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早就从历史和文学阅读中发现：历史除了人名和年代是真的之外，其他都是假的；小说除了人名和年代是假的之外，其他都是真的。
这也许是极而言之的说法。不是作研究，而是凭感觉。读历史未必能鉴古知今，要洞悉真相，多读小说或看影剧会有帮助。鲁迅翻译日本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提到“为政者总该深解文艺……但和中国现在的政客官僚们讲论此事，却是对牛弹琴。”与100年前的“现在”相比，此时的“现在”若有改变，恐怕也是倒退的改变吧。因为爱读文艺作品，从中吸取不少思绪，就融入对时政的评论中。120年前的俄国托尔斯泰小说《复活》中的一节，最近又再想起来。贵族聂赫留朵夫，受良心责备，陪同他年轻时奸污后抛弃的罪犯卡秋莎，去西伯利亚流放，途中长期与各种囚犯接触，他总括当时俄国的囚犯不外是四种人：第一种人是本身没有犯罪，纯然是法庭错误判决的牺牲者；第二种人是几乎任何人处在他们的境况下都会犯罪的人，比如面对不公平待遇而盛怒下的暴力；第三种人是确实犯了罪，但相对于他犯的罪，社会对他犯的罪却大得多；而最令人欷歔的是第四种人，他们之所以被判有罪，只不过因为他们的道德比其他人高尚，这些人就是政治犯。
这样悲悯的概括，相信在任何学术著作或理论分析中都看不到，而我们却不能不承认它确实反映了社会真实。其中的政治犯，是所有民主国家都不存在，而只有专制政权才有的罪犯类别。政治犯不是为个人私利犯罪，而是为公众权利发声，或为体现公民应有权利而行动的人。在自由和人民权利受压制的情况下，多数人哑忍，明哲保身，而政治犯选择挺身而出。他们不仅因此遭受苦难，甚至还会受到保持沉默者的埋怨甚至攻击。当然，政治犯中一些人的本身行为，固然有可议之处，就人格来说也不无瑕疵。你可以不赞成他们的行为，但作为政治犯的整体，确实如托翁所言，被治罪只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在社会平均水准之上。
如果道德高尚成为被治罪的原因，那么这地方的走向就是道德沦丧。
托翁说：“在俄国，一个正直的人的唯一出路就是监狱。”难道没有进监狱的就都不是“正直的人”吗？面对社会沉沦，聪明人，对社会出现政治犯感到无关痛痒的人，保持沉默的人，很难说是“正直的人”吧。
社会上让人们看到大批道德高尚、看上去也都是善良无辜的人，被送上法庭监狱；Bao Choy在fb上讲她上午旁听白衣人袭击案，下午去旁听47人被控案，看到“两个法庭，两个世界”。
两个世界暂时共存，趋势则肯定是前一个世界向后一个世界过渡。
我想到五年多前李嘉诚回应大陆媒体攻击他“撤资”，说他“不爱国”，引用了苏轼和白居易的诗：“此心安处是吾家（乡）”，以及“我身（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两句诗都略有错引，但也许是故意，因为此时此地，“吾家”比“吾乡”更贴切，“我身”也比“我生”更能突出心安是现时选择归处的基本要求。
心安是吾家，心安是归处。心安起码有两个因素：人身安全和自由。能够撤资的地方才让人安心投资，能够离开的地方才让人安心进入。作家柏杨在离开大陆居台湾30多年后，80年代重游大陆故里，在记此行的书封面上写：“大陆可爱，台湾可恋，有自由的地方就是家园。”这是他的心声，也含有对掌权者的劝喻：只有让人民享有自由，感到心安，人民才会把这片土地当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