥的大屠杀,他们无论怎样辩解和推脱都洗刷不掉自己的罪恶。

斯大林指出:“沙皇俄国是以最残忍最野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压迫——资本主义压迫、殖民地压迫和军事压迫的策源地。…谁不知道,对土耳其、波斯、中国广大地区的剥削和沙皇制度对这些地区的侵占,和侵占领土的战争是融合起来了呢?”[100]江东六十四屯大惨案就是沙皇制度和侵占中国领土的战争融合起来的产物。

在义和团运动刚刚爆发的时候,沙俄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就叫嚣要“将满洲变成第二个布哈拉”,[101]主张以武力吞并我东北三省。全权指挥进攻我吉林、黑龙江二省俄军作战的戈罗戴科夫更是个狂妄的扩张主义分子,他梦寐以求建立穆拉维约夫式的“勋业”——吞并我黑龙江右岸和乌苏里江左岸的大片领土,将黑龙江变成俄国的内河。屠杀沿河两岸的中国人,拔除中国卡伦,夷平城镇,毁灭乡村,这一系列野蛮的暴行就成为他保证战争顺利进行和巩固占领新夺取的领土的必然措施。早在八十年代,沙俄军事当局就制造舆论说,“中俄一旦开战”,居住在俄境的中国人“将是中国最好不过的前哨”。[102]沙俄侵华战争的爆发是驱逐这些中国人的最好时机。戈罗戴科夫命令“在战争中”对中国人“只有烧杀”。[103]在他的煽动下,尼布楚、海参崴、斯特烈田斯克、伯力、双城子等地都发生了屠杀中国居民的暴行。[104]

戈罗戴科夫指挥下的俄军,其中一路的作战方向是海兰泡——瑷珲——齐齐哈尔,攻占瑷珲就成为这路俄军第一个关键性的战役。江东六十四屯地处精奇里江和黑龙江的左岸,与海兰泡和中国军事重镇瑷珲均一江之隔。俄军夺取六十四屯,就和海兰泡联成一气,牢固地控制精奇里江江口,对瑷珲和中国另一军事重镇黑河屯形成严重威胁。我江东六十四屯人民是在和沙俄侵略者长期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具有热爱祖国、仇视侵略者的光荣传统。他们平时耕作,战时服役,对国家履行应尽的义务。正由于江东六十四屯的地理位置和居民这一特殊地位,沙俄的大屠杀才首先从这里开始,而且具有极其残酷的特点。

俄军夺取六十四屯之后,立即以它和海兰泡为基地对中国东北地区举行野蛮的征服。戈罗戴科夫首先派俄轮驶入额尔古纳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摧毁中国沿江卡伦和村镇,[105]派骑兵深入乌苏里江左岸大肆烧杀。[106]接着俄军主力扑向黑河屯与瑷珲。他们将黑河屯“未及逃走的居民全部杀戮和投入火堆”,[107]“全部夷平了”这个“拥有五六千人口的城镇”。[108]在瑷珲城中“四向焚烧”,使“数千余房,毁尽为墟”,[109]只留下一座营盘和一个火药库供他们作战使用。[110]

沙俄当局在清除黑龙江沿岸地区中国居民之后,便着手归并中国领土。八月十二日格里布斯基根据戈罗戴科夫的命令颁布条例说,“前中国瑷珲城和黑河屯居住地及其附近的领土将暂时交给军事当局单独管辖”。[111]十四日,格里布斯基擅自将黑河屯和瑷珲分别命名为俄国“伊林斯基一号哨所”和“玛丽娜?玛格达丽娜二号哨所”,[112]只“暂时”管辖了两天就变成了长期占领。戈罗戴科夫在呈沙皇的贺信中说:“五十年前的八月一日(八月十四日),涅维尔斯科依在阿穆尔河口、该河的左岸升起了俄国旗,并奠定了我们对这条伟大河流的所有权。现在,经过顽强战斗,我们占领了阿穆尔河右岸”,从而将“巩固把整个阿穆尔河归并于俄国领土之内——使该河成为内河、而不是界河——的伟大事业。”[113]尼古拉二世对贺信极为赞赏,亲手批示“我衷心感谢军队打得漂亮”。[114]在沙皇的鼓励下,戈罗戴科夫进一步提出将中俄边界大大向南推进,以大兴安岭、伊里胡里阿赖、小兴安岭、那兰哈达、肯特阿赖、老爷岭等山山脊划界,“将额尔古纳河和阿穆尔河右岸以及乌苏里江左岸”中国大片领土划归沙俄版图。他同时提出在海兰泡对岸的黑河屯一带建立一个强大的军事要塞,以保证新归并土地的绝对安全。[115]

十分明显,沙俄在中俄边境地区的一系列屠杀都是和它扩张领土的军事行动紧密相连的。江东六十四大血案,只不过是沙俄血腥征服的开端。因为戈罗戴科夫等扩张主义分子不仅从义和团运动中看到中国“能够为种族斗争(按:应读作反帝斗争)提供巨大的兵力、金钱和精力”,而且还看到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者的潜在力量,他预见到“过不了几年”,“中国将以真正的暴力举行反对所有欧洲基督教世界(按:应读作反对所有外来侵略者)的起义”,[116]帝国主义列强面临着被从中国土地上赶走的严重威胁。对野蛮的沙俄侵略者来说解除这种威胁的根本办法,就是彻底清除占领区的中国居民,将黑龙江右岸的广大地区牢牢地掌握在他们手中。[117]为了掠夺和永久霸占中国领土,就是沙俄制造江东六十四屯等一系列惨案的根本原因。

