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亲历＊阿波罗新闻网

文字狱

1966年6月9号下午，我就读的武汉第28中学党总支组织全校师生批斗了彭大年老师。批斗他的理由，一是说他1957年以提意见为名向党发起猖狂进攻，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1960年给他摘了帽，是个“摘帽右派”；二是说他这次借批判“三家村”为名写大字报又一次向党发起猖狂进攻，不批斗不足以平民愤。于是，我和同学们积极、主动地参加到这场“斗争”中去了。

记得1966年伊始，在学校领导安排下，师生们就逐渐把阶级斗争当作主课，而把文化课当成副课，更加积极努力地学习毛泽东著作。自4月份批判《燕山夜话》以来，上文化课已经越来越引不起学生的兴趣，批判活动越搞越多，火药味越来越浓。到了5月下旬，学校由每周六下午只开一次大型批判会改为周五周六两天不上课只开批判会，以班级开会讨论为主。

6月份，政治空气愈发火热，开始发烫了。在第一个星期里，《人民日报》几乎天天发表社论，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等等，还发表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我和同学们都认为，期待已久的大革命终于来了，中国之大已经安放不了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因此一个个摩拳擦掌，感到天下国家全指望我们这些人啦。一股壮志豪情如烈火般在心中腾腾升起。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在这场运动中好好锻炼自己，争取成为新一代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很快地，“机会”就来啦！

那天上午，校园里一如往常，老师上课，学生听讲，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谁也没有料到，一场疾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正在暗中酝酿着。

我班第四堂课是物理，老师叫彭大年，给我们上复习课。他体态白胖，神情和蔼，语调温柔，教学行之有效，能与学生们打成一片，因此在学生中口碑不错。我不怎么喜欢数理化，因为计算太麻烦，特别是公式老记不住；但是对物理、化学课的非计算部分还是很感兴趣的。

正在上课之际，突然，学校共青团总支书记来了，叫走了班主席；过了一会儿，班主席又匆匆而来，叫走了团支部书记刘某，二人匆匆而去。对此，我也没在意，反正是领导又要安排大批判的事儿了。

那天，彭老师讲完课，自认为很满意，便布置了作业，乐呵呵地走了。

我午觉以后去学校，赶到学校后门时，只听得一片喧嚣声，又见各教室里人影走动。一进校门，就感到气氛不对，到处都是严肃而忙乱。办公室里，老师们在赶写大字报；来到班上，见黑板上写着“坚决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又见同学吕某满怀愤怒地在黑板上写下“彭大年是个老右派”七个大字。我大吃一惊：我的妈呀，骂老师啦！难道阶级斗争具体到我们学校来了？赶忙问别人是怎么回事儿。

听说是这样的：彭大年这次借批判“三家村”的机会大骂共产党。写“党”字，故意把“兄”写掉了。听校领导讲，这就是污蔑我们党是没有兄弟党的党，而毛主席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他这不是有意反党反毛主席吗？要是工人贫下中农写的，那一般是笔误；可彭大年是右派，那性质就不同了，那就绝不是偶然的，是他“右派”本质的大暴露。对这种“阶级分析法”，我当然是完全接受的。

那时分析问题，往往是根据你的家庭出身或政治身份来定性。你家庭出身是工人阶级或贫下中农，说错了话没关系，批评几句就算了；如果出身不坏，说错了话，批评就严厉些，有的也记入档案；如果出身不好，是“五类分子”家庭，还有资本家、曾担任过伪职如国民党的警察和投诚或起义的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出身的和被内部控制使用的人的家庭，说错了话，就要开批判会，本人要做检讨，要痛哭流涕，把自己骂得一塌糊涂，事后把你的检讨记入档案，成为你一生的包袱。

经过批判“三家村”的洗礼，我“知道”阶级敌人从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时往往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说着革命的词语、喊着革命的口号却干着反革命的勾当。我认为，彭大年不就是这样的吗？我要及时投入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去，和阶级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我开始写批判稿，可是批什么呢？从彭老师平时的言论里一时还真想不出有什么问题来，不过，我知道彭老师还有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夺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的胜利》，这个题目就有问题——无产阶级取得了胜利，有谁会去“夺回”呢，那只有地主资产阶级！所以他这张大字报就是暗中替阶级敌人说话的。分析到这里，我好高兴呐！就批这个“夺”字吧。写完之后，把稿子交给学生会——学生会主席是本班同学郑伯康，目的当然是希望能让我上台发言。

