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中共病毒疫情对中国人权的影响”项目的研究报告，撰稿人为王庆民、杨子立、滕彪，统稿人为滕彪。
距中共病毒疫情在中国爆发已过去一年有余。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遭受新冠肆虐不同，中国在2020年年中就已基本控制了疫情。虽然现今又略有反弹，但整体上仍可以说取得了抗疫的胜利。这也被中共当局用来自我夸赞，作为中共体制的成绩乃至优越性大加宣传。但常被忽略的是，中国式防疫的背后，是建立在牺牲国民许多基本人权的基础上的，是“低人权优势”的又一次体现，反映的是正常国家无法复制的、中国特色极权体制的控制力。这非常值得人们尤其致力于推动民主事业的人士警惕和思考。
去年年初，在经过短暂的隐瞒和犹豫之后，中共当局在武汉实行了全面的封锁，并在不久后将严酷的封城和隔离措施在全国推行。商店停业、交通停运、社区封门，国民工作和生活完全停摆。各行政区之间更是设置了诸多壁垒，对外来者和返回者百般刁难。国民被切割在一块块格子般的区域不能活动，基本的人身自由和生活选择权被剥夺。任意羁押普遍存在，甚至公民的生命权也被肆意践踏。中共当局打压公民记者和“吹哨人”，压制新闻报道和言论自由。同时抗疫期间的健康码等措施，在疫情结束后继续作为严控社会的手段。中共借防疫之机大大加强了对民间的控制和打压，这导致了法治和政治体制的进一步的倒退。
（一）中共当局对公民记者和“吹哨人”的打压、对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侵犯
中国政府历来将公共卫生危机视为政治问题，与政治合法性、维稳绑在一起，这一次仍旧出于极权本能而掩盖中共病毒疫情真相，封杀舆论，并且施压WHO使其迟迟不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因此贻误了防疫的最佳时机。Southampton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假如中国提早两个星期采取行动，病毒的传播将降低95%。[1]中共当局对于调查报道中共病毒疫情中敏感问题的独立公民记者进行了严厉的打压，扼杀了新闻自由。如赴武汉进行独立调查的张展、陈秋实、方斌、李泽华，均在此后不久被捕。而被捕的原因，主要是对武汉悲惨的实况做了直白的描述、对中共当局一系列错误决定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例如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曾于中央电视台供职的李泽华，先后走访了在封城前夕举行“万家宴”的百步亭社区、武汉市殡仪馆、武昌火车站、P4实验室，期间曾被尾随。他在他的YouTube频道上公布信息。2020年2月26日，李泽华于武汉失联，疑似被捕。4月中旬才被释放。而公民记者、法轮功修炼者方斌，冒生命危险深入当地医院，曝光疫情的真实情况。2月10日被警方带走，至今下落不明。陈秋实曾采访香港反修例运动，2020年1月23日在武汉被封锁期间赶至该市，并在武汉中心医院、殡仪馆等多处实地探访。2月7日，有消息称被警方带走。[2]
公民记者陈秋实图源：推特
另一位公民记者张展，在武汉做了更多的采访，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她在文中直斥疫情失控根本在于体制，对官方掩盖真相、社会堕落的现实进行了激烈抨击。她的文章得到了海外网站的广泛转载，但在国内被封杀。她被捕后，艾晓明女士等人积极为她呼吁。在狱中，她绝食抗议，身体虚弱，后被强制灌食，遭受虐待。2020年12月28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张展有期徒刑四年。[3]
公民记者张展在武汉街头
当国内媒体在报道疫情中均三缄其口、规避敏感问题时，这几位独立人士尖刻的报道触发了中共当局的新闻审查系统和维稳系统，导致他们纷纷被“失踪”、判刑。中共当局还对其他揭露真相、批判政权的人士进行了打压。如撰写关于武汉封城期间情况的《方方日记》的方方，就受到由当局组织和引导的五毛群体的集中攻击，对她的侮辱谩骂及污名化持续至今。[4]谩骂与污名的过程，让人们看到了文革的影子。如有不少评论攻击她“给反华势力递刀子”，还有人说她“吃人血馒头”，骂她“心理阴暗”、“应该上精神病医院检查”、“老鼠又上街了”等等。她只是在尽一个公民和知识分子的责任，为民发声，并无造谣和煽动仇恨，就被如此对待。中共当局刻意不彻底封杀方方，是为了将其竖成国内民族主义的靶子，用来转移社会矛盾、引导舆论对疫情的态度。
