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沈阳市，南塔下，文化路上的一个科研大院出生的。我们这个科研大院从1953年建所开始，某种意义上说，一直是处在一种“封闭”的状态中。说封闭，是因为整个大院都是用一人多高的砖墙与外部世界隔绝起来的，里面一半的面积为工作区，另一半是家属住宅区。职工们每日在所内上班，家属们的活动范围也基本是在大院中。院外东、西两边，有两个不算小的商店，供应院里三千多职工和家属的日常生活所需。院内还有个医务室，小病不用出院门就能得到治疗。我们这个科研所的“周围邻居”，也都是自成系统的单位：有几所大专院校，还有陆军总医院和空军司令部，这些单位也都是用高墙和外部世界分割，相互间没有多少来往。
我们这些科研所出生的孩子们，从小到大就是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中生活，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与成人世界相对应的孩子世界。职工们的工作是以研究室为单位来进行的，遇到需要自报家门的情况，都会说：我是一室的，三室的，八室的，等等。而我们孩子们的活动则是以住宅楼为单位来划分的，每一栋都是一个“堡垒”，由于这些住宅楼的侧面都有清晰的楼号标示，不同住宅楼的孩子便把自己所住的楼号当作自己的“单位”名称。初次相识，相互间都会问：你是几栋的？回答则是：1栋的，3栋的，12栋的，等等。
文革初期，我们大院一共有20栋职工宿舍楼，大部分是3层2门12单元的红砖楼。据说当时是按苏联式样来设计的。除了12栋、13栋是一单元3居室的高研楼－－高级研究员的宿舍外，其余的楼都是2室或1室的单元。我们这个大院，是两家研究所合用的，20栋宿舍楼也分别属于两家研究所。这样一来，孩子们互相的认识除了有“栋”的分别外，还加上了“所”的分别。
我所居住的12栋是高研楼，这个12栋的名号，对其他孩子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只要一报栋号，对方就会对你的家庭状态乃至社会地位有个初步的印象。12栋在文革前孩子不多，文革后，先后住进了好几户“出身好”的普通职工，他们都是些30多岁的人，每家都有几个孩子。这些孩子们的加入，壮大了12栋孩子团体的队伍，让我们在其他“栋”面前，也显得多了几分“力量”。
我对这个孩子世界的清晰记忆，是从6岁开始的，那一年九大召开，所内因文革带来的混乱开始平定，我也能比较自由地在楼外玩了。那时各个栋内部，“出身好”的孩子和“出身不好”的孩子也能玩在一起了。
文革初期那些年，除了和外公、外婆出门买菜外，我都是一个人在家里呆着。外面的世界很乱，我们的出身又不好，属牛鬼蛇神一类，大人们根本不敢让我到外面去玩。其他楼那些“出身好”的半大小子，经常欺负“弱势群体”。1栋有个老太太，做过大户人家的小老婆，无儿无女，晚年和侄儿一家住在一起。这个侄儿，由于“历史问题”，也在被专政之列。这样一来，这个老婆婆就成了那些“红后代”欺负的对象，只要她一出家门，就会有一群孩子围着她叫：地主婆，小老婆……
文革最混乱的时候，我和外婆出去买菜，也曾被这些半大小子追着扔过石头。1969年之后，所里的状况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我还是只能在家门口玩，不敢到12栋之外其他楼的地盘上去。
我们这20栋家属宿舍，每栋都有自己的特色。除了楼的设计有分别外，居住成员的“名气”让每栋楼有了独特的“色彩”。到访的外人也许看不出来，但在我们这些孩子们的眼中，每栋都自成体系，各有各的风格。离我们12栋最近的是1栋和13栋。1栋是一幢18户2门洞2居室的三层楼房，背对研究所正门的主道。文革时期所内唯一一座伟大领袖的画像，就在这栋楼的前面。我们大院所有的住宅楼都是南北向的，有的是坐北朝南，例如8，9，12，13栋；有的则是坐南朝北，例如1，2，3，4栋。从我对1栋有记忆开始，它的名字就是和一“流氓家庭”连在一起的。