大会是在下午四点钟开始的。在响电铃的同时，同学胡某根据领导的安排，跑到门房猛烈敲打挂在屋檐下的钢板（钢板是在突然停电时代替电铃的）。学校的气氛顿时更紧张了。各班学生一个个慷慨激昂、怒形于色，以近乎小跑的速度汇集在大操场。

在一片仇恨的口号声中，几个学生提着木棒——这是练艺术体操用的——把彭老师押上主席台。彭老师脸色刷白，浑身筛糠般颤抖，几乎连台阶也上不了，后来被押送的学生七手八脚连推带拽给弄上去了，押到主席台右边角上站定，弯着腰在九十度左右。

发言的学生一个接一个走上台去，挥舞拳头，瞪着眼睛，扯起嗓子，激动地宣读批判稿；老师代表也有发言的，他们显得比学生更激动，有的老师喊口号不是举一只胳膊，而是举两只胳膊，还要蹦踏几下。大会进行了两个多钟头，彭老师就一直没抬过头，也没伸直过腰。最后，大会主持人叫彭老师滚下去写交待。彭老师还没来得及“滚”哩，就被愤怒的学生一把揪下主席台押走了。

那一晚上，彭老师在教师宿舍二楼一间寝室里写交待。学生们四人一组轮流值班，每人手持木棒，虎视眈眈地监视着这个阶级敌人，不许他乱说乱动。直到转钟以后，学校书记尹业陶老师来了，要学生记住毛泽东的教导，“不虐待俘虏”，准许彭老师睡一会儿。彭老师这才上了床，但不得放下蚊帐，于是只好用被单蒙头而睡。我亲眼看见彭老师在抽泣。有人吼了他一声：“别做鬼样子！”

第二天大清晨，担任监督任务的学生就把他提拎起来，要他自己读揭发、批判他的大字报。他读得结结巴巴，带着哭腔，满脸是泪水和汗水。学生们并不满意，就自发地把他拽到食堂里，令他低头哈腰，再把他批斗了一顿。斗完以后，又把他押到初中生上课的大楼，关在第二层的一个小办公室里继续写交待。高二两个班的学生每两小时一班，每班两个学生负责监督，严密注意并记录他的一举一动；如有异常，立即采取革命行动。

我就值过一个班。我看到彭老师一边写交待一边擦眼泪，不由得生出恻隐之心。但我立即“意识”到这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在作怪，便自己“提醒”自己，要提高警惕，不要被阶级敌人的表面现象所迷惑。现在想想，真不知说什么好。

那几天，有老师在我们面前表示，自己对彭老师早有觉察，发现这个人不对劲，心里在暗暗提防着哩。

若干年后，我想，当一个人无辜地被群体抛弃的时候，处境极其悲惨，其他人出于自保的动机，往往急于跟他“划清”界线，污蔑者有之，侮辱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拳脚相加者有之，一个个都“清醒”了，一个个都“聪明”了，这是觉悟呢，还是胆怯呢，抑或是残忍呢？

对彭老师笔误的政治性质的判定是不顾及法理依据的。别人也有笔误，并未说是有意“向党发动进攻”，为何偏偏说彭老师呢？当时的“理由”太简单了，也十分“充足”：因为他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阶级本质就是反动的，所以他的笔误就不是偶然的，而是其阶级本质的大暴露。

这种说法，是当年十分流行的所谓“阶级分析法”，即“定性在前，分析在后”。定性的依据就是家庭出身、政治身份和官方给予的结论。彭老师曾被打成“右派”，这个身份就得背负一辈子，对他的一言一行的负面看法就由此而来。这是相当荒唐的，但那时就是一种普遍的认知和社会心理。

还有：彭老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0年共产党就给他摘了“帽子”，就是不再把他当“右派”看待了。可是，1966年仍然按“右派”这个政治身份对待他。可悲又可恨的是，他们这样出尔反尔却毫不在乎。

