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因为战乱，也不是因为饥荒，而是因为一顶铁冠加身，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我便经历了三年逃亡生活。
1960年夏天，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由于始终做不出令人信服的悔罪状，仍然是“带帽右派”。结果，被发配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在农学院图书馆当了一名图书出纳员。我是调干生，上大学之前就结了婚，爱人在山东潍坊钢铁厂工作。有一天，市委组织部一位部长，到她的厂里视察，见她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困难很大，而丈夫远在八千里外的贵州。这位好心的部长，认为刚毕业的大学生是人才，而且不会有什么历史问题，没有调阅档案，便一纸调令，将我调回在山东潍坊。此前因为爱人老实心窄，我落难的事，一直没敢告诉她。回到潍坊后，才知道调回了个右派。爱人啼哭，组织部后悔，手捧刺猬没处搁，便让我到发动机厂干了车间统计员。我当年干过会计，算盘打得溜熟，工作完成的自然十分漂亮，工人对我也满有礼貌，不少人甚至称我“老师”。由于不会向顶头上司低声下气，更不知道送礼联络感情，不到一年，便被赶出办公室，撵到装配车间当了搬运工。
装配车间的头头，并没有歧视我，反而把我这个大学生真的当成了“人才”，放心地让我搞宣传。每天下了班，我便忙着写黑板报，写标语，编文艺节目，画壁画，常常忙到七八点钟才回家。甚至登上脚手架，画过两丈高的伟大领袖像。我就地取材以技术革新为主题，编写了一出三场吕剧《迎春曲》，自编自导自己伴奏，正式演出获得好评，给车间争得了荣誉。满以为不分黑白、班上班下地忙活，能得到个“确实改恶向善”的好评，早日摘掉铁冠，给老婆孩子减少一点精神压力。四清工作队进了场，仍然让我做宣传工作。直到“清组织”，才让工人与我划清界限，从此被冷到一边儿。
不料，“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来，我这个十三岁当儿童团长，十四岁参加革命、刚刚三十四岁的“老右派”，顿时陷入了灭顶之灾。抄家，挂牌，敲锣游厂，坐喷气式，成了家常便饭。紧接着又成了“右派翻案集团”的成员，隔离审查，逼迫交出黑后台。
原来，六十年代初，市委统战部曾组织全市右派集训，勉励加速改造，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文革初期，有几个人率先要求平反冤案。结果，参加集训的老右，统统成了翻案集团的“成员”。其实，自从集训结束后，从未与带头“翻案”的人见过面，但无人相信。有口难辩，昼夜逼供，一关就是三十三天。不久，又落入了另一个更加可怕的旋涡——“叛国投修集团”！
铸造车间有一个姓丁的部队转业干部，因为“男女关系”问题，曾被劳教三年。牛棚开张，他自然成了其中的成员。有一天，他跟我一起搬运时，偷偷问我：“喂，如果不想被整死，敢不敢走人？”我愣在那里，心怦怦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往哪里走？”
“苏联。我在部队开过车，技术很过硬。到了边境一带，偷一辆汽车，保证可以冲过去。”
“那些边防军是干什么的？没听说，前几天游街的犯人中，就有一个投修未遂的，判了死刑吗？那岂不是自取灭亡！老兄别想入非非了。”我无比恐惧地拒绝了他。