1栋住有一特别的家庭，这家的父母我从来都没见过，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大院的工作人员。这家人出名，不是因为父母，而是因为他们有几个“不得了”的孩子。他们家有三个男孩，一个女孩儿。大男孩儿叫“老眼（音）子”，中间的那个叫“老三子”，小的男孩儿叫“老甚（音）子”，那个女孩儿最小，比我还小几岁，顺理成章地被叫做“老丫头”。据说“老眼（音）子”还有个哥，但似乎不在这儿住，所以我一直都不知道他的庐山真面目。我们院里的孩子们，没人不知道这哥四个的，尽管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他们真实的名字，甚至连姓什么也不知道，但一提起他们的外号，绝对是尽人皆知。
这个家庭是1栋的一霸，也是大院里数得着的“麻烦”。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干过什么，但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惧怕他们，不敢到1栋的周围玩。在我还是个小丫头的时候，这家的老大大概十六、七岁左右，中间的那个男孩儿十三、四岁，小的那个十一、二岁。我曾亲眼目睹过这小的哥俩欺负人的过程，很凶恶的样子，嘴上粗言秽语，手足并用地教训其他孩子。大院孩子们的世界里，关于他们的传闻很凶，有很多年，我都不敢靠近一栋，连经过他们那栋门口，都要看看是否没人。因为他家门口总是聚集着一堆堆的小流氓样子的半大小子，很恐怖。如果他们在，我宁肯绕远点，也绝不从他们的面前走过。
后来，我长到十二、三岁时，出于对这哥几个的好奇，我成了那个“老丫头”的玩伴。有一段时间，几乎天天放学后，都去找她玩。还从她的小哥“老甚子”那里借过一本禁书（书名忘了）。近距离的相处，令我消除了对他们的恐惧，神秘感自然也没了。其实他们也不是坏到哪里去，大概就像电视剧《血色浪漫》里的那些大院少年，把青春和精力都浪费在楼门口晃悠和打架斗殴上罢了。多年之后，和一位好友的兄长（也是我们大院的子弟，比我大3岁）说起借书之事，他居然把眼睛瞪得牛大，说：你还敢从他那儿借书？可见这几位少年在我们大院的孩子中间，真是“威”名远扬。
像1栋哥几个这样的“小霸王”，其他住宅楼也有，特别是在那些供所内低层职工居住的楼内。尽管他们的“名气”没有1栋这哥几个的响亮，但也足以让其他楼的孩子敬而远之。在我读小学之后，每天上下学的路上经常会遇上这类坏小子。由于我们的学校在研究所外，和研究所隔着一条小河，我们所里的孩子，每天上下学都要在研究所的西门，以班级为单位集合，然后一起步行10分钟过桥去学校。放学也是如此，全班回到西门后解散，各回各家。从我们家到西门这段路，便是我经常被“骚扰”的地方。上下学的路上，经常不走运遇上那些坏家伙们，不是被恶言恶语咒骂，就是被扔石头追打。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好些年，搞得我成天紧张兮兮。那个时候，我的父母都是被“专政”的对象，而这些坏家伙们的家长，则都是处于领导地位的“工人阶级”，所以，我根本不敢把这些事儿告诉我的父母，因为知道告了也是白搭，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不说，还很可能令问题扩大化，严重化，变成我们这个家的“危机”。整个少儿时期，我所生存的环境一直都是如此，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所里的那片天被重新翻过来，我才算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我从童年步入少年的日子里，整个社会极度动荡，物质极为匮乏。那个年代的孩子们，家里没有玩具，放学后也没有太多的作业（即便有，很多人也不写），课余时间能干的事，就是在外面晃荡。所以，到户外玩耍是我们童年的基本游戏方式。那个时候，我们有很多游戏种类，都是集体参与形式的，要几个人才能完成。女孩子跳橡皮筋，跳房子（在地下画上格子，用碎砖头小瓦片扔进格子，然后单腿在格子里边跳边将小瓦片踢到下一格）。母亲曾说过，民国的时候，女孩子们也玩这个，跳的方式几乎和我们的相同。跳橡皮筋虽然三人以上就能玩，但大多数时间都是五六个人，甚至七八个人一起玩。跳的时候，还要唱歌谣，要随着歌谣的节奏来跳。我现在还能记得其中一首：