那次斗争会是我平生第一次亲身参加的“阶级斗争”，不再是旁观者了。当时，我感觉好极了！

可是，我并不知道，这个事件改变了我整个人生的轨迹，因为就在13号那天，上面派的工作组来了，此后学校再也没有开课，我和其他所有的学生也被人为地提前结束了学生生涯，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直到12年后，即1978年下半年，我才幸运地考进由武汉师范学院函授科主办的函授大学，属于“五大生”（职大、业大、电大、函大、夜大）。唉！

批斗班主任

批斗彭老师之后，我和许多同学一样只觉得意犹未尽，还想大干一场。

6月13号下午，工作组进驻学校。我们感到会有新的斗争将要开展。我和几个同学在传达室里畅谈了一夜，仍然精力充沛。上午，我们班请了工作组的一个人到教室里听取同学们的意见。我们的意见相当多，主要集中在班主任舒先龙身上。

在官方组织的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的所谓“反动言论”的全国性活动，让我们“学”到了一种“本事”，就是从一句话里甚至一句话中的某个字上发现政治问题。舒先生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有这么一回事：我的同学巧巧1964年没考进高中，自愿下放到阳新县半壁（边）山农场，想投入农村激烈的阶级斗争和火热的生产斗争中去，锻炼自己，改造世界观。可是，到了那里一看，不是那么回事，每天就是出工——做饭——又出工——又做饭——晚上睡觉，单调至极，因此很灰心；更多的人是抱怨出身不好，来到这鬼不上门、鸟不生蛋的地方，一辈子全完了，因此女孩子经常啼哭、男孩子则唉声叹气。

巧巧写信给我和其他关系好的同学，诉说内心的苦闷。我见她情绪消极，就回信给她说：“上山下乡的人不见得个个都是好的，有真心实意的，有半心半意的，有被迫的。你是真心实意的，不要受那些半心半意的和被迫的人的影响。”

我把自己的观点在高中同学中也讲过。我以为我很有分析头脑哩，可是遭到舒先生的批判，他说：凡是上山下乡的，都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的，因此都是革命的，把他们分成几类是没有看到他们的本质，有煽动性，客观上在破坏上山下乡。这一番“宏论”，把我弄得稀里糊涂，分不清是非了。

舒先生还组织批判我说的一些他认为错误的话。例如我说过：“看一个人要看全部情况，要看本质。红旗在天上飘，难免沾染灰尘，你能说红旗不是红的吗？”我做梦也没想到，舒先生抠出“红旗沾染灰尘”这几个字，说我污蔑无产阶级专政，说无产阶级专政沾染灰尘就变质了。我说我没有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看人要看本质。他哪里听得进我的申诉，组织同学们开会批判我。以后在上课时又多次旧话重提。我内心是极不服气的。

一个班主任，竟然对一个世界观正在形成过程中的学生进行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还一再地旧话重提，这该多么无聊、多么荒唐！

这种无聊、荒唐的事并非只对我一人。对别的同学说过的话，他也能搞几句出来批一批。我班上一位胡姓的同学在作文中写了“老一辈总是要死的，我们不好好学习，将来怎么接好革命班呢（大意）”这样的话。舒先生居然“发现”了“重大”问题，就是污蔑革命老前辈，并拿出来在全班同学面前批判，弄得这位胡姓同学面红耳赤。胡同学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跟舒先生争论，竟至闹了起来。

舒先生下不了台，便伙同政治课廖教师把胡同学的政治课评了个“不及格”。这个“不及格”在当年可是非同小可的事，这意味着胡同学的思想“有问题”，属于“危险分子”的范围。这才把胡同学压制下去了，也给我们这些学生一个威慑。这样，他跟许多学生在感情上是相当对立的。

舒先生如此对待学生，首先是当时大的政治气候——1960年代初期大搞思想革命化，要狠抓阶级斗争，尤其是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更不能放松——的影响。他很可能认为，他抓住学生的只言片语进行批判，是在抓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哩，故而乐此不疲，近乎病态。再就是跟他的政治经历有关。