两年后的一天，他在废铁场碰到我，开玩笑地问：“老右，最近挨斗了没有？”我高声答道：“平安无事。”孰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俩的对话，被不远处的一个青年听了去。一个小时后，我就被关进了黑屋子。立刻被解去裤带、鞋带，三班人轮流看守。专案组白天审问，夜间“加温”。逼着交代“新犯下的罪行”。自从落入右网，我虽然心下不服，却一直强迫自己认罪，拼命劳动，努力改造自己。见到年轻工人破坏公物，我都是好言劝解，哪里来的“新罪行”？顽固对抗就“加温”。不仅拳脚交加，甚至挥起了铁棍。几天下来，已是腿不能走，腰不敢直，耳朵被撕破，右眼差点被一个叫李加明的看守戳瞎，左腿膝盖被他用铁棍打伤……可是，他们急于报捷的战果，始终没得到。于是花样翻新——“熬鹰”。三天三夜不准睡觉。逼着一刻不停地高声朗读《毛选》。读着，读着，我便传出呼噜声。一顿劈头盖脸地“醒脑”后，还要继续读下去。
直到这时，我仍然不知道自己犯下了什么“新罪行”。一天，专案组来了新花样：逼迫交待最近与外车间什么人交谈过。我立即想到了与在铸工车间劳动的丁毅，曾经说过一句“平安无事”的话。话刚出口，我从打手们的脸色上看出，口供说到了点子上。方才意识到，是那个听到我们谈话的积极分子向上面作了汇报。那年月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们认定那是在“订立攻守同盟”！尽管如此，一连几天，我仍然不想交代两年前丁毅说过想外逃的事。反复强调“平安无事”之类的问答，是黑五类经常的用语。但从他们有针对性的诱供中，我知道丁毅已经“缴械投降”了。从心里埋怨丁毅软弱，一个人的一闪念，已经过去了两三年，有什么罪行可言？干么要交代？既然“顽固到底”已经没有意义，我只得交代了当年他的谈话。但强调，而且已经两年多了，他一直在老老实实地干活，足以证明那不过是他一时糊涂，不是成熟的思考。打手们如获至宝，立即命我写下“口供”。从此只看押，不再刑罚。一个月后，把我从黑屋子放出来，回到车间劳动，但仍然不准回家。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自己成了“叛国投修集团要犯”。这案子，成了轰动全市的大案要案。而“主犯”丁毅关押不到三天，不仅交代了“罪行”，一个在劳教所“锻炼”过三年，一米八五的大汉，竟然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在看守的眼皮子底下，在厕所里拣到一块破灯泡小玻璃片，悄然割断了股动脉。等到决定送医院抢救，已经晚了，他死在去医院的路上。
直到整整过去了二百一十八天，才准许我回家。此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斗走资派”、“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等剧烈斗争，已成强弩之末，但我个人的灾难，依然漫无尽期。遵照各种“勒令”，我要担任清砂，搬运，以及整个车间的环境卫生。这是三四个人的工作量，一个人累死也难以完成。更可怕的是，装配车间成立了一个五人战斗队，专门负责对我一个人搞专政。在宋凤庆的指挥下，领头的蒋恩贞。个大额头上长着两只小黑眼珠的退伍战士，阶级斗争嗅觉之高，堪称一绝。在他的带领和教导下，专政班子里出现了两名干将：一个是名叫于在义的技校毕业生，走路歪歪斜斜得了个外号“于瘸”；他并不吸烟，却借来烟袋，我在低头弯腰时，烫我的脖子。另一个是当兵不到二年就“光荣退伍”，时下正积极追求一个干部女儿的胡家同。他不仅整天像防贼一样，盯着我的一举一动，而且动不动就打出手。为了表现他们的阶级觉悟，除了三天一小斗，五天一大斗，更把繁重的体力劳动当作惩罚的手段。
