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真相到底是什么？
文章还提到，浙江大学教授王立铭在微博上就该论文提出的质疑，“新冠状人传人的证据被有意地隐瞒了！”
“从这篇论文的数据来看，国家疾控中心早在一月的头几天就掌握了明确的人传人的证据，那么从那个时候一直到1月20日这三个星期里，这个消息是在哪个步骤被掩盖了？是疾控中心的科学家为了发表论文，对数据密（秘）不外宣？是武汉市政府为了某些需要压制数据的公开？还是什么别的情况？”
王立铭的这一质疑迅速在网上得到数万人的转发和评论，两个小时后被删除。
与此同时，政府各个部门也开始了“甩锅大战”，《梳理一下这丑陋的甩锅比赛，比赛到哪回合了？》梳理目前为止武汉市长、疾控中心、国家卫健委之间互相甩锅，“没有一个自省反思的，全都是别人的责任，别人有错。”接下来，这个黑锅又会甩给谁呢？这篇文章几乎被秒删。网络上，追问责任的文章几乎是被删除最快的。
二运动式防疫与时代中的一粒沙
同时，周雪光教授还指出中共防疫模式的另一个特点：一旦上面发话，这个体制动员力量会是惊人的，而且会变成政治任务，不惜代价完成。最终，如同所有过去的悲剧一样，这将会成为一种“胜利”。
这是一个向上负责的官僚体制。这个体制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它对于执行自上而下的指令，可以非常迅速，非常有力，特别在运动式治理的高度动员阶段。但它的弱点是不能够有效地采集和传递自下而上的信息。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执行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传递自下而上的信息这两个方面是矛盾的。在自上而下高度动员的过程中，各级官员的职责就是执行指令，上面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如果这些各级官员还要扮演另外一个角色，要反映各地的不同情况，反馈需要因地制宜的情况，这意味着自上而下的指令需要调整，需要变通，这就削弱了自上而下动员体制本身的刚性。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上级领导说，这是政治任务，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完成。这种定势是不鼓励基层官员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的。在这样的情境下，组织内部的信息传递就难免受到阻碍。。BBC|周雪光专访：中共病毒疫情暴露“刚性”体制弊端
2020年2月18日，公号案例与法理便发出文章，质疑：释之先生：能以防疫之名乱来就能以任何借口为所欲为，批评当时防疫过程中出现的四个乱象:
一、不能以防疫之名为所欲为
二、不能以防疫之名胡说八道
三、不能以防疫之名羞辱人性
四、防疫时期社会治理更当守法
虽然，很多防疫措施遭到很多网络批评，但并没有让官方停止，甚至变本加厉。在这场全民动员的运动式防疫过程中，付出最大代价的是那些无名受难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连名字都未能留下。
那个坐在阳台上敲锣鸣病的人。
那个深夜追着殡车凄厉地喊着“妈妈”的人。
那个开着货车在高速路上流离失所没有归处的人。
那个坐着死去被家人抱住头等待殡葬车的人。
那个隔离在家中被饿死的人。
那个怀有身孕花了20万最终因无力承担而被放弃治疗的人。
那个怕传染给家人而给自己挖好坟偷偷上吊的人。
那个无处就医又怕传染妻小从桥上一跃而下自我了断的人。
那个90岁高龄为60多岁儿子排到一张床位而在医院守了五天五夜的人。
那个在求医院床位的微博下评论：“我家人刚过世了，空出一个床位，希望能帮到你”的人。
那个先是骂着求助者嚎丧影响心情随后又只能以同样方式呼救的人。
那个为求助而现学会用微博发了一句你好的人。
那个被盘查时用围巾捂住嘴，因买不到口罩而羞愧哭泣的人。
那个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家都死了只好孤身一人去民政局报到的人。
那个把抵工钱的口罩全部捐出去的人。
那个写下“安心赴死”“是时候奉献出自己”的人。
那个写下“能、明白”并印上红手印死了两次的人……
2020年底，中国数字时代将2020年年度人物评给了“时代的一粒沙——中国中共病毒疫情中的无名受难者”：他们或是求助者，以及无法得到救助而死去的人；或是死难者家属；或是身处第一线的医护以及工人；或是过度防疫的受害者、疫情次生灾害受害者：
【CDT档案】2020年度人物：“时代的一粒沙”——中国中共病毒疫情中的无名受难者