三、关于江东六十四屯的交涉

一九〇〇年七月三十一日,海兰泡市议会举行会议,授权格里布斯基征用江东六十四屯中国居民所遗弃的粮食、家畜,收获庄稼,以供民用和军需,拍卖海兰泡中国居民的财产,利用中国人的住宅和商店为军用医院和军人宿舍。[118]中国居民的全部田园财产均被沙俄军事当局征用和没收。

中国居民的财产损失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据清朝东北地方当局的估计,仅江东六十四屯人民“所遗房产、牲畜、粮食、犁具及资财器物,估计约值五六十万卢布”,[119]另一种估计为三百余万两;[120]此外土地损失为“一百万卢布(每俄亩按十卢布计算)”,[121]总数不少于一百五六十万卢布。海兰泡市仅中国人开设的大商号就有二百三四十家,小商小贩布满全城。中国地方官员指出,中国“商人之赁屋于海兰泡及投于俄人之家者,积财至数十万之多,累日至十年二十年之久,如是者亦不可以数计”。[122]据俄国人记载,“中国人居住区有几百间商店和仓库,其中有价值千百万卢布的贵重物品”;[123]一个中国商人为求活命一次就交出四千卢布的赎金。[124]这些材料足可证明中国商人是十分富有的。海兰泡当局在大搜捕的同时,对中国人的商店和住宅全部封查加岗,被捕者遭到搜身,就连溺尸都被捞起搜查。[125]被难者除随身衣物外,其余财产和物品全被沙俄强盗洗劫而去。海兰泡当局拍卖中国人财产的借口是偿还俄国债权人,[126]但更多的俄国债务人却因中国债权人的被害而受益,[127]两者足可抵销。因而拍卖所得款项基本上部被当局据有。沙俄当局没有也不可能公布劫夺的财产数目,但据以上情况估计,中国商人、雇工、农民、工匠各类人所.损失的货物、现金、房产、家私、粮食等,绝不下于一百万卢布。一再加上六十四屯中国居民的损失,总共约为二百五六十万卢布。

沙俄违约强占江东六十四屯,屠杀没有任何防御能力的中国和平居民,掠夺他们的财产,是违反国际公法的。中共政府完全有权要求沙俄政府惩办罪犯,赔偿中国居民生命财产损失,恢复六十四屯中国居民的原有居留权和中共政府的原有管辖权。

一九〇二年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签订。条约第一款规定“东三省一如俄军未经占据以前仍归中国版图及中国官员治理,”一九〇七年沙俄交还瑷珲,中国黑龙江当局立即与俄国阿穆尔省交涉,恢复中国对江东六十四屯的原有权利。

一九〇七年八月十八日,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黑龙江省巡抚程德全行文瑷珲副都统姚福升指出,俄国当局“拍卖江东华民财产,擅收木税,损害极盛之森林,发票收租,凌虐中华之百姓”,凡“此项问题,容缓行提议”;但“所有瑷珲江东六十四屯地方”,应“照约交还”,并令姚福升“查照办理”交收事务。[128]此后的交涉集中在“照约交还”问题上,对中国居民生命财产损失摆到了次要地位。徐世昌所谓“照约”是以瑷珲条约为依据的。但他把六十四屯看成是“中国版图”,这就不符合瑷珲条约的规定,从而给根本不想恢复中国对江东六十四屯原有权利的俄国当局辩驳的借口。俄方同样援引瑷珲条约的规定,凡黑龙江左岸的土地都已划归“俄国版图”,六十四屯“并归俄国主权”。[129]将中方照会驳回。姚福升过江辩论,向俄方提出“瑷珲江左难户男妇一万余口,现今寄居江右”,但“江右人多地少,不敷耕种,非归江左,无可谋生”。俄方推诿因“事关重大”,“须候政府议定”。[130]东北地方当局交涉失败,便呈请外务部与俄国政府直接交涉。

同年十月和十一月,中国外务部先后照会俄驻华公使璞科第,要求俄国政府“将该江东满洲人向来居住处所,仍准照旧恢复其原住产业”,恢复六十四屯中国居民的居留权。璞科第大耍流氓手碗,说六十四屯原住“之满洲人仍留前居之地,自应保护所有权利,其已经离开该地者,自不能仍享此占地之权”,一九〇〇年“江左华民弃地逃回中国,现已将该地交俄民居住,碍难交还中国。”[131]如前所述江左难民是被沙俄赶回的,未及逃走的全部被俄军淹死,当然江左不会再有中国居民“仍居前留之地”的情况。因此,璞科第所谓“自应保护其所有权利”云云,完全是诡辩抵赖。俄方依恃强权,蛮不讲理。中方“据约辩论”、“据理力争”的种种努力,最后完全落空。

滔滔的黑龙江水在倾吐历史的悲愤,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笔八十年前的血泪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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