我的身体已经坏到了极点：下肢浮肿，左臂麻木，左腿肿胀，右眼视力模糊，腰椎间盘膨出……几乎彻底丧失了劳动能力。但他们每天分配给的任务，却是几个棒劳力才能完成的。万般无奈，我径直去市革委政治部上访。一位姓郭的解放军营长，不但没有厉言疾色训斥，反倒劝我“沉住气，想开些”。不料，一回到厂里，便被揪上了批斗会。一根细铁丝吊着二十多斤重的大木板，在我的“头衔”之上，再加上“反动透顶”四个大字，用红笔打上叉叉，挂上了我的脖子。质问我为什么要去市革委诬告革命群众？不一会儿，铁丝就陷入肿起来的肌肉里。我忍无可忍，瞪着双眼大喊：“你们搞人身摧残，那就来吧——我什么也不回答。”“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X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之类口号震天响，直到脖子渗出血，批判会方才“胜利收兵”！
万般无奈，三天后，我又去了市公安局信访处。接访人是一位姓谭的科长。我自报家门后，小心翼翼地说道：“为了加速思想改造，自愿请求去劳教所改造。”“什么？你想到劳教所去？新鲜！我干了这么多年的公安，还第一次听到，有人自己要求去那地方的呐！”他的刮得铮青的下巴高翘着：“哼，你认为劳教所是宾馆、养老院，谁想去就能去？告诉你，那地方，想去的去不了，不想去的还非去不可！你再这样瞎胡闹，那就不是进劳教所的问题！”“同志，我不是瞎胡闹，我是诚心诚意为了加速改造。因为在厂里实在是……”“呸！谁是你的同志？滚回去，不然，我叫武装把你押送回厂！”
我急忙溜出公安局回到工厂。出乎意料的是，居然没有再犯“诬告革命群众”的新罪行。大概那位科长因为工作太忙，忘记向厂里反映我的“瞎胡闹”。
望尽天崖路，丝毫看不到解脱的希望。难道刚刚步入四十岁的门槛，便去见阎王爷？我深深陷入痛苦迷惘之中。
正在这时，厂里发生了一件事。一个侯姓的摘帽右派，被“重新戴上帽子，开除厂籍，押送农村，管制劳动”。这给了我极大的启发：步侯某的后尘，不就是一条活路吗？对，豁出二十七年工龄不要，回老家当农民去！我立即写了一份辞职报告：“……鉴于本人健康状况，诚恳要求领导恩准，允许我辞职。回到原籍，在贫下中农的管制下，老老实实进行劳动改造。”
报告递上去好多天，如石沉大海。我又写了一份给自己升级的申请：要求开除厂籍。不料，仍然杳无消息。只得到厂革委去恳求。一位姓于的革委会副主任，不等我申明来意，便厉声斥责道：“住口！现在你的唯一前途，就是在厂里老老实实接受无产阶级专政！”他的两只小眼圆睁，一只向右面突出来的门齿翘得老高，仿佛要把我一口吞掉。“哼，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你认为我们看不透你的狼子野心？你是千方百计逃避改造。我们早就知道，你们村里的干部，都是你当儿童团长时的虾兵蟹将，七大姑八大姨。你是想躲到他们的保护伞下，继续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妄想！告诉你，只准你规规距距，不准乱说乱动。除了无条件地服从革命群众的专政，绝没有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权力——包括要求开除！”
此时我才明白，他们怕我回到农村逍遥自在，因为我出身贫下中农，没有人会给我下勒令。而那个摘帽右派，因为是富农出身，就遭到了驱赶的命运。那年月坏出身无异于得了政治癌，处处死路一条。想不到出身好也能带来厄运。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答！我想到了丁毅为之送命的一闪念。一个奇怪的念头，突然出现在脑际——出逃。
