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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旭彤:社会精英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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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理想的世界实际上就是一个既能够让人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但是又最大可能保护人的最基本天赋人权的理想社会。但是从当今社会的一些最基本观念开始,人们已经完全无法理解这样一个社会。现今的社会实际上已经完全与老子的理想背道而驰。

接上文

3.个人与社会

3.1个人的人权、人道

人权是当今民主社会的政治基础之一。联合国在1948年通过的“人权宣言”,包括三种基本人权:安全权,自由权,社会经济文化权。人权的核心是天赋人权。对人权的不同理解也是建立在不同文明、文化背景之下人们建立的不同自我意识之上的。

天赋人权的概念常被认为是源自于基督教的教义,但实际上,同样的思想也存在于佛教、道教、儒教的思想中。不同的是中国传统上的个人自我意识与西方有很大不同,导致对天赋人权的表述有所不同,但是他们有着相同的核心内涵。

在这个世界中生活的人,总有按照自己思想、想法生存、生活的意愿。但是人的意愿又受生存环境的影响,如一些狼孩,就没有基本的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所以一直有一些正神降临人间,教导人们应当如何生活,如两千多年前的老子、释迦摩尼和耶稣。他们的教导构成了当今人类几大文明的道德伦理基础。

他们教导的共同点是:按照他们的教导生活,人将可以返回天国、神界或仙界。正神对人的教导是针对人心为基点的,所谓劝善,就是只能晓之以理,被劝的人有权听还是不听,接受还是不接受,因为强制改变不了人心。

这些正神们传法、传道的方式本身和传授的内容,为人类制定了一个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基本规则:人具有选择思想、生存和生活方式的自由。

当然也有一些魔鬼来到人间,他们会破坏正神的教导。他们喜欢暴力、强制,使用激发人们物质身体欲望来达到目的。按照他们的引导去生活,人会堕入地狱

因此结合“人权宣言”的定义,最基本的天赋人权,就是不受威胁和强制地自由选择自己的善恶思想、文化、经济生活的权利。

老子的《道德经》第八十章有: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老子理想的世界实际上就是一个既能够让人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但是又最大可能保护人的最基本天赋人权的理想社会。但是从当今社会的一些最基本观念开始,人们已经完全无法理解这样一个社会。现今的社会实际上已经完全与老子的理想背道而驰。

基于中华传统中层层递进、系统论式的自我认知概念,自古中华文化中,读书而仕者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高居庙堂者讲究以天下安危为己任,人与人之间有着以善为基点的固定伦理关系。

这种关系承认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谓之”君子和而不同“。当人们以善为基点确立这种不同而产生的人际关系时,也建立了一种礼教规范。这种礼教的约束,是引导人们按照正神教导而生活的环境,只是用于教化、改变人心,并没有剥夺人的基本天赋人权。但是用了强制约束时,则有损天赋人权。这也是过去中国百多年来一些人要破除所谓“封建礼教”的借口。

在西方,因为认为人是一个以肉身为基点的独立存在的个体,因此就对天赋人权添加了个体的各种自由权利的内涵。如把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变成了人和人之间人人平等。很多情况下,甚至把这种平等绝对化,如男女要平等地从事同样的体力活动,异性和同性都有同样的自由婚姻权利等。

这些权利部分是针对欧洲中世纪的宗教强制控制和王权对天赋人权的侵害而提出的,应当是基本天赋人权的衍生,而不是基本的天赋人权本身。另外一部分,则是人们不理解、抛弃基于真正生命本质而建立的道德规范后,只基于这个物质肉身生命的理解而建立的思想观念。

当社会无法为宗教的教义所劝导,而采用强制手段时,就脱离了宗教劝善的本意,不仅仅是人类社会的没落,也标志着宗教的没落。与此同时国家政权、政治和各种制度的作用就越来越重要。这些本身就是强制性的,因此对个人天赋人权的损害也是必然的。

