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口问题上，政府和人口学权威的立场出现了前后180度的立场大转弯。这显示了中国人口问题的异常严重性。其严重性突出表现在，中国面临着严重的低生育率或负增长陷阱。
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已经低于警戒线，这点几成官学两界的共识。总和生育率，指的是每个妇女在育龄期间（15-49岁）生育的子女总数，是衡量人口发展趋势的重要指标。人口学界公认，总和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1，才能保持上下两代之间人口的基本平稳，达到正常的世代更替水平。人口学界还认为，1.5是一个临界点，低于1.5则属于很低的生育水平。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就低于1.5，这引起了民政部门和学界的担忧。民政部部长李纪恒坦诚，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而一些人口学者表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2018年已低于1.5，严重低于世代更替的要求。
更严重的是，中国实际的总和生育率，要远远低于官方承认的1.5。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推算，2018和2019年的生育率虽然分别为1.495和1.47，如果扣除二孩生育的政策积累效应，中国的生育率在2018年和2019年实际上只在1.1至1.2之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在“2021年预测：生育率没有最低，只有更低”一文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将会快速跌落到1.2甚至更低的水平，中国掉入“低生育率陷阱”（the low-fertility trap）确凿无疑。
“低生育率陷阱”是由奥地利学者鲁茨（Wolfgang Lutz）等人在2006年首次提出。他们的一个重要论点是，一个国家一旦进入“低生育率陷阱”，就很难自拔。他从三个方面解释了“低生育率陷阱”的“自我强化机制”。从人口学角度看，生育率低会导致育龄妇女人数降低，育龄妇女人数低会进一步导致生育率降低；从社会学角度看，育龄夫妇的理想家庭规模的缩小，导致年轻一代到了育龄之时，会进一步减少孩子的生育；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生育率下降会提升生活水平，为了提高生活水平，人们会进一步减少生育，等等。诡异的是，鲁茨等人2006年的研究和他的“低生育率陷阱”，现在正在中国活脱脱地上演。这解释了为何曾经信誓旦旦的中国官员和一些人口学者的立场，会突然发生180度的转变。而分析中的“自我强化机制”，也揭示了即使中共官方改变计划生育的立场，推行开放生育的政策，中国也恐怕难从“低生育率陷阱”中自拔的机制性原因。
按照另一部分人口学家的看法，中共官方的计划生育立场转变，来得太晚。如果废除一胎化政策发生在十几年或二十年以前，效果会很不一样。在美国大学任教的人口专家王丰表示，中国应该在1992年生育水平降到耕地水平之下时就作出改革。而现在，中国社会出现了更大的趋势：晚婚、晚育甚至不育，这种趋势使现在全面废除生育控制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婴儿潮”无法返潮，中国人口的急剧萎缩也难以缓解。
中国人口的急剧萎缩，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多方面负面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这首先意味着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在2019年已突破2.5亿人，人口比重高达18.1%，2030年将达25%。这样快速发展的老龄化，将严重制约中国经济活力、紧缩劳动力供给、冲击养老医疗体系、削弱中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有人说，中华复兴唯一的强敌就是中国的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根本不是美国。反观美国，生育率在2018年达1.87，而且移民人口也可补充劳动力人口之不足，比中国老龄化的压力小得多。
总之，中共过去用强制手段控制人口曾奏效一时，现在欲用开放生育、允许自主生育等手段要民众多生多育却难以遂愿。对中国决策者来说，“低生育率陷阱”，伴随着劳动力人口红利的消失及重度老龄化的即将到来，正赶上中国试图在经济上赶超美国的重要历史关口，这对那些意欲尽快超美的中共执政者来说，恐有难以承受之重。
在这个方面，时与势并不在中共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