运动初期，我与成了走资派的原党委书记杨立志等并肩游厂时，他偷眼瞥见我昂头挺胸，满脸愠色，怕我吃苦头，多次低声劝我：“低下头，别自找苦吃。”这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虽然他刚刚“站起来”，不可能替我说话。作个证明人还是可以的吧？为了不再落下“叛国”之类把柄，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将一段时间内所受的折磨，包括劳动折磨。扼要开列出来。我告诉他，工人两班倒，我要一个人上连班，我干的工序是清洗，还要负责全车间的搬运和卫生。月底工人加班，我一次连续干了二十七个钟头，本来腿就瘸，等到下班，已经不能走路了。信的最后，我申明：“杨书记，我恳求您转告革委会各位领导。今天我要自动离职养病，并没有别的企图。一旦病情好转，如果厂里还要我，我将立刻回厂接受监督劳动。”
1972年8月21日，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就是在这天晚上，我让大儿子将信送走，同时离开家，开始了长达三年的逃亡生活。
我不敢径直回原籍，先到了岳父家。岳母早已去世，岳父六零年饿死。内弟夫妻虽然已经知道了我的“阶级敌人身份”，却一如既往，仍然当亲戚款待，那年月实在难得。十天后，估计搜捕已经过去，方才回到老家。果然不出所料，我离厂第三天上，厂里即来人“家访”。但没有说我已逃走，反说在厂里挺好。然后找到村革委会主任，说我是叛国投修要犯，已经私自逃走，一旦发现我回了家，不要惊动，立即打电话告诉厂里。
十四岁离家参加革命的儿子突然归来，双亲虽然忐忑不安，却没有说什么。兄弟姊妹却不答应了。大妹妹来信说，离职逃走，是顽抗到底，自走绝路！劝父母“不要收留他，更不要认这个不肖之子”！二弟来信告诫二老：“要认清那家伙抗拒改造的反动本质，立刻让民兵将他押回厂去！”在老家的三弟，婚期将至，害怕我给他带来连累和难堪，也劝我赶快离开。正所谓有国难投，有家难归！
我连夜从家里逃出，投奔一个右派集训时认识的中学地理教师。这位姓袁的同类，由于“恶毒攻击农业社地里的草比单干时还多”，成了极右，被举家赶回农村。同病相怜，他竟敢收留我，让我在他家里养伤。穷途末路相助，不啻是救命恩人！在他的家里，我一住就是一个多月。身上的病痛大大减轻。我不忍心继续连累人家。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悄然离开老袁家，来到附近一个小火车站，登上西去的列车，向东岳泰山奔去。
事后想想，连自己都感到无比惊讶：身无一技之长，能够下定弃职而走的决心，已属不可思议。而刚刚两条腿能走路，便往著名的风景名胜处跑，谁听了都说是疯癫白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自己竟认为那是深思熟虑后的抉择。狡兔尚有三窟，我岂会不知？我作了两手准备：首选泰山，其次是孤岛。满以为，两处地方，至少有一处可以提供一个藏身之所。
当初因公出差，我曾多次经过泰山脚下。上大学之前，还在济南工作了半年。那时，视革命利益高于一切，却连逛一逛近在咫尺的巍巍东岳的念头都没产生过。我幼稚地认为，既然泰山为五岳之首，方圆上百里，在人迹罕至的深谷僻地，肯定有独户人家。哀求人家发善心，收留自己，种地，放牛，作佣工，均不挑剔，不给报酬也心甘情愿，谅不至于遭到拒绝。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家，就退而求其次：栖山洞，做野人。难道偌大一座泰山，连一个容下五尺之躯的山洞都找不到？大海上落难的鲁宾逊，能在荒岛上生活二十七年。我也生着两只手，而且经过十几年的劳动锻炼，难道我就不能食野菜、采野果，开荒种田，维持生命？
在泰安车站下了车，我信心百倍地沿着登山石阶，向泰山深处奔去。路上看到几户独居人家，但都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过了大门洞开、神像歪倒在地的斗母宫不远，山崖旁有一户人家。我装作找水喝，上前试探。这人家只有一个害哮喘病的老鳏夫。他告诉说，上面有命令，泰山上所有分散的农户，都要集中到山下居住，以防止阶级敌人暗藏破坏。我询问山上有无野兽，借以探知山中有无山洞。老人说，他生在泰山，长在泰山，隐藏狐狸猪獾的小洞有几个，但从未见过能藏住豺狼虎豹等大个头野兽的山洞。
