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惊人之语 > 正文

举国致之 举国治之:中共刚性体制与中共病毒疫情之祸

CDT编者按:2019年12月8日,武汉发现27名不明肺炎患者;截止到2021年1月19日,全世界有9610万人感染上中共病毒,死亡205万。在过去的整整一年,几乎全世界都在努力抗击中共病毒。在病毒最早爆发的中国,中共病毒之战不仅更为长久一些,也显得略微复杂一些:疫情不仅仅是一个公共卫生的大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体制问题。为什么疫情最早发生地武汉的死亡和封锁会如此惨烈?为什么疫情起初会被瞒报?最佳的防疫机会为什么被错过?为什么到了后期,疫情爆发地中国的防疫反而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为什么世卫组织一年后才能进入中国进行病毒源头调查?一年之后,CDT编辑再次回顾媒体报道和分析中,这场巨大灾难背后的中共体制原因和人祸因素。

一从可控到失控,中共病毒疫情最佳防控时机是如何错过的?

一年后,回望这场巨大的灾难,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武汉错失了最佳防疫时机,中国错失了最佳防疫时机。为什么会错过呢?2003年非典之后,中国政府耗资巨大建立了一套可以从地方直通中央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然而,在此次疫情,它几乎完全失效,为什么呢?

曾出版专著《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的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周雪光,在中共病毒疫情刚刚爆发之时,便接受了BBC中文采访,从组织角度出发,指出中国政府在这场疫情上上的治理模式和特点:

中国政府动员体制是向上负责的,整个官僚体制像是一个高能量的机器,需要自上而下的启动,所谓令行禁止,上面叫你动就动,叫你不动就不动。有这种刚性和各种各样的纪律约束,出了问题就会有职业生涯危险,大家非常小心谨慎,特别在重大问题上,不得到上级的具体指示,就不能有自我判断和行动。事件的演变过程也反映了这种情景。我们看到,在高层发话动员之前,各地各级政府包括武汉的政府部门都是按兵不动的。一旦上面发话了,各地才积极响应,动员起来。这个状况和这些年的大环境很是吻合。BBC|周雪光专访:中共病毒疫情暴露“刚性”体制弊端

在周雪光教授看来,这样的刚性体制会导致三个问题:

第一,自下而上的信息流通困难;第二,启动应急对策的时间滞后。这两者是互相关联的。信息流动不畅或高度不确定,就会导致决策过程的拖延不决。第三个问题,是专业人员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的角色作用。

因此,即便有着直报系统,即便有着吹哨人,即便有着专业人士的呼吁,这场疫情的最佳时机依然被错过。

2019年12月8日,武汉发现27名不明肺炎患者;2020年1月1日,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消息,8人散布中共病毒不实消息被依法处理。此后,官方一直封锁有关武汉有不明肺炎的消息。

1月21日,第一篇指控官员隐瞒疫情的文章在网络疯传《我们已知的武汉肺炎的重要消息,都不是武汉官方首发的》,文章指出:

武汉市和湖北省前一阵子都在忙着开两个重要的会,有些武汉官员的想法恐怕是觉得重要会议期间要稳定,不要制造混乱。这种想法,从我2002年大学毕业进入武汉的新闻单位就有了,这些年他们也一直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干的:两会期间,不允许报道负面的新闻,要给两会营造和谐的氛围。

如他们所愿,他们舒舒服服开完了会,疫情也一步步扩散开了去。

2020年1月19日,武汉才派了了一个副市长出来介绍疫情。而武汉的第一例病人,出现在2019年12月8日。

此后,武汉肺炎的情况才陆续有媒体报道。1月25日,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武汉医生:疫情刚开始“整个不让说”》:

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林羽回忆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武汉市的策略都是“冷处理”。他所在的医院就通知,在没有单位授权的时候,不允许私自在公众平台谈论病情,不允许私自接受媒体采访,不仅仅是临床系统,包括院感、CDC那边消息管控更严重,“整个就不让说”。当时,医生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一再嘱咐就诊患者:“口罩、口罩、一定要买口罩、戴口罩”,甚至半开玩笑地嘱咐“不要去华南海鲜市场买东西,那里东西不新鲜。”

12月31日,武汉市政府公告称,共发现27例病例,其中7例严重,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消息:“目前病因尚未明确,不能断定是网上传言的SARS病毒。”

