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中双方在2020年12月30日的视频会议上达成了《全面投资协定》
欧盟对华政策正在调整之中，时现左右摇摆、自我矛盾之态。例如：
3月25日，拜登出席欧盟峰会（这是美国总统自2009年来的首次参与），呼吁美欧盟加强合作，应对中共与俄罗斯；但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声称，在中（共）国问题上，欧盟不可能与华盛顿分享同样的“态度和政策”，她还强调“这一点是绝对明确的”。
然而，稍前，3月22日，欧盟启动“六四”后首次针对中共政权的制裁，与美协调；3月24日，布林肯与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欧盟外交政策首席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先后举行会谈，并与博雷利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宣布重启美欧中国对话。
从这组对比鲜明、有些戏剧性的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欧盟的对华政策正处在十字路口。
一方面，面对中共的经济诱惑和绑架，欧盟或恋恋不舍、欲罢不能，或惊慌失措、不敢迎战；另一方面，欧盟与中共双方价值观的对立、中共的全球野心和战狼外交，又使欧盟明显感受到了中共的战略威胁和战术胁迫，本能的进行提防与反制。
在当今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国际战略格局正在重组的关键时刻，欧盟迫切需要一个清晰的而非模糊的、前瞻的而非守旧的、内部协调一致而非矛盾的对华战略框架。
1995年发布第一份对华政策文件《中国-欧盟关系长期政策》后，欧盟又发布了7份，分别是《欧盟对华新战略》（1996年）、《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1998年）、《欧盟对华战略——1998年文件实施情况及进一步加强欧盟政策的措施》（2001年）、《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欧中关系之共同利益和挑战》（2003年）、《欧盟—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扩大的责任》（2006年）、《欧盟对华新战略要素》（2016年）、《欧盟—中国战略展望》（2019年）。
在这些文件中，欧盟一直将中共看成是“伙伴”，即使是“不好打交道的伙伴（China is not an easy partner）”；直到2019年才开始将中国看成是“系统性对手”，但是，这也仅是欧盟对中共的三个定位之一，另两个定位分别是“谈判伙伴”、“经济竞争者”（China is a negotiating partner，an economic competitor and a systemic rival），欧盟仍不放弃对中共的伙伴定位和合作期望；即使称中共为“系统性对手”，但何为“系统性对手”？欧盟也未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欧盟长期对中共抱有幻想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共的对欧统战。早在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支持欧洲一体化和欧洲成为多极化世界中的独立一极，根本目的就是分化西方世界（美欧常常意见相左），意在政治、经济、科技和战略上利用欧洲，用心极深。后毛时代，中共“改革开放”，欧盟被进一步套牢（1993年欧洲一体化接出硕果，《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欧盟成立）。欧盟对中共敞开提供市场、资金和技术，助推“中共崛起”。
例如，中欧双边贸易额，从1999年的556.8亿美元（中共海关统计）跃升到2020年的5860亿欧元（欧盟统计局数字），2020年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欧美贸易额为5550亿欧元）。中国长期对欧贸易顺差，2020年高达1810亿欧元。而中欧双边贸易中，德国占有极大比重，2020年中德贸易总额达2121亿欧元（德国逆差超200亿欧元），中国连续第五年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
又如，据中共商务部的统计，截至2018年底，欧盟在华投资企业数超过1.6万家，设立项目47,224个，累计投资1306.5亿美元。
中欧经济关系的密切，使欧盟尤其是德国对中共幻想颇深。一个突出的表现是，2020年中美开打新冷战，不顾川普政府和拜登团队的反对，默克尔坚持在其执政的最后时刻，利用德国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总理的身份，压制欧盟内的反对声音，主导了与中共的中欧投资协议谈判，并最终接受了北京虚无缥缈的保障人权承诺，签订了《中欧全面投资协议》。
但是，中共回报欧盟和德国的，却是经济捆绑和威胁。这里也举一个例子。2019年12月，德国杜塞尔多夫商报（Handelsblatt）报导，中共驻德大使吴恳警告德国，倘若华为遭到歧视被排出参与德国的电信建设，德国进口中国大陆的汽车恐怕也将遇到问题。
也就是说，虽然“中共崛起”欧盟与有功焉，但是，中共并不因此手软，对欧盟的威胁与日俱增：在经济和科技方面，中共的挑战越来越严峻；在国际秩序方面，中共的破坏力越来越大；在国际政治和外交方面，中共的战狼性质越发不加掩饰；在战略方面，中欧对立已不言而喻。
即使是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欧盟内部一些势力，却仍不愿正视。欧盟内部对“中共崛起”，主流观点仍是：中共是欧盟在经济科技与全球问题中的伙伴、竞争者，制度层面上的对手。
这一观点源自于德国工业联合会2019年1月的涉华报告。报告称，德国和欧洲要放弃“以贸易促改变”的对华政策，不要试图改变中共。中国经过四十多年发展已建立了融合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要素，有自己特色的政治、经济、社会“混合模式”，中共已从规则遵循者成为规则制定者，成为德国和欧洲“开放市场经济”的制度对手。
其潜台词，似乎是要西方社会与中共“和平共存”。而在上个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曾经贩卖过“三和路线”，即美苏、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搞“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很快就破产了。可笑的是，现在欧盟内部的某些势力似乎又在捡起赫鲁晓夫的牙慧。
这是非常危险的。2020年8月12日，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在捷克参议院的演讲中说，“今天，一个更大的威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迫胁和控制活动所构成的威胁。”“现在发生的不是冷战2.0。抵抗中国（共）威胁的挑战从某些方面来说更为困难。这是因为中共已经以苏联从未有过的方式与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政治和我们的社会交织在了一起”。
事实上，正是欧盟自身对中共的幻想给予了中共威慑欧盟的力量。真实的中欧实力对比显示，优势在欧盟这边。丹麦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Luke Patey就撰文指出，北京想要用经济上的威胁欺压欧洲各国，但是欧洲其实并不像自己认为的那样需要中共。
例如，有人吹嘘每天有超过15亿欧元的货物在欧盟各国和中国之间往来。但是欧盟各成员国每天与欧盟内贸易伙伴和欧盟外伙伴之间的贸易总量每天就高达近300亿欧元。又如，在2020年，欧盟共实现对外贸易36,458.60亿欧元，同比下降10.43%；欧盟内部贸易总额为56,203.62亿欧元，同比下降7.37%，无论是从贸易绝对值还是从受冲击影响的缩水幅度来看，欧盟内部贸易都展现出较对外贸易更强大的韧性。
因此，称欧洲在经济上依赖中共，简直是无稽之谈；如果一定要说依赖，那也是相互依赖，而且中共对欧盟的依赖远大于欧盟对中共的依赖。
如果欧盟能够“不畏浮云遮望眼”，那么，对华政策制定就不是多难的事，十字路口一步就走过去了。犹豫、幻想和糊涂，只会给自己造成越来越大的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