我的“首选”梦，还没到泰山顶，便摔了个粉碎！
我无心欣赏直插青云的险峰、锤痕斑驳的石刻，更不忍卒睹破败不堪的碧霞寺、玉皇庙。径直越过山头日观峰，沿着山后的峡谷寻觅。不幸，既未见离群索居的独户人家，也没找到一处可以栖身的洞穴。
夕阳衔山，冷风劲吹。我卷缩在一个岩石凹陷处，哆嗦着挨到黎明。借着残月的青光，急忙下山，溜回来时的火车站。登上火车，奔向第二个“理想地”——孤岛。孤岛山东垦利县，是黄河入海处的冲积平原，有一大片尚无人开垦的处女地。荒草遍野，土地肥沃，早就听说有不少盲流在那里开荒种田，是个三不管的世外桃源！
在辛店站下了火车，换乘汽车来到一个叫东营的地方，准备换车去孤岛。在矮小的候车室里，有一个满脸污垢、带着铺盖卷的中年农民，他衔着旱烟袋，正跟身边的一位老者倾诉不平。原来：近几年黄河三角洲发现了大油田，厂名叫“九二三”。为了保证厂区安全，限期驱赶逃荒去的外地“盲流”。他被强行赶出来，只得返回沂蒙山老家。
无问题的农民尚且遭到驱赶，那会允许“黑五类”存身？挖空心思想出来的第二条退路，又成空想！
书呆子的“深思熟虑”，不过如此！
我来到汽车站前方不远处的一个大口井旁，扶着高仅及腰的围栏，热泪滚滚。
近几年来，哪一天不听到“花岗岩脑袋”们“自绝于人世”的消息？我的“同案人”老丁，关押了不几天，便毅然自杀。几乎在同时，厂里还有三个人自杀。我为什么不能步他的后尘？面前这汪黑洞洞的积水，不就是一条再好不过的“路”吗？只要头一底，身子猛地前倾，一切都解决了！还犹豫什么呢？
不幸，年老的父母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可怜兮兮的面庞，立刻浮现眼前。我退了回来，揩干眼泪往回返。当天深夜，又回到了两个月前出逃地——潍坊。
不料，一出火车站，便是当头一棒：在众多的“通缉令”中，最为醒目的一张，竟写着我的大名。罪名：“顽固不化，抗拒改造，破坏生产，畏罪潜逃！”劳动改造了整整十个年头，罪名多得很，却从来没有“破坏生产”这一条。想不到，离开生产岗位两个多月，却增加了一条新的罪名！“通缉令”上，有照片展示面容特征；有文字介绍身高体重。幸亏是凌晨时分，广场上空荡荡，不然真会被当场捉住押送回厂。那时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使人不寒而栗！
急忙溜出火车站，向着平安匿藏了两个多月的老袁家逃去。到了他家才得知，老袁的冒险义举，走漏了风声。我离开之后，他遭到了盘问。我不想连累老袁，立即转身走开。但他将我拉住了：“既然已经来了，要走，也要想好活命的门路和安全去处呀。你只管住下，估计他们不会来搜查。”
晚上，他询问我下一步的打算。我只能如实相告：想好的路都走过了，条条是死路。眼下已经无路可走。问到我有啥特长？我说，出逃前照着书本学过针灸，也在自己身上练过。准备做鲁宾逊时给自己治病。老袁连连摇头：“你的去处，只能是偏僻的乡村，如今队队有赤脚医生，谁会求你治病？此路不通！”
前些年，我曾经用白铁打过煤油炉子，也曾经用破木板钉过矮凳和饭桌，还给小儿子钉过婴儿车。打白铁，还是要到城市找活，干木匠，则可以在偏僻的乡村转悠。但我仅仅是个“钉子木匠”，哪个肯用你？老袁沉思半晌，让我想办法“进修”。我想到当年的一位同事，被打成右派开除回家，跟父亲学了木匠。我连夜偷偷溜到他家，得知我已无路可走，认真给我上了半夜木工课，又送给我踞刨斧凿等几件必需的工具。我回到老袁家，他找来些破木头、烂板子，让我练艺。我先做猪圈门，再做窗户，风门。又照着葫芦画瓢，做了个桌橱。由粗到细，越做越熟练，两个月下来，竟被认为“像个成手木匠”。我潜回城里，跟家人一起过完了春节，又补充了几件工具，找来两位亲戚在东北的地址，开始了正式的盲流生涯——闯关东。