武汉市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还传唤了8名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的违法人员,依法进行了处理,并在2020年第一天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了这条消息。

从1月6日至1月10日,武汉市卫健委没再就“不明原因肺炎”发布通报。

1月27日,财新采访武汉市长周先旺《武汉市长承认前期信息披露不及时》,周先旺承认:

周先旺:这次我们的疫情其实各方面对我们信息的披露是不满意的,我们既有披露不及时的一面,也有我们利用很多有效信息来完善我们的工作不到位的一面。前面这个披露的不及时,这一点大家要理解,因为它是传染病,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它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这个信息以后,授权以后,我才能披露,所以这一点在当时很多不理解。后来特别是元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确定了这个病作为乙类传染病,并进行甲类传染病的管理,而且要求属地负责,从这之后,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而且在很多方面的一些强硬的措施上,不是慢半拍,那是可以说是硬了一拍,比如说关闭离汉通道的问题,暂停我们的城市的地铁、公交、轮渡,包括武汉出去的长途公交车,这是很果断的。

1月27日,后来被视为吹哨人李文亮医生,接受了北京青年报深一度采访,他在被训诫11天后便被传染住进隔离病房,同时,其父母也被感染。当天,这篇报道《北青深一度|受训诫的武汉医生:11天后被病人传染住进隔离病房》被全网封杀。在访谈中,李文亮出示了自己的训诫书,并说:

12月31日凌晨1点半接到电话通知,让我去武汉市卫健委。当时卫健委连夜开会,应该是应对疫情的会议,我们医院院领导、医务室主任都参加了。我没参加会议,让我在其他房间等着。会议结束,院领导询问了我一些消息来源之类的问题。凌晨4点多的时候主任开车送我回的家。12月31日被叫去医院监察科,去了两三次,有时候是监察科同事接待,有时候是纪委书记。反复问我消息来源,以及有没有认识到自己造谣的错误。后来要求我写了一份不实消息外传的反思与自我批评。说要院内处分,具体一直没有出来。1月3日上午,我又接到派出所电话,让我签了一份《训诫书》。

1月29日,账户名“小山狗”发表文章《记录一下首次发现新型冠状病毒的经历》,详细记录了2019年26、27日发现新冠状病毒的经过,同时作者也提出自己的疑惑:

为什么我们两天就已经分析出了这个未知的病毒是一个跟SARS很像的冠状病毒,并且上报了所有分析结果,官方要到1月7号才发布消息明确肺炎是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

要谈对整个事件的看法,最大的感觉就是失望,痛心,还有愤怒。我们都已经发现那么及时了,为啥现在还是没能控制住?让全国进入的疫情大战?更多的不是科学因素,也不是技术因素,而是决策和媒体。

这篇文章第二天被删除。

1月30日,公众号“BIOWORLD”发表文章《 NEJM实锤,12月中旬武汉中共病毒已发生人传人,是谁隐瞒发现,让疫情蔓延全国?》:

疾控中心的专家已经表明,2019年12月中旬已开始人传人。

但是,2020年1月10日,武汉官方仍称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直到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公开宣布了会人传人。

1月30日,有网友梳理了武汉疫情的时间线(《到底是谁耽误了武汉?》),最后总结出:

2019年12月8日-12月31日,武汉空白;

2020年1月1日-1月10日,武汉空白;

2020年1月11日-1月17日,自第一例死亡病例出现后7天,武汉一直通报“无新增病例”;

2020年1月20日-1月22日,最高指示发出,防控全面升级后2天,武汉才开始号召市民戴口罩,武汉相关领导还在参加春节团拜会;

到底是谁耽误了武汉?他们到底在害怕什么?谁为死去的人负责?

1月31日,著名公号“知识分子”发文《“瞒报”还是“保守”?一篇论文引发武汉疫情争议》,文章分析:

北京时间1月30日凌晨,美国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线了一篇关于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病学研究论文,瞬间引发舆论关切。

有批评者认为,论文提到的“2019年12月份即在密切接触者中发生了人际传播”,显示包括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在内的论文作者至少在1月初已经掌握了明确的人传人的证据,但外界直到1月20日才了解到病毒可人传人。也有科学家表示,该论文属于流行病学回顾性研究,数据采集和分析都是滞后的,为何一定要推演到“隐瞒疫情”。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CDT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本文网址:https://www.aboluowang.com/2021/0220/155947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