在1957年“反右”以前，舒先生说话比较随便，曾戏言“毛泽东长得像婆婆”、“刘少奇长得像猴子”、“周恩来是美男子”等等。这些话搁到现在不会把他怎么样，可在那年月都算得上是了不得的政治问题。他挨过严厉的批评，只是侥幸没被划为“右派”。从此，他很“注意”自己的言论。但是，他作为知识分子有好发议论的天性，迫于压抑的政治环境而不敢乱说，这对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来讲是相当痛苦的；同时，他又想以“好”的表现在领导心目中重建“好”的形象。

于是，他需要寻找批评的对象，来宣泄内心压抑和在领导面前争取表现。我和一些同学就成了这样的倒霉蛋。这样一来，他就难免跟我们这些学生“结仇”。平时，我们没有机会，可是运动一来，我们就对他“下手”了。别的同学是怎么想的，我不便断言；但我是想报复他的。我想用事实“证明”他才是真正“反动”的。

他经常说：“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嘛。我们绝对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说话的时候，脸上带着神秘莫测的微笑。我们怕他，怕他抓小辫子整自己，影响将来的升学；因为从1963年起，教育部门越来越强调“贯彻阶级路线”，就是在入团、升学等等方面，政策向家庭出身好的学生倾斜，向政治表现好的学生倾斜。

为此，不得不考虑跟他把关系搞好。不过，也跟着他“学”了这一手，就是抓住鸡毛蒜皮再胡乱分析、上纲上线，没有错也能弄出错来，小错也能弄成大错。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他启发我们批判一篇题目叫《友谊》的学生作文。该文据说是上海一个女学生写的。舒先生油印了很多发给我班全体同学，人手一份，叫我们先看，看看能发现有什么问题。

我和同学们都太笨了，无论如何也看不出问题来。他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说：“这篇文章讲的是两个好朋友要分别了，一个人送给作者‘我’一盆花，这盆花是友谊的象征。是吧？后来，这盆花遭到暴风雨的打击，是作者‘我’救下了这盆花。是吧？”我和同学们都点头说“是的”。

接着，舒先生严肃地问了我们一句：“在我们国家，是哪个阶级的友谊才会受到打击呀？”这时，我和同学们才“恍然大悟”地哦了起来——在我们这个国家当然只有地主资产阶级的友谊才会收到打击啊！就这样，文章的“反动性”终于被我们“看”出来啦！

由此，我们学会了他——不仅仅是他，也是那个社会——如何挑毛病、找问题的手法。以后，我们用他那一套来对付他，使他尝够了苦头。

文革工作组来到我校，起先没有出面组织什么批判会、批斗会，但是对学生批判老师的大字报、老师揭露学校领导的大字报和老师之间相互揭发的大字报，也从不制止。

看到工作组进入学校，我同学们都很高兴，因为整舒先生的“机会”来了。既然能够批斗彭老师，自然就可以批判舒先生。

批判舒先生可以找到“依据”。他平时跟学生说话也常常口无遮拦，例如他说“雷锋式”的好战士王杰死后“进了棺材也是革命的”、“王杰的每个指甲都是革命的”；“投机是不好，但投革命之机有什么不好”；“胡志明主席快七十岁了也没结婚，我没结婚怕什么”；等等。

批判“三家村”以后，我们“学会”了观察、分析所谓反动言论的方法，就把他说的话上纲上线一“分析”，觉得他更反动，就纷纷向工作组揭发他的“反动”言论，写成大字报贴在食堂里（贴在食堂里，一则食堂里有一面墙没有被“充分”利用，二则有很多师生在食堂用餐），并标上“醒目”的题目《舒先龙是扼杀青少年的刽子手》。面对我们的大字报，他只能目瞪口呆。

老师们揭发的“问题”更厉害。在当时那种特定的政治氛围下，人人自保，而自保的最“好”办法就是罗织他人的罪名，且越大越好，这样就把斗争矛头引到那个“罪人”身上去了，而自己得以脱逃。