3.2社会制度

当这个世界中的人逐渐增多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接触逐渐增多,那么人之间就会产生影响,就会形成人类社会。对于一个人来说,这种影响可能只是以理服人,也有可能是强制,既可能是劝善的,也可能是劝恶的。尤其是在人类进入所谓的文明社会后,各种各样能够对个体人施加强制力的组织、社会制度出现了。组织有政权、某些宗教组织、黑社会组织等,社会制度有土地私有制等。这些组织和社会制度都会不同程度地剥夺了个体人的基本天赋人权。

圣经中,完整地描述了一个政权的产生过程。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定居下来后,作为先知负有向众人传授上帝的旨意、排解纠纷、答疑解惑。人们信任他,愿意听从他的教导,他维护社会的方式完全是用讲道理,没有强制。所以当时他们这个以色列社会中的人应当是具有最完整的天赋人权。

后来随着事务繁忙,摩西有了助手来帮助他处理事务、调解纠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助手们越来越多,逐渐与摩西的继承人先知分离,独立处理事务,渐渐有了政府的形态。再后来,这个政府与先知们分庭抗礼,直至最后开始驱逐先知。先知们是依靠讲道理来调节社会矛盾的,政府是依靠带有强制力的法律等制度和组织来治理社会的。所以,政府、政权的产生,本身就意味着社会变异的开始。

讲道理、强制,善、恶这两者之间有四种组合:讲道理劝善,讲道理劝恶,强制行善,强制行恶。

当人们的道德观念维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时,只是讲道理劝善就可以使天下太平,这是圣人之治的时期,中华古代的三皇五帝,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后的先知治世,就是这种情况。当然同时期还有假先知的蛊惑。

随着整个社会人们道德的水平的下降,讲道理不能制止恶人的时候,就到了强制行善,以暴力制止恶行,保护善行的时期。如果掌握了强制权力的人也是恶人,那么就会出现强制行恶。

反思现在的各种社会制度,实际上从人生的开始就开始剥夺人的基本天赋人权。如现在的强制义务教育制度,为了保证国家的竞争力、个人在社会中的生存能力,强制人们从小开始学习一些科学、文化知识。这种教育本身实际上有着明确的价值取向,包含着无神论和对生命本质的理解等,极大地冲击了人对神的信仰等。

土地私有制则使得人们如果不能进入现今的社会经济体系,就基本无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或者说,人一生下来,就已经被迫选择了一种生活、思维方式,加上社会各种强力的文化导向,在选择遵循正神教导,还是接受魔的诱导这两个基本选择中,人很难有能够真正自由选择的余地。

在这种情况下,天赋人权的神授天予内涵正在逐步演变成人生物本能的自由释放,人们享受各种物质生活的权利,满足人的物质身体欲望和瘾好的权利。并且这种释放完全与自己生命本质的要求冲突,突破了神给人定下的各种行为准则。

标准化海量生产模式不仅推动了经济全球化,也是消费主义盛行的主要推手,造成了社会资源和人类发展动能的极大消耗、浪费。一个设计,标准化的海量生产,把产品的实用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但是其他方面的功能却也弱化到极致。

东西方传统的建筑物、雕塑等艺术品,给人创造了一个启迪人神性的文化环境。随着时间的过去,这些建筑物和艺术品具有着越来越高的价值。而海量产品,却会迅丧失事其价值。环境保护对这种大规模工业复制的负面影响有所弥补,但是远未能解决其本身存在的缺陷。

为了满足人们物质欲望的追求,大量的批量复制产品充斥着人们的生活环境,并迅速成为垃圾,创造了一批极其富有的人,也制造了大量物质贫乏的人。社会形成了一个物质产品拥有程度的梯度,这个梯度形成一个强烈的作用力,牵引人们去追求更高的物质拥有度。

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是维护、维持这样一个物质拥有的梯度,还是对其进行抑制和制约,是千百年来人类社会制度一直困惑的问题。过去中国传统中的重农抑末,在维持一个人类最长历史的文明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迅速崩溃。

这种有大规模工业复制生产的海量工业品在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物质欲望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们的基本道德伦理。现今的社会,是一个正在淡化人们的善恶观念,把人们的物质身体本能正当化的时期。所有也就有了民主与专制的对立,自由与奴役的对立。人类要借助于自己创造的复制财富来脱离上帝的约束,让自己物质身体的欲望自由发展,那么上帝就要重设这个世界。