我改名李广南，来到辽宁新宾县投靠一位远房亲戚。他落籍的大队，有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响水河。我谎称自己62年下放当了木匠，关里生活困难，想到东北找点活干。他似乎相信了我的谎言，积极帮我揽活。我便正式成了“木匠”。
俗话说：头三脚难踢。我不惜汗水，倾尽全力，认真对付。当第一批活：椅子，立柜，对箱，板柜等家具做出来时，居然得到了乡亲们的好评：“这个李木匠，对人和气，干活卖力，活路细，还爱惜木料。”我正庆幸初战告捷，出师顺利。亲戚突然告诉我，大队支部书记，向他盘问我的来历。说“那家伙越看越不像个木匠”！这个裂着一嘴黄牙，烟卷不离手的矮个子，好几次到我干活的人家，“欣赏师傅的好手艺。”想不到，竟是来搞侦探！倘若一个电报发回关里，一切全露馅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当天夜里，便逃向第二个地址：吉林省通化县快大茂子。
在一个叫臭鹿沟的山沟里，有我的一位姑丈母娘。她青年守寡，带着一双儿女逃荒来到东北嫁了人。我们从未谋面，见了面惊讶得变了脸色。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我历数岳父家成员的姓名，现状，好歹使他们相信，我真的是她的亲戚。这个队的支部书记侯贵有，听说来了个盲流，立刻在广播喇叭上大讲“阶级斗争新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盲流，正潜入我们的生产队，伺机破坏云云！亲戚提醒我，支书的儿子要结婚，正四处寻找好木匠。只要无偿给他做一套高质量的嫁妆，保证他装聋作哑。我立刻找上门去，毛遂自荐。得到恩允后，使出浑身解数，为他儿子做了一个炕琴，一个被搁，两个木箱，一个脸盆架。不但使他的冷脸换成了笑脸，见我确有“好手艺”，竟然让我以社员的名义，与队里的几个木匠一起，到通化市螺旋厂搞副业，做包装出口品的木箱。多年来，我一直为刻苦自学考上大学，“堕落”成知识分子而后悔莫及。不料，穷途末路之中，文化竟然派上了用场——我是唯一能能看懂图纸的木匠。一时间成了受人尊敬的“师傅”。第一次感到日子过得很舒坦。
谁知好景不长，刚刚潇洒了不到三个月，一场对盲流的大清查席卷全城。我只得挑上工具箱，只身逃回乡下。从此，钻山沟，穿密林，吃百家饭，时刻提心吊胆。一有风吹草动便迅速转移，宛如无枝可依的惊弓之鸟。
在长白山麓整整流浪了三年零两个月，直到厂里向家里打招呼，允许我复工为止。
1975年10月回厂后，回到了原先的岗位，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初我一个人的岗位，变成了两个班，共六个人干。我一回去，人员立刻减少。可能他们尝到我逃走后给他们带来了不便，竟然没有认真追查，长达三年我去了哪里。直到毛泽东去世，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了，才清算那三年的“欠账”：无故离厂，破坏生产，执迷不悟，抗拒改造。给予开除厂籍，留厂察看二年处分。察看期间，每月发给生活费三十元！
直到1978年，55号文件下达，右派分子改正，我都在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和“三年逃跑”赎罪。
改正后再次成了香饽饽，竟然用各种职务相诱惑。但这个厂伤透了我的心，决意离开这伤心地。1979年三月我调入高校，终于离开了改造了十七年，多次险些丢掉性命的发动机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