江姐江姐好江姐，你为人民洒鲜血，
甫志高甫志高甫志高，你是人民的狗强盗、狗强盗……
这都是什么破词，也不知道谁编的，但当时我们都唱得津津有味儿，没有哪个孩子有异议。
女孩子跳皮筋，跳房子，男孩子们弹玻璃球，扇烟纸，打“片奇”，也是几个孩子凑在一起玩。小时候，我是个假小子性格，加上12栋年纪相仿的孩子中，本就是男性多过女性，所以，我没少掺和这些小男孩子们的游戏。
弹玻璃球，就是在土地上挖上四五个小坑，然后把小玻璃球从一米外往一个个小坑里弹，出手准确，失误少的那个就是胜利者。东北的冬天很冷，弹球时把手从棉手套里拿出来后，不到一分钟就冻得僵硬。为了减少失误，弹之前，每个人都把夹住小球的拇指和食指放到嘴边，拼命哈气。一只只小黑手，一律的标准哈气动作，作为童年游戏记忆的一部分，这一切永远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扇烟纸的游戏没有场地限制，玩起来很方便。就是用大人们抽剩的烟盒纸，叠成三角形模样，放在地上用手扇。能够把烟纸从这一面扇翻到另一面则为赢。不是一个个扇，是几张一起扇，并不容易呦。能扇过来，有多少都归你。这样的游戏，赢者很有胜利感。
打“片奇”也是大同小异，只不过是用硬纸片代替烟纸，方圆不整的各种纸片上，还要盖上红，蓝，黑三色的，张飞，赵云等一些历史名人的头像印。玩的时候，用一张圆纸片往另一张纸片上打，把它打翻身就算赢，这一张被翻过来的就归赢家。
除了上面说的这几种，还有一些跑着玩的团体游戏，抢军旗，藏猫猫，打仗，等等。这些游戏都要求参与者绕着住宅楼四周围乱跑。那年头，楼的前后宽敞开阔，不是养鸡棚就是玉米地，为这样的群体游戏保留了足够的活动空间，只要凑够人数，随时都能玩。
文革后期，我们大院开展了一项“向阳大院”活动。这是全国性的“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基层”的重要工作，要让每个居民大院都突出阶级斗争这个纲（当时还拍了一部电影叫《向阳院的故事》）。但在我们这儿，这项活动的目的在我们孩子眼里就变成了是要每栋宿舍楼都管好自己的那片环境，增加一些业余体育设置。活动开始后，别的改变我没看到，就是我们12栋宿舍楼旁边，多了个用烂砖头砌成的乒乓球台，我们这些孩子有了一项新的体育游戏。记得向阳大院成立的那个大会上，主持人还写了一幅对联：
向阳大院锦绣前程无限好
社会主义光芒万丈照全球
会场就是大院毛泽东塑像的前面，各栋都要派人参加，我跟在大人们的后面，也列席了会议。
不是每栋楼都有这样的乒乓球台，这个设施吸引了不少其他楼的孩子们来玩。时至今日，我还是喜欢打乒乓球，家里就有一张正规的乒乓球案，夏天天气好，就摆在后院，全家人一起玩。这一切都和少年时的经历有关。这个以“狠抓阶级斗争”为目的向阳大院却培养了我一项体育爱好。
我们大院的两个研究所，每个都有自己的礼堂。那年头，礼堂既是职工们开大会的地方，也是放映电影、表演节目的地方。尽管那年头只有八个样板戏，《地雷战》、《地道战》这样的几部电影能够放映，但对我们这些孩子们来说，这个礼堂也称得上是生活中的梦幻所在。
我们这个研究所的礼堂，位于工作区外，宿舍区的前面，是一个有40排座椅，每排30个位子的大礼堂。天花板距离地面有3层楼高，左右两边各一排大窗户安在离天花板很近的地方，人坐在里面，感觉很宽敞，空气流通得很好。每次放映前，管理人员会把玻璃窗外面一层木窗关上，以保证礼堂内的黑暗度。礼堂前九排中间10个座位是皮椅子，其他的椅子则全是木头的。我们家住在三楼，从卧室的窗子望出去，能看见礼堂围墙最上面的部分，下面的那部分，被研究所的食堂挡住了。
那个年代，所内建筑物的墙上不刷上标语口号的几乎没有，礼堂这样的规模，更不会例外。文革初期，我看到的礼堂高墙的口号是“打倒李×”（我们的所长），后来又变成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四人帮”倒了以后，上面有新精神，建筑物上所有的标语口号都要去掉，结果，我眼前的“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被刷上了一层白灰，可惜，白灰不够浓，下面的字还是看得很清楚。直到1981年春节我们搬家，那“解放台湾”几个字还是若隐若现地摆在那儿。
