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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杰:中国爆发革命还有多久?为什么中共必将毁于脆断?

美国大选中,华人群体表现活跃,很多人力挺川普总统,尽管有些人并没有选举权。他们支持川普的原因也很明确,那就是希望延续川普对抗中共的强硬政策。有个朋友告诉我,他希望川普再干一届,能够帮助中国人推翻共产党。他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能够回到祖国。但也有朋友说不可能,中国社会具有超稳定性,中国人不同于美国人,他们不会为民主自由而愿意牺牲生命。美国的压力只是外因,改变中国的关键在于内因,在于中国人自己。美国总统不是中国总统。他的话应该说也有道理。中国会发生革命吗?

中国作家郭建龙的文章《警察国家必毁于脆断》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视角。郭建龙通过分析突尼斯埃及所爆发的阿拉伯革命,指出警察国家必然毁灭于脆断。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我们先说说突尼斯。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西迪布济德市的一个蔬菜水果小贩、26岁的穆哈默德·布瓦吉吉在早晨时,还充满了对生活的渴望,他的目标是买一辆运货卡车,好好做生意,供养家里的八口人,甚至还要帮助一个妹妹交大学的学费。可是中午时分,他却将自己身上倒满了汽油,纵火自杀

但是,如果仅仅追究这件事本身,人们却完全可以将它视为一个普通的执法事件,政府甚至可以坚持说,自己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为此,我们回顾一下案情。

这天早上,一位市场执法者、45岁的女官员哈姆迪负责在路上执法,她发现了布瓦吉吉的小摊,走过去检查他的证件。按照该市的规定,摆摊是需要证件的,而这证件需要由市场执法部门签发。布瓦吉吉没有这个证件,哈姆迪按照规定扣押了布瓦吉吉的蔬菜水果。随后,他们发生了言语的冲突,随后哈姆迪叫来了警察。经过认定,哈姆迪没有任何错误,小贩就是缺乏证件,属于非法经营,于是货物被没收。

布瓦吉吉还是不死心,这一次,他跑到了当地市政官员那儿继续申诉,还是没有效果。法律就是法律,没有证件就是没有证件,一个小贩没有权利去质疑政府法规的权威性。到这时,早上还幻想着买车养家的布瓦吉吉自杀了。在布瓦吉吉自杀后,并没有马上死亡。他在住院时,突尼斯的最高领袖、总统本·阿里甚至跑到医院去看他。总统认为自己也是仁至义尽,并没有做错什么。

在阿拉伯革命之前,突尼斯的统治者本·阿里已经执政了20多年。本·阿里虽然是一个独裁者,但在突尼斯的发展问题上,却是很有功劳的。在他的任上,开始大规模发展私营经济,引进外资、搞活开放,使得突尼斯人的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

问题出在本·阿里的维稳思路上。为了维持突尼斯形势一片大好的发展环境,必须保证政治的长治久安。为了保证政治稳定性,就要求反对派暂时闭嘴。为了让反对派暂时闭嘴,本·阿里不得不勉为其难地建立了超过突尼斯财政承受能力的警察力量,进行维稳工作。任何一个以维稳为目的政权,必须要建立一支超强的警察队伍,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

当数量庞大的警察队伍建立后,接下来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警察也是人,也需要吃饭养家。警察的数量一多,依靠政府财政吃饭的人数就大大增加。由于突尼斯的财政并不算宽裕,总统就不得不采取另一个做法:让警察自己去找食养活自己。也就是说,因为出不起高工资,政府给警察的薪水是比较低的。但是,警察可以通过一定的罚款来补贴自己。

维稳必须要有超过社会承载能力的警察势力,为了养活大批警察,又必须让他们自己搞出一定的收入,而警察为了获得收入,必须将许多生意变成非法,再从这些行业中获得薪水之外的收入。政府必须允许警察这么做,并在必要时为警察背书。但政府没有想到的是,一旦为警察背书,就必须为警察所有的行为负责;一旦有人死去,人们对警察的怒火必然会转移到政府头上。

另外,由于小贩的确是非法的,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都夹起尾巴做人,看上去警察可以为所欲为,这就产生了社会超级稳定的幻觉。

在维稳经费出现困难的时候。由于警察以维稳为目的,这样的警察执法效率会越来越低下,但是花钱能力却越来越高上。有一天,当政府财政出现困难,即便加上警察罚款收入依然无法保障警察的执法积极性时,社会就会出现脆断现象。这时一个小小的火星,都会引起整个社会的爆炸。

政府为了维稳而建立庞大的警察队伍,但最终破坏社会稳定的必然还是这些政府仰仗的警察。

说完突尼斯,我们再说说埃及。人们往往认为,埃及革命是一种传染的结果,也就是革命从突尼斯传染进入利比亚,再传入埃及——埃及革命不是原生性的。但实际上,埃及革命也是一种内生的行动,人们对于社会的不满早就隐藏其中,而爆发的导火索,也是维稳的警察们。

