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光头白须的老人穿著火红的无袖背心，独个站在法庭中庭位置，辩方席间没有律师。
“法官阁下，我系故意侮辱国旗嘅，我唔认罪。”古思尧用他粗糙的声音说，患了第四期肠癌和肝癌的他经过电疗后，头上已几乎没有头发，体重也下降了近七公斤，但瘦削且充满青筋的手仍直直地放在两侧。当主任裁判官询问需要多少天审讯时，古思尧说：“根据我坐监十次、八次经验，呢类型案件好快审完，我都唔想浪费证人、律师时间。”庭内律师们偷笑起来。
因去年七月声援黎智英等人时倒转举起涂满示威字眼的国旗，古思尧昨（28日）被判“侮辱国旗罪”罪名成立，酌情减刑一个月后，判监四个月，即时入狱。古闻言大喊“结束一党专政，打倒共产党”，旁听人士随即和应“撑住，阿古”。裁判官休庭前向古思尧表示，狱中的治疗不会比医院逊色，并称“本席希望你早日康复”。
古思尧去年中患癌，接受电疗后，精神不算好。尽管每天都有人勤他退下来休息，但即使在“保钓行动”黄金时代已过、身体不再年轻、泛民路线不再受年轻人支持的今日，每当问他可会后悔投身社运时，阿古总是坚定地否认：“抗争系我生命嘅重中之重，有抗争嘅地方就有我，所以我才会留在香港。”
作为上一代首批投身香港社运的抗争者，现年71岁的古思尧从左派热血青年，到与日本妹拍拖的风骚民族舞老师，再成为了今天癌症末期还被判入册的白发老人，到底抗争对他而言，还有什么意义？
古思尧独坐在荔枝角工厂大厦凌乱的家中。
从保钓勇士到奇怪反共伯伯
上庭前三日，阿古独自坐在荔枝角工厂大厦凌乱的家中，天花板的两盏灯都烧了，黑暗中他在微弱的黄光小灯前用放大镜读报，家中电视机正播放著共产党政治历史歌舞片《东方红》，画面中的劳动人民整齐划一地做出耕田舞步，为共产主义而欢笑高歌。
“我对共产党虽然恨之入骨，但佢啲舞蹈仲系值得欣赏嘅。”阿古解释。
古思尧的居所，前身是青山道钓鱼台行动委员总部。原为“保钓”物资负责人的他当时搬到总部居住，一住就住了二十年。曾经保钓运动是中港台最“主流”的抗争运动，不论权贵、平民、左右派人士都纷纷捐钱赞助保钓运动的支出，其中香港保钓人士陈毓祥更于1996年于钓鱼台海域跳海示威后遇溺身亡，激发新一波保钓风潮，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就是在同年成立。
2012年，古思尧乘“启丰二号”钓鱼船成功突破日本海上保安厅登上钓鱼台，及后被日本当局拘捕。当时连 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都出手，向日方紧急提出交涉，要求日方确保14位中国公民安全并立即无条件放人，日本政府最终在两日后决定释放及强制遣返登岛人士。
古思尧等人“凯旋回归”，在机场受到支持者热烈欢迎，纷纷上前献花及戴花环。他在直播期间向同行人爆出的一句“企开啲啦，屌你老母”，更令该片段不足一周便有30万点击率。问起他知不知自己最为人熟悉的金句是什么，他笑笑，解释指自己平时不说粗口，但当时有个他讨厌很久的人站在后面，才借机发泄一下。“其实佢企得唔前。”阿古大方承认。
现在近200呎的房间除了阿古一人之外，只剩下一箱又一箱细心地过了胶的剪报、街站道具及钓鱼船模型。
“有纪念价值，唔舍得扔啊。”阿古若有所思地说。
时至今日，对许多年轻一辈而言，古思尧可能就是一个社运常见的奇怪反共伯伯。访问期间，记者也遇上不少难分真与假的时刻，例如古思尧不时说中国国安联络他，叫他代国安向传媒发通知；又指自己多年来保持身体健康的秘诀，是饮尿；上庭当日，更有一封装满法轮功剪报的信寄到法庭，收件人是古思尧，法官无奈地吩咐法庭按程序备份，再转交给阿古，引起庭内律师们再次偷笑。
古思尧的“奇怪”，也包括癌症末期仍坚持高呼反共口号、倒转国旗并故意向记者展示拍照，致罪名成立，一切都令人感慨同时又摸不著头脑。
花在《毛语录》的青春
由2020年8月开始，《立场》记者三次访问古思尧。12月那次访问不久后，“启丰二号”因没有资金维修，正式宣布即将拆卸。拆卸之前，阿古最后一次走上已严重生锈的“启丰二号”，笑笑地指著船上的这张床、那间房，回忆十年前的风光日子。
去年7月，他因声援黎智英烧国旗被控“侮辱国旗罪”，9月底他再因被指2019年10月5日参与“非法集结”而跟黄之锋一同被捕。总是炫耀将会第十次坐监的他，上庭前数日又制作大字报骂中共，好像执意要犯一犯新出炉的《国安法》一样。他常对记者说，“抗争必然要坐监，要有冲击力、爆炸力、震撼力！”
这样反共的阿古，50多年前却是个左派干部。中山出生的古思尧，于五兄弟姊妹中排第三，父母都是教师，后来父亲被批斗为右派份子遭枪毙，母亲于是把子女一个一个送到居于澳门的亲戚家里。自小在左派学校读书的阿古，升中时成为了造船学徒，因而加入了工联会的造船工会。工会要求成员上“政治学习班”，他至今仍记得政治班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政治理论、国际形势…”阿古念念有词地数著。
阿古加入工会第二年就参加工会选举，成功当选为宣传干事。于是，一般年轻人都在青春时谈恋爱，他却把青春花在每天穿中山装，胸口挂上毛泽东襟章及红围巾，手中拿著《毛语录》，逐家逐户找工友和市民宣传共产党。
年轻时血气方刚，不时批斗其他工会成员是“台湾特务”、“阶级敌人”，古思尧之后也积极参与左派的“123行动”，因反对澳葡、港英政府而冲击市政厅。时为1966年。“当时除咗造船，其余所有时间都系去参与左派活动。我哋会成日去南京、毛泽东故乡观摩，睇又睇最好，食又食最好，觉得中国共产党一定系最伟大、最无私，系人类希望，所以跟党走系冇错嘅。好想做一个要求自己跟足共产党要求嘅人，????时日子都系咁过㗎啦。”
即使长大后知道亲生父亲被共产党枪毙，古思尧对党的信心也丝亳不动摇，“只觉得佢系死有余辜。”
年轻忠心的阿古本来前途无可限量，但在一次工联会书记选举中，他却发现工会原来一早内定人选，于是便与领导层发生冲突。自此，工联会就在澳门排挤他，所有船厂都不请他工作，古思尧决定离开成长之地，到以往最痛恨的英属香港寻找出路。
他自言，虽然发现香港不似共产党说的那么差，船厂更不似澳门的一样用人唯亲，空气更自由，机会更多，但他从头到尾也只觉得香港是个“赚钱的好地方”。阿古缓缓地数出一堆豪华邮轮名字，数著船上的不同游戏和设施，数著大洋船环游世界经过的国家—也说著他以往从未想像过、70年代的香港资本主义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