我们的礼堂文革前就是个小电影院，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被家人抱着在里面看电影。王心刚主演的《海鹰》为我留下了中国电影的第一个印象，文革后这些旧片重放，许多情节我都能回忆得起来。文革初期，礼堂里不再放电影，取而代之的都是些斗人的场面，记忆中有一次全所的揭发批判会，我们这些小孩们还列席了会议。过程内容完全不记得了，脑海里只剩下那些站在台上挂着牌子的人。八个样板戏拍成电影后，我们的礼堂又开始放映电影。《智取威虎山》是我看的第一部样板戏电影。这大概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事情。我很不喜欢看样板戏，京剧听不懂，舞剧又是哑巴不说话，没意思。当然总比没有好，至少还有画面。从那时开始，电影走进了我的生活，大礼堂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地方。
70年代中期，大院和全国各地一样，也开展了学习小靳庄的活动。这个小村庄因唱样板戏，批林批孔搞赛诗会而闻名。它是江青树起的一个在农村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所谓典型，在全国广为宣传。我们这个科研大院，每个研究室都要“载歌载舞”地开展运动。各研究室的职工们轮流在礼堂排演节目，人人都要参与。这样的运动形式，和今天的“唱红”是一个路子，都是以意识形态为目的运动群众。当时，我们这些小学生们，放学后都会结伴去礼堂观看“表演”。大人们那些完全谈不上专业的舞姿，很难看，很可笑。如果我们发现某个同学的父母也在台上“献丑”，更会笑得前仰后合。记得那时的合唱曲目有“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还有什么“红太阳，照心头，团结一致去战斗……”。当时在台下听，最反感的就是听到“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时。歌中那三句“就是好”给我的感觉就是很蛮横，很暴力，很遭人烦，让人打心眼儿里厌恶。那时的我已经十几岁，有了思考一些简单问题的能力。对文革中我家的遭遇，他们对我父亲的迫害，心中最朴素的情感就是恨。说文革好，我是绝不同意的。这种不抓生产，不搞专业研究，人人把精力和时间都用在“无厘头”表演上的运动，是对社会资源多大的浪费！
邻所的礼堂和我们的礼堂距离很近，200米左右。整个文革时期，只有我们的礼堂能够放映电影。“四人帮”倒了以后，邻所才把自己的礼堂改建成一个合格的电影院。我对邻所礼堂的第一次相关记忆，是来自一位闺蜜的兄长的讲述：文革初期，邻所一位老地下工作者在被隔离审查期间跳楼自杀，地点就在礼堂边上，这位兄长亲眼目睹了死者脑浆迸流的惨状。多年之后说起来，这位兄长还是记忆犹新，还是觉得很“恶心”。受他叙述的影响，我也很少去邻所礼堂附近玩，每当走到边上，就会想起死人的事儿。尽管不是亲眼所见，那绘声绘色的描述，也让我铭记在心，足足记了半辈子。
那个时代，大院职工们的生活并不轻松，“牛鬼蛇神”们甚至很痛苦。大院孩子们的世界，虽不像大人们的那般灰暗，却也不可避免地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有委屈，有悲伤，也有“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游戏快乐。40年后回眸一望，别有一番滋味儿在心头。和21世纪的孩子们相比，我们的成长经历不在客厅里，也没有长辈们的溺爱。政治高压下残存的天真和童趣，伴随着那挥之不去的苦涩阴霾。我们这一代文革儿童，特别是“牛鬼蛇神”类“贱民”的子弟，成人之后，心里或多或少都埋着一种难以言说的仇恨。带着这样的心理伤痕，面对现实生活，我们付出的努力，远比正常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人要多得多。这是经历文革后，不得不付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