这里要提到一点：舒先生和其他老师的一些所谓政治、思想问题，别人怎么会知道的呢？这是因为校方的提供或“泄露”。校方如何掌握这些情况的呢？原来，当时有一种官方倡导的活动，就是“向党交心”。本来，向党组织反映自己的一些想法，求得党组织的指点以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未尝不是好事。党组织也是这么讲的。我校普通教师都把自己的各种想法写在材料纸上，交给了党总支。

可是，事情并非像善良、单纯的人们想的那样美好。党组织往往在人们交心以后，把交心材料上的只言片语抄录下来，塞进档案袋——这就成了你难以辩白、无法否认的证据！滑头的人知道该怎么写，让党组织抓不到把柄；可是，那些过于老实的人就因此而倒了大霉。

老师们揭发，说舒先生讲毛主席在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开幕词的第一句话“诸位代表先生们”有语法上的错误，用了“诸位”就不能用“们”，不过人们习惯了，也就不算错了。这句现在看来没有问题的话在那时可是非同小可的呀——竟敢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懂语法！又查出他曾经说过“毛主席长得像婆婆”等等，条条够得上“惊天大案”！舒先生就这样被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在老百姓贴大字报揭发各种问题的基础上，工作组在一个多月后开始组织一次批判会，首当其冲的便是我班班主任舒先龙先生。

在小型批判会上，不知怎的，居然“发现”他是1957年“反右”时漏网的“右派”！所以，批他的时候都异口同声地称其为“右派分子舒先龙”。他浑身颤抖，脸上显出惊恐而又无奈的神情。最令他惊慌、也让与会者“义愤填膺”的，是一位女老师的“揭发”。那位女教师愤怒走到他跟前“揭发”他，说他自吹“可以倒着读毛主席著作”，并且质问道：“大家都是顺着读毛主席著作，你偏偏要倒着读！你说，这是什么意思？”这时，他脸上的汗顷刻间就流了下来。

其实，他是在别的老师面前吹嘘自己读毛泽东著作能够“倒背如流”，无非想以此博得领导的好感而已。可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时处处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的年代，一句没有问题的话也能被找出“问题”来。只要你被领导盯住了，随便罗织一个罪名是很容易的。舒先生的那句话就是这样被“盯住”了。

舒先生的狼狈相，我坐在第一排当中，看得清清楚楚。想到他平时训人的那副凶狠模样，心里那个高兴呐简直没法形容。

小型批判会以后，1966年6月的一天，在我校隔壁某单位的大礼堂，工作组又组织了一次大型批判会。

那时，武汉正热，总在三十七八度之间，热得令人窒息。可舒先生站在台上竟然浑身颤抖。

大会由军干子弟赵某主持，工作组幕后坐镇。不少同学都发了言，其中自然少不了我。在我发言过程中，每当我要舒先生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时，台下就响起“快说快说”的呵斥声。我太激动了，满面流汗。我看了一眼舒先生，发现他也是汗流满面。我好高兴呐，心想：你小子也有今天！

后来，工作组长拿起话筒说：“现在把这个坏蛋押下去，要他彻底交待。”

舒先生抬起灰白的脸，看样子已经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居然径直往前走，差一点就要栽到台下去。一位工作组成员拉住了他，把他拽向后台。

游街示众

8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我来到学校，听见喧闹之声。一看，原来是有些班的学生把那些被工作组判定有问题的老师押着在校内游走，边走边喊口号。我走到教学大楼二楼，只见初三(3)班的一群学生拎着一个女老师的四肢，吆喝着把她抬进本班教室。

高二(2)班的学生把正在教室里做清洁的彭老师推出来，按着跪下，还把一个又破又脏的字纸篓扣在他头上。彭老师不声不响，高举双手做投降的样子。有几个本班和外班的学生冲上去就是一顿老拳，打头打背打胸脯。彭老师躲避不了，只能发出哼哼声。

我班是高二(1)班，自然“不甘落后”，准备把舒先生拉出去游街。

第二天一大早，同学们到齐了。八点钟左右，郑某把正在劳动的舒先生叫来，扳着面孔地向他“宣告”：鉴于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罪行，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和高二(1)班文化革命小组决定把他拉到社会上进行批判。舒先生脸色惨白，浑身颤抖，看了看周围面若冰霜的学生，一言未发，就低下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