还有许志永等关注疫情的政治反对派人士，也被当局所不容。许在疫情初期因发表针对习近平的《劝退书》，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抓捕。许志永等人早就是中共当局的眼中钉，这次被抓也是针对2019年厦门聚会的“1226大抓捕”的延续。[5]
如果追溯到更早，还有武汉中心医院艾芬医生的“吹哨”被训斥，使得疫情不能被早日发现和防控，才造成了后来的悲剧。只是对艾芬这样的体制内人士，政权并未重拳打击，保留了她的职务。这也反映了中共对待不同群体施以不同的专政手段，实现维稳成果的最大化。另有被认为是“吹哨人”的医生李文亮，因在微信群发布关于中共病毒疫情爆发的警告信息，被公安机关训诫，并在不久后因病去世。李文亮之死在微博上立即引发公民对言论自由的呼吁，但这种声音很快被互联网迅速删除。
以上这些只是迫害敢言者和公民记者的冰山一角。这背后反映的是全体国民受到噤声、所有国内媒体被审查的现实。在如此的舆论环境下，中共病毒疫情发生的原因、蔓延的过程、造成的影响，都无法被真实和完整的为人所知，自然也谈不上反思、改变和追责。这也是中共当局敢于实行不顾民权民生的防疫方式的原因。当生命苦难与人权侵犯被掩盖，专制的蛮横也就肆无忌惮。
（二）“中国式防疫”对于民生的损害
面对疫情，中共当局以封路、封门、封窗等方式防控。从2020年年初的武汉，到年底的乌鲁木齐，以及今年1月的石家庄、通化，“一刀切”的高压防控一以贯之。在一些图片和视频中可以看到，居民家门被用铁棍焊死，根本无法出屋。这在民主法治的国家是完全难以想象的。中共当局这些年在城市和乡村建立的网格化管理体系也发挥了作用，各地的派出所、村居委会等基层维稳机构，以联防联控等手段将国民摁在家中不得外出。对于冒险外出的民众，维稳机构通过拘禁、殴打、游街等方式进行法外的惩戒。
一个在疫情期间封闭管理的小区
武汉市民陈和建，2020年2月离家外出两个小时，回家时遭遇防疫管理人员的殴打，隔日因颅内出血去世。虽然医院称是因染疫致病去世，但他的哥哥、异见人士陈忠和与陈和建家人认为是被殴打致死。[6]在狱中服刑律师的余文生、政治犯黄琦等人也被以疫情为由禁止家属会见；[7]今年1月，石家庄爆出防疫的村干部将外出人员绑在树上……[8]
2021年1月，吉林省通化市因疫情采取封城封户，家家户户被贴上封条，很多人没有储备食量，网上订购无人配送，不少居民叫喊面临断粮断药。通化居民反映，“我们整个小区以及楼道，家里的防盗门全部贴封条，下边有人守着，根本出不去……家里东西快吃完，楼上的住户已经每天吃面条拌酱了，社区打电话不接，封小区之前鸡蛋涨到七块钱一斤，通化白山的酒店全部被征用隔离使用。”另一居民说，“我是F8号楼一单元901的住户，我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现在快要饿死了，请问一下我附近有没有家里有面包，或者方便面啥的，能不能隔着窗户给我点，给钱也行，我真的快要饿死了。”封城封户带来的不光是断粮的威胁，还有老人生病无法医治的严重问题。各地极端的封城封村政策加上模式民生的混乱的关系，造成了大量本来可以避免的人道灾难。[9]
更普遍的是，高压管控之下民生痛苦、百业凋零。且不说如旅游、餐饮、住宿等易受影响的行业，即便与人口聚集与流动无直接关联的各中小企业也被迫停工停产，店铺几乎全数关门，只要是无法在线远程完成的工作均告停止，失业人数飙升。这对于从事低端产业的普通工人、服务业者及农民工影响最为严重。人们生计无着，甚至债台高筑，承受着沉重的经济负担。[10]
生产的停滞也就意味着供给的中止。随着封锁时间的延长，国民基本需求出现严重不足的危机。许多国民面临食物短缺的处境；大量私人企业资金链断裂，濒临破产或已破产；因封锁措施导致患有其他非新冠疾病的患者无法及时就医[11]；一些外来务工者无处可去流浪街头……此外，还有高强度封锁和隔离造成的各种衍生伤害。
具体说来，在中国这种防疫的“休克疗法”下，农民工和底层市民受害尤其严重，基本衣食住行都难以得到保障。相较于欧美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大量发放救济金和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中国国民在疫情最严重、封锁最彻底、生计最艰难之时未得到一分钱的救助，非国企的私营企业也很难得到银行和政府的纾困支持。[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