随着疫情的持续，这场灾难显然又渐渐变成一场胜利，被消失的不仅是这些不和谐的负能量，更令人触目惊心地是对新闻报道的管控。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有young周刊》不完全统计，“疫情期间有北青深一度、冰点周刊、财经杂志、财新网、澎湃新闻、中国新闻网等18家主流媒体和偶尔治愈等影响较大的自媒体的共计41篇新闻报道（推文）被删除或屏蔽”。（消失的41篇疫情报道）
消失的新闻报道（推文）中，从最早1月23日界面新闻刊发的《对话wh一线医护人员：所有隔离病房已饱和，身边已有同事infected》，到3月10日“人物”公众号刊发《发sz的人》，再到3月13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刊发的《wh中心医院医生：c染b留给大家反应的时间太短了》，它们有的消失得莫名其妙，很快被人遗忘，有的消失后仍储存在公众的记忆中。
根据《有Young周刊》的统计，2月4日到2月27日这将近一个月时间内，以及3月2日到3月13日这12天中，几乎每天都有新闻报道在互联网上“被抹去”。
从“被消失”报道的情感偏向方面看，由于它们大多涉及zf决策fault、湖北居民的困难处境、疫情的不容乐g等“负m事实”，所以它们大部分是负m的情感偏向。
因此，可想而知，民众此后也只能听到好消息了。如时评家长平所说：
正如每一场灾难一样，事情坏到底线，就再也没有坏消息了，剩下的都是好消息。数以千万计的国民的死亡，整个社会的崩溃，使得”改革开放”时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大快人心的好消息。人民能经商、能上学、能迁徙……这些在正常国家里理所当然的权利，在中国都要感谢党的英明领导。
中共病毒疫情又是一次自我歌颂的机会。在此期间，中共做得最稳健有序、可防可控的事情，不是医疗救治，而是宣传和维稳。即便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病房仍然会响起党的颂歌。如今出现新增病例减少的迹象，尽管千万家庭已经阴阳两隔，死亡人数仍在上升，党已经急不可耐地开庆功大会了。当然，这篇报道也迅速被404，与它所统计的那41篇报道一样，只能储存在公众的记忆中。（长平观察：只有好消息给你听了）
三那些说真话的人vs他们依然在说谎
如哈维尔所指出的，极权政府使用谎言和恐惧进行统治；而作为无权者的民众唯一的权力便是说真话，说真话也是对抗极权最好武器。
在中共病毒疫情期间，中共体制的谎言机制再一次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中国民众的对抗和勇气也在这次疫情中得到彰显。
据统计，2020年文字狱事件共有771起，因中共病毒言论而获罪事件截止到10月份有582起。从封锁消息、到大规模封号删帖、到中宣部派出300个记者到武汉、到各种穿帮的官媒报道、到利用女性身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到急不可耐高声唱赞歌歌颂战疫的伟大胜利，官方的消息一如既往地像一本拙劣的剧本，漏洞百出地上演，试图抹杀掩盖着一切真相。如索尔仁尼琴所说：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自己是说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
虽然中国政府一直隐瞒武汉疫情的真实情况，但依然有公民去现场做报道或是为保存记录对抗审查做努力，陈秋实、张展、方斌、李泽华等几位公民记者或是失踪或是判刑，瑞点星志愿者蔡伟、陈玫和小唐被拘押。
然而，无权者中国民众依然无畏地使用起自己唯一的武器：讲真话，求真相。
2月4日，许章润教授《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在网络热传，许教授在文中愤怒谴责。不久，因批评防疫，许章润教授被软禁。（批评官方应对疫情不利清华许章润遭软禁）
7月6日上午被十多名警方从北京的住所逮捕。7月12日，许章润获释回家。7月13日，媒体报道清华大学对许章润革除教职、开除公职。9月10日，企业家耿潇男和她的丈夫，因涉嫌“非法经营”，而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10月14日被检察院正式”批准逮捕”。据介绍，原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被四川警方带走时，耿潇男曾为他奔走呼号。耿潇男的多名好友怀疑，她被警方带走与早前公开为包括许章润在内的多名公共知识分子和异见人士发声有关。
2月7日凌晨，李文亮医生因新冠状病毒肺炎去世。作为此次疫情的吹哨人之一，李文亮医生的突然去世，在民众激起激烈的反响，自发组织各种活动来纪念李文亮医生，同时也表达对当局的不满，提出政治诉求，发起了一场讲真话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