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郑自上任以来，“国家”“中央”不离口，今年的《施政报告》提到“国家”有53次，“中央”41次，有人问这“到底是国家报告还是香港《施政报告》”。在讲到通识科时，又说要培养学生认识“国家”，认识“宪法”与“《基本法》”，首先要“了解国家宪法要求”。
讲了这么多“国家”，林郑没有告诉香港人，“国家”是什么？事实上，在中国的所有文宣中，也没有清楚告诉人民，“国家”是什么？
国家，按普世含义或只是根据常识，它就是由人民、土地、主权这三个元素组成的实体。三者的优先次序，按孟子的说法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就是统治权，即主权的体现。孟子的经典说法是：人民最重要，土地其次，主权最轻。美国宪法第一句是：“We The People”，开宗明义由人民立宪。在现代西方文明国家，执政权力，即主权的合法性体现，源自每隔几年人民投票的授权。这就是主权在民的体制：民有，民治，民享，人民个人权利最大化。
香港《基本法》固然是根据中国宪法第31条而产生，但根本性质与中国宪法完全不同。中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这是国家权力最大化的条文。《基本法》没有这样的规定。中国宪法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列有许多公民的义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维护国家统一的义务，服兵役的“义务”，还有一连串不得这样、不得那样的规定。《基本法》“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的“义务”，只有一条，就是遵守香港法律的义务。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香港《基本法》与此相反，第37条订明香港居民有自愿生育的权利。前者是人民要服从国家，后者是人民有天赋人权。《基本法》第39条关于两个人权公约，规定香港如有关于居民权利的任何立法，必须限制都不能与两个人权公约相抵触。因此，《基本法》可视为人权宪法，是个人权利最大化的法规。
倘若个人权利最大化的《基本法》，不是作为中国宪法的例外法规去实行，而是服从于国家权力最大化的中国宪法，那么就会产生越来越深厚、尖锐的深层次矛盾。行政首脑越强调“国家”，与执着于个人权利的市民的矛盾就越尖锐化和表面化。
国家权力最大化的中国，怎样诠释“国家”的定义呢？中国出版的《汉语大词典》沿用列宁主义的解释：“统治阶级实行阶级压迫和实施统治的组织”。
中国现在的统治阶级是什么人？被压迫的是什么人？中国宪法凌驾香港《基本法》，会让香港变成什么模样？没有比中国无遮掩的宪法51条和《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更清楚了。
个人权利最大化的国家，讲到爱国，人民都明白那是基于宪法所保障的个人权利而爱国；国家权力最大化的国家讲爱国，会造就怎样的光景呢？作家柏杨1987年接受我访问时说：“这个国家不能再爱了，再爱就爱死了”，因为“几乎每一个人都是用害这个国家的办法来爱这个国家，用害这个民族的办法来爱这个民族。”
林郑无时无刻不表示她的“爱国”，在她的“爱国”施政下，香港作为国际城市的地位渐渐消失，发达国家开始禁制高科技产品输往香港，香港作为中国的白手套与发达国家联系、作为中国吸取外资的要寨地位趋于式微，对中国来说，香港渐失去利用价值。林郑所作所为，都是用害这个国家的办法来爱这个国家。再爱下去，香港死了，中国也被爱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