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
原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杜光3月20日在微信上公布消息称，他的挚友王贵秀于2月19日去世。王贵秀曾任中共中央党校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是党内研究中国政体改革、反对极权意识形态的先锋人物。他晚年常常担忧中国言论空间逼仄、社会矛盾缺乏解压阀，终有一天会爆炸。请听本台记者薛小山对王贵秀的同事、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的专访：
记者：王贵秀是一个怎样的人？您在党校有和他共事过吗？
蔡霞：我们在退休以后比工作期间来往得多。王贵秀在八十年代就讨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当时党内有一个基本想法：从党内民主做起，推进国内的基本民主。
我大概在2005年写过一篇文章，研究党内的组织关系问题：谁代表组织、谁代表党？工作职能部门什么时候能代表党的声音、什么时候代表本部门利益但是以党的名义发出文字、制度规定？引起争议比较大。我就去请教王贵秀老师，他就给我讲：你提的问题很好，鼓励我接着往下走。他还自我批判说：我的书讨论的层次不够深，我们需要推进得更深、党内民主才能发展起来。
我原来就是关注中共意识形态，后来是民主政治和意识形态两个问题同时往前推进。
第二，王贵秀老师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大概2007年十七大，还是2012年十八大左右，他强烈要求通过党校内部渠道向中央报告，希望提出关于党章的修改，但进言到了我们学校就被卡住了。
当时我们大家对十八大以后的中央很期待。胡锦涛在的时候，十年没有推进政治改革，几次努力都没成。我个人认为胡锦涛是没有能力解决党内那么深层复杂、长期积累的制度的固有疾病。王贵秀老师始终对中国的发展进步带有满腔期待，热情没有减过。没有说八十多岁了、管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而是关心国家超过关心自己的个人生活。
记者：他曾经出版《论民主与民主集中制》（1995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路》（2004年）等著作。您最欣赏他的哪本书?
蔡霞：《论民主与民主集中制》在整个中共的党建教学里面影响是比较大的。党的整个制度和自身发展，需不需要作为客观研究对象来审视它？中共的体制究竟有什么优点和根本性问题，导致党内出现那么多重大决策问题？大饥荒、文革、八九六四的开枪，都是中共最高层的决策。为什么会做出这些灾难性（决策）？尽管八十年代讲解放思想，还是有很多顾忌。但王贵秀老师那本书比较系统，提出的问题深度超出以前。
我们硕博教学时都会（把这本书）作为推荐书目，一直放在我的书架上。我（写东西时）都会去查，看看老先生是哪个角度、提到哪一层？能不能再往前试探一下？
记者：他一直强调的政治体制改革、党内民主指的是什么？习近平上台以后，您觉得他的思想可能会发生哪些适应和演化？
蔡霞：王贵秀老师反对以个人代表党的一级组织，反对只有集中、没有民主。要解决这一点，很重要的是《宪法》，推进《宪法》三十五条（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我们讨论的很多是权力的监督、分权制衡。你可以不搞三权分立，但你总要搞分权制衡吧。要解决党的代表大会可以真正的讨论决策，还是形式上的“秀”？要解决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会和代表大会的关系；党的领导人和全党的关系。
他晚年跟我讨论的最多的，是言论空间问题。他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矛盾不等于你捂着，就不产生。你捂着、压着就跟高压锅爆炸似的。”大家都觉得无能为力。
记者：中国独立记者高瑜女士1987年在《镜报》发文，高度评价张显扬对“非毛化”的理论贡献。她告诉我说其实那篇文章是写张和王贵秀两个人，《人民日报》曾经发表过二人合著的多篇批毛文章，王的署名还在张显扬前面。您怎么理解王贵秀在“非毛化”运动中的角色？
蔡霞：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王贵秀、张显扬老师那一辈人对于中共的思想解放，真的是走在前面。我是作为后代听说的，我对老一辈的老先生了解得太肤浅，等他走了以后心里特别遗憾。他活着的时候，没有深入地请教他，等他一走，很宝贵的东西没有了。
记者：您曾提到“中共党内思想最解放的在中央党校；思想最保守的也在中央党校”，胡耀邦1977年在中央党校树立了解放思想的校风，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装袋子（档案袋）。
您可以回忆一下当时的盛况吗？如果照此发展，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会是什么样？
蔡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究竟是怎么出来的？整个思想解放、冲破思想牢笼，是从中央党校开始的。胡耀邦（当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带领中央党校专门成立了理论研究室，写出来初稿。当时的《光明日报》总编拿了胡福明的稿子跟这个稿子反复磨合修改。为什么后来胡福明成了破“两个凡是”的旗手？跟邓小平否定胡耀邦有关。
胡耀邦带领中央党校的老师，首先打开中共思想解放的大门，但这段历史完全被抹杀。沈宝详老师知道整个过程。
而七八十年代我不在北京，1997-2006年我的印象是最好的。
1992年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7年的十五大，提出多种形式的公有制，其实就是股份制。那时（党校）思想比较活跃，讨论股份制、市场经济、资本、劳动价值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对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之一能不能推翻？如果这么走下去，公有制会慢慢破掉它。但现在不可能，民企都要被他们弄光。
中共错过了几个大的历史机会，一个是八九六四。还有2000年的“三个代表”思想时期，有可能变成社会民主党、走上民主社会主义。那时党校讨论重启政体改革的可能，党内民主的讨论达到高潮。但2007、2008年开始往回收。党内保守力量群起攻之，江泽民他们开始不谈主义，闷声发大财。
但不等于党校内部不再研究，往前走你知道会碰上什么意识形态的边界吗？就是你要不要接受普世价值，这就会威胁一党垄断地位。中宣部那时组织批判了普世价值。整个言论氛围开始收紧。
记者：王贵秀晚年还不断发声，公开批评党委“三权合一”，说六四之后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非常荒唐”、“现在我们的无产阶级新人类和封建阶级的皇帝也差不多”。他有因此受到报复吗？
蔡霞：没有。但是学校会找你谈话。
记者：我试图联络杜光先生，但是他接受外媒采访必须经党委批准，其他自由派党校老人也是如此。习近平上台以来，他们现在的生存状态是怎样的？
蔡霞：包括我在内，只要不说话，日子照过。退休养老待遇照样给你，只要不公开表达。如果不是宣传部、组织部、中纪委下了指令，中央党校不会主动找你。
15、16年以前，中央党校不会把老师送上祭坛，但后来党内氛围越来越严酷。我们的教学对象主要是厅局级到省部级。如果学员不满意，可能会告天状，告到中央、中南海。中央党校的历任校长，胡耀邦的思想对他们是有影响的。他们先把责任担到自己身上，校领导没有整过老师。
记者：您会怎样用一句话形容王贵秀先生？
蔡霞：他始终是对这个国家，或者说共产党抱有期待，他的期待源于热爱这个国家，期待中共的改革和民主政治，使中国完成历史转变。
中央党校很多老一辈的学者真的是对这个国家、这个党一片真诚，希望党能够改革、推动中国的历史进步。王贵秀老师这种真诚的愿望，总是让我很感动，但是我又觉得没有用，这就是我很矛盾的地方。
纳粹政党、新极权主义体制的理论，并不是老一辈人所意识到的。你告诉他中共带有希特勒极权政党（的性质），有些人可能在感情上不接受，他们一辈子都那么（充满）理想、赤诚。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