4.对未来社会政治经济体系的要求

创世主创造了这个世界和人,并教给了人应有的生活方式,一定有其目的。当人类最终完全无法按照创世主的要求生活的时候,创世主会重设这个世界,这是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危险。人类可以相信一些自身来源的理论,如进化论,创世主也给予了人类这种选择的权利,但是当人们做出了错误选择的时候,也需要担负错误选择的后果,这是与权利同时授予的。

在当今人类社会政治经济体系已经完全左右了人的思想、行为和整个生活过程情况下,这个社会政治经济体系需要给人提供一个教育体系,为每个人提供对神的教诲、魔的诱导完整、充分的理解。

人类在五千年的发展历史中,不同民族、国家已经充分演绎了正神的教诲、邪魔的诱骗之方方面面,人在受教育的阶段,应当能够充分接触到所有这些经验、教训、理论、学说,对人的生命有正确的认知,能够认识到人真正生命的来源和本源,建立适当的自我意识,使人做出自己的判断时,有理性思考的充分依据。

有了足够自我思辨能力的人,社会应当给予足够的自我选择权,个人可以自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因为上帝给人创造的生存环境,并没有包括人必须付出全部精力去劳动才能生存的要求,人是可以自然的状态在自然界中生存。当今的经济、政治全球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把生存在这个世界中的人们纳入当今主流政治经济体系中,导致当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人们已经失去了这种选择的权利。所以这个政经制度应当把人的这个权利还给人。换句话说,这个社会应当给予人无需进入当今劳动经济体系,就能以接近自然状态生存的条件。

剥夺了人们这种权力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就需要承担人们做出了错误选择的责任,而掌控这个制度的人群首当其冲要对这种责任负责。

人们真正生命的本源具有着庞大的能量,人们在这个物质世界中的权势和名利只是这个庞大能量的极小部分投射。这种本源能量大的,投射多一些的,人所拥有的财富、权势就多。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正确生活方式,会增加自己这种能量,反之则会减小能量。

掌控了其他人选择权的人们,当被控制的人做出错误的选择而损失能量时,这种损失同样需要这些掌控着负责。权力越大,则责任越大。有些人是拿自己真正生命的全部做赌注,有可能会丧失掉自己真正的生命。反之,则会大功一件,惠及自己真正的生命。

当今的社会精英们已经通过物质财富控制了世界,如果这些精英们尚存善念,那么他们使用自己的权柄引导人们重新分辨善恶,提升人类社会的道德,将是一件利己利人大功德,可为当今的人们增加生存的生机。

为实现利益最大化、效率最优化和获取更大的资源空间,政治经济的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人员流动和不同地区、种群之间人们的接触,从而极大地增加了瘟疫的发生概率。实际上,人类历史中,因为不同地域间人们的接触,已经造成了很多民族、种族的消亡。

近代抗生素等药物的出现,使得人们开始不太顾及这方面的风险,全球不同地域人们之间的流动、接触开始史无前例地暴增。近些年来,科学家们也知道,在抗生素等药物的开发与病毒等变异的竞赛中,人终究会是失败的一方,全球性的大瘟疫随时可能发生。这次新冠病毒把这种担心变成了现实。

我们知道所有生物体的组织、器官都是由无数的细胞组成。这些细胞有着大致相同的功能,由细胞壁相对隔离。当一个细胞出现致命问题时,只需更换这个细胞,而整个器官组织不受影响。

如果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生命体的话,早期人类社会中的“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就如同这种细胞的隔离,户与户之间,基本物理隔离,防止了瘟疫的大规模流行。而现在的大规模人员流动,如同整个器官就是一个细胞,则必定使整个人类处于极大危险之中。所以在考虑利益最大化的同时,风险最小化的因素也需要同时考虑,从而才能设计出最合理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

事实上,当今的社会精英们有迫切的需求,设计一种合理的经济制度,引导已经被经济、物质利益完全裹挟的人们,从教育、人们选择自己生存方式的权利、社会的利益风险管理等方面,引导社会进入一种道德提升的良性循环发展状态。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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