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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过年与春联 “新旧社会”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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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北京取消了新年庙会。图为民国年间,北京人新年逛庙会。(网络图片)

现在一些五十岁以下的人,一提起所谓的“解放前、旧社会”便以为是“民不聊生”、“水深火热”,是什么杨白劳、喜儿,扎根红头绳就过年了。可以说那全是御用文人的瞎编乱扯。笔者作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见证人最有发言权。

那时候过年,我亲眼所见,不说百分之百,起码也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欢欢喜喜的,而且都备有丰盛的菜饭、年糕,汤圆之类的食物。大人、小孩都要穿新衣、新鞋。稍微富裕点的人家,屋里都要张灯结䌽,椅披椅垫之类搞得一派喜气洋洋。而且那时民风古朴淳厚,贫者不存非分之想,富者乐善好施。一到了腊月,街上就有民间自愿乐于捐助的富人资助慈善机构,向有困难的人发放米、布、钱,愿去领取的人就去领。既不需要“居委会”、“派出所”开任何证明,也不会问你是什么成份,是城市还是农村人,是常住户口还是暂住户口。官方根本不介入这件事,更不会拿这来说事,以宣扬什么“社会制度优越”。而且我亲眼所见,去领慈善救济的人并不多,从来就没有人排成长龙,更不会像现在超市卖点便宜东西竟会发生拥挤踩踏伤人的悲剧。这充分证明那时贫困的人并不多,甚至有点困难的人还不愿去领,怕“丢人”,失了个人的尊严。做了好事的富人,从来不张扬,不吹嘘他给谁“送了温暖”,叫记者来拍个照,报导一下。谁要这么做,众人的口水都要淹死他。

当年我父亲也是捐助者之一,他教育我“有心为善,虽善不赏”,这里所谓的“有心”,就是借做好事来表演、抬高自己。所以做了好事,不要去张扬,更不要去图别人回报,因而反过来也没有人去冒领、多拿。我看今天为发点“低保”,往往闹得不可开交,什么“开后门”的、该得而得不到又哭又闹的、告状的,无奇不有。要是今天谁敢像当年那样敞开门不要任何证明和手续都可来领米、领钱,我看你有一百座仓库也不够。弄不好,还会发生踩踏悲剧。所以旧社会不是什么“水深水热”,而那时的道德水准和良好的民俗、民风更不是今天我们这个“新社会”能望其项背的。

那时过年的文化生活完全是民众自发自愿的,诸如敬祖祈福、演社戏,舞狮、舞龙灯、灯谜会,从无官方的政治宣传与说教介入其中。这些活动虽然没有今天“央视”的“春晚”那么富丽堂皇,却为民众所喜闻乐见。而且更不会耗费巨量的民脂民膏来为政治服务,为执政党脸上“贴金”。

民国年间,北京新年庙会。(网络图片)

我迄今印象尤深的是家家门前的春联。从腊月三十开始,家家门口都贴上一副对联。中间门枋上再加一横批,有的还贴上门神,挂上灯笼。春联的内容真堪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春联的内容以喜庆吉祥之语居多,如:“一门天赐平安福,四海人同富贵春”;又如“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福自来”。既有祝福也有劝导与期望,却从未见过对官方献媚吹捧的春联。哪怕是国民党的官员,也不会在门口去贴一副对联:“当官不忘国民党,幸福全靠蒋主席”,那会成天大的笑话。然而发牢骚却有,如:“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如此明显“不满现实”的话,官方也不会说他是“寻衅滋事”。可一到“解放后”,春联都变成了“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全靠毛主席”。溜须拍马屁成了“新常态”。而今春联在大陆普通人家已基本消失,只剩下机关单位门口一些政治口号了。

民国年间,春联含有丰富的传统文化。1949年后,春联在大陆蜕变为政治宣传。(图片来源:Adobe Stock)

1949年后,中华传统文化遭到严重破坏,文革期间大陆民众用政治学习过新年。(网络图片)

那时每年的大年初一,我常和父亲,还有我姑姑去街上闲逛,专门去看那“春联像大海洋”一般的盛景,也不时对写得别有新意的联语加以评价,这是那时过年一种特殊的文化品味与享受。记得在一家小店门前,主人既卖茶又卖点烟酒类的杂货。门前的一副春联是:“为人忙,为己忙,忙里偷闲喝碗茶去;谋衣苦,谋食苦,苦中寻乐倒杯酒来。”我父亲对此联很赞赏,认为既道尽了世情,也表现出了主人的洒脱与幽默。又如有副春联写道:“东风大胆敢梳柳,春雨细心更润花”。拟人化的手法,把大自然的春天写得多美啊!我们有一年在一家小商店门口看到春联写的是“财如晓日腾云起,利似春潮带雨来”。我姑姑笑着说“这主人吹牛的功夫恐怕天下第一”。当时我们确实还不知道中国人的“牛”可以吹到“亩产十万斤”这样的份上。何况人家吹的那“牛”并无什么害处,不像那“亩产十万斤”是要吹死人的。

2020年,最热门的对联。上联:忆往昔,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下联:谈今朝,有病没病,原地保命。横批:武昌起疫。(网络图片)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共骂国民党是“蒋匪”,国民党则回骂曰“共匪”。中共说蒋介石“亲美”,国民党说毛“亲苏”,互相对骂无止无休。川南某县有一老学究拟一春联讽之云:“‘蒋匪’‘共匪’究竟哪个是匪;‘苏亲’,‘美亲’不知谁家才亲?”外加横批:“天才知道”。

他显然不“知”这“伟大的新社会”不比“万恶的旧社会”,不容你“乱说乱动”。所以结果便是“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毛泽东语),此公便成了“反革命”。

另一例是七十年代一个“知青”在乡下过年,穷得揭不开锅,却引得他文思涌进,拟成一副十分别致的春联贴在门上。上联: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下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横批是:此中人语。这当然是《桃花源记》中的“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之意。确实当时的“外人”皆不解其意。

但后来他却在一次闲谈中,向一位他认为不是“外人”的“知青”同学吐露了真情。他说,上联是“缺一”谐音“缺衣”;下联是“少十”谐音“少食”,连起来就是“缺衣少食”。谁知他这位同学,想争取政治表现好早点回城,便去告了密。正在文革中,那还得了,结果作联者与那位老学究一样的下场。

春联竟引出如此的悲剧,行文至此,只好掷笔长叹!也更加怀念童年时过年伴亲人一道去看春联的快乐。所以我把这些写下来,算是留作一点纪念吧!

(原文有删节,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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