2010年6月6日,青年赛义德在一个网吧上网时,突然间遭到了埃及安全警察的突袭。安全警察将他带出网吧时,赛义德拼命反抗,遭到了警察的毒打。令人发指的是,在他死后,警察往他的嘴里塞了一些毒品,试图伪造他因为服食毒品身亡的假象。结果,这个青年不仅死去,还背上了携带武器、偷窃、吸毒等一系列罪名。由于人已经死了,连伸冤的机会都没有。

这个案子令人震惊,就在于埃及的维稳力量已经有了操控一切的能力。他们可以无故抓人,可以随便把人打死。他们随身携带毒品,随时用来栽赃。

埃及的政治和社会要比突尼斯复杂得多,穆巴拉克总统的前任萨达特就死于极端分子的暗杀,而穆巴拉克上台之后,也是大肆动用强力手腕,既镇压极端势力,也镇压反对派。这些措施都要求有一个超乎法律之外的维稳组织。

与前任总统相比,穆巴拉克实际上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减少财政开支,比如,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节省了一大笔军费。但是这笔节省出来的钱转瞬间又用在了内部维稳上,安全警察队伍的不断膨胀,使得总统还是养不起。到最后,穆巴拉克也采取了与突尼斯同样的措施:允许警察们自己找食吃。

结果,警察们立刻利用手中的权力,将组织黑社会化。他们随意抓人,随意制定规矩收取保护费。这种权力的扩张让人不寒而栗。

到了赛义德死亡之时,人们已经预感到,如果这种态势继续发展下去,那么任何人都不会再有安全感。这时的埃及已经处在脆断的前夜。但是,由于“超级稳定”的特性,很多人根本看不到任何的革命前兆,埃及仍然歌舞升平,一片祥和。

恰好此时,突尼斯小贩布瓦吉吉的死亡引起了埃及人的共鸣,于是,脆断终于发生,革命开始了。

谈完突尼斯和埃及之后,我们再回到中国。需要说明的是,文章中,郭建龙所称的是一个虚构的国家,是我将它定义为中国。闲话少叙,言归正传。

在中国,中国以维稳为目的建立起了庞大的警察组织,并钳制舆论,防止人们反抗。中国比突尼斯和埃及拥有着更多的人口,更广阔的国土,更要命的是,它有着更强大的政府,也拥有着更加逆来顺受的人民,同时,它的财政如此丰裕,想雇佣多少警察就可以雇佣多少警察。这样的一个超级国家,是否能够依靠维稳而实现长治久安,避免脆断的命运呢?答案是不可能。

首先,中国在很长时间内能够保持稳定。因为政府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依靠“往死者嘴里塞毒品”,或者“虚构嫖娼”的方式,将事情掩盖过去。由于人们缺乏怀疑精神,也必然倾向于认可政府的权力。

但是,中国最终还是会出问题,原因不在于软弱的社会和犬儒的人民,而在于维稳机构本身。

维稳机构每做一件事情,都必然会蚕食掉一部分的社会经济活力,在最初表现得还不明显,日积月累,即便经济再强大,也总有在维稳的幌子下被吸干的那一天。一旦经济被吸干,政府将无法再获得丰裕的财政;一旦财政无法养活庞大的警察群体,而政府又离不开警察的维稳,就必须允许他们自己找食吃。

于是,各种抓嫖抓赌,各种许可证,各种以维稳名义收取的费用,必然呈现几何级数攀升,警察们扰民的程度终将达到一个临界点。

在他们扰民增加的同时,执行能力却在逐渐下行,到一定程度,已经无法控制社会的稳定。这就是革命爆发之时。再大的超级国家,只要一旦走上了维稳的道路,哪怕持续的时间再漫长,也必然以脆断为结束,脆断之后的结局也必然更加混乱。

实际上,中国早已走在脆断的道路上。只是这种时间上的不确定性,让中共当权者抱有侥幸心理,但又时刻恐惧不安。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突尼斯和埃及爆发阿拉伯革命,都是由小的事件引发。但背后是警察维稳机制的恶果。当权者要维稳,保住江山就必然壮大警察队伍,而警察队伍又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一旦政府不堪重负就不得不放任警察利用公权力创收,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倒霉的是老百姓。当老百姓不堪重负、怨声载道,变革的火焰就开始燃烧、蔓延,并最终无法控制,革命就发生了。今天的中国与突尼斯和埃及何其相似,只是革命的后果会更加惨烈和悲壮。

责任编辑: 李华   来源:北京之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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