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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在对待老干部问题上周恩来、林彪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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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周恩来在毛泽东允许的范围内保护了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党外人士,还有一些毛并不想彻底打倒的人,如邓小平等,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予以通融照顾。所有保的人都是毛泽东决定,周恩来执行。毛泽东不决定,周恩来不敢也不能去做,重要干部他不能决定。反之也一样,毛泽东坚决打倒的人,周不会伸以援手予以保护。大陆党史学界有意用所谓周恩来保护了一些老干部来掩盖周恩来的确参与迫害老干部之事,这无非还是为尊者讳,将迫害老干部的罪名转嫁到林彪的头上,希图掩盖历史事实罢了。

现在大陆官方给林彪定罪的一个重要罪名就是“疯狂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就说“林彪、江青一伙为了篡党夺权,打击、摧残、迫害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跟随毛主席革命多年的大批老干部,掀起了阵阵恶风”,而周恩来则“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智大勇,砥柱中流,力排干扰,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和党历来的干部政策,关心和保护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干部,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53]另外一本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研究述评》中也提到国内的研究者都用“大树参天护英华”和“殚精竭虑护英华”来形容周恩来对老干部的保护,他们最常提及的就是周恩来在文革初期对陈毅贺龙彭德怀宋庆龄等人的保护,以及文革后期对邓小平的支持和“解放”175位将军等事。[54]这样一正一反衬托出周恩来对老干部是真心保护的,而林彪对老干部则是残酷迫害的。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

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解决接班人问题,然而,这场“革命”首先要由毛泽东自上而下发号施令,然后却要广大老百姓自下而上造反夺权。既然文革是一场“革命”,是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是一场全民的“夺权”运动,那么它就不可避免地对广大上层领导阶层形成巨大的冲击,上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下到基层党委的支部书记都属或被打倒或被夺权的范畴之内,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人员之多,影响之巨都创造了历史之最。但是,哪些老干部当属被打倒之列,哪些老干部当属被冲击却要“烧而不焦”之列,这些无疑都在毛泽东的考虑之中,有时也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要根据他们的表现加以区别对待,而周恩来就恰如其分地扮演了这一重要的角色。

王力在自己的回忆里说“中央还有一个重要的机构是专案组。……专案组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是平行的,都是直属中央常委,也就是对毛主席直接负责。”“专案组机构的成立开始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成立一个处理彭、陆、杨这几个人的机构,罗瑞卿除外,他由军委处理。另外加一个田家英。当时毛主席同江青不在北京,根据毛主席指示,由刘少奇主持,成立一个组,分别同四个人谈话,处理他们的问题。这个组少奇同志决定由周总理总负责。下面分四个分组。……一个是彭真的组,由周总理亲自负责,一个组是康生负责,一个组是陈伯达负责。第四组安子文是组长,成员由王力、戚本禹,在周总理统一部署下工作”。[55]中央专案组的人员在后来有所增减,但大的格局基本未变。据知情人士透露,各专案组直接向周恩来负责,负责的内容包括被审者的关押、审查、外出提审、接受批判、生活起居、转移、看病、可否家属探视等,周恩来可说是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在后来的很多老干部回忆文革文章中都看到这样的叙述(虽说大多数都是正面回忆)。海外著名学者高文谦先生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对此有十分中肯的评论:“周恩来当时作为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同时又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牵头人,而且作为中共最资深的领导人之一,熟知党内各方的历史情况,因此对文革中搞的不少冤假错案都逃不脱干系,有的更负有重大责任。举其荦荦大者,像彭德怀、刘少奇、贺龙、彭真等人的专案,他都直接或间接分管过,指导专案的审查,罗织罪名,拟定结论,对当事人的含冤而死实乃难辞其咎。”高先生特别指出“文革期间,凡是逮捕人,都需要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批准,大人物和北京的由碰头会直接管,各省市的也须上报备案。这些全都经过周恩来的手。”“作者曾接触过其中一部分专案审查材料,上面都有周的签名或批示,有的还作过多次批示,写了大段的批语,口气是很严厉的,笔下颇有绍兴师爷的遗风。”[56]

周恩来在文革中对党内的老干部的态度基本上是看毛泽东的脸色行事,文革刚刚开始时,刘邓等人尚未彻底倒台时,毛泽东只是先揪出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等人,党内斗争的焦点也主要集中在“彭罗陆杨”几个人身上。对于这些已被打倒的人,周恩来是持严厉批判的态度。1966年10月3日周恩来对参加国庆观礼的全国红卫兵代表发表讲话时谈到彭真,周说“他长期执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路线,更主要的是他是两面派……从现在揭露的看,彭真是一个反党、反毛主席的分子。”[57]11月28日周恩来在文艺界大会上谈及文艺团体时说“我们的文艺团体,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单位之一。过去长期在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统治下……我们一定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决把一小撮盘踞在文艺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统统揭露出来,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1967年10月7周恩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谈到陆定一时说陆“三二年就叛变了,也是叛徒。”[58]陆定一随后被关进秦城监狱。陆定一后来曾痛苦地回忆了自己的这段经历,陆说“1967年10月9日这天,我被捕了。连续三天,有九个人审讯我。动了刑,没有结果。就给我上手铐,刺进皮肉,很痛。接着又拷打,又上刑。他们根本不问我,也不问彭、罗、陆、杨的关系,硬给我加上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逼我招供。我受不了酷刑,人都快要死了,就按他们要的‘招供’!从此,我就胡说八道。说什么假话,他们都爱听。他们爱听什么,我就说什么假话。不说怎么办?死不了,就得说假话。党内有些人就爱听假话。口子一开,堵不住了。我就按他们要的,写了假口供。接着,他们就把我送进监狱。”[59]从陆定一的这段回忆,我们丝毫看不到周恩来“大树参天护英华”的“光辉”形象。

随着文革按着毛泽东的思路不断深入开展时,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被抛了出来,周恩来也一改过去不许红卫兵批判刘邓的做法。1967年1月7日年周恩来、江青接见农林口造反派时说“我们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一定要辨别方向,不要把方向指错了,要把方向指向刘、邓这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头子,指向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陶铸,更进一步指向反党集团。现在正在进行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个反党集团,以及环绕这个集团的许多人,比如计划经济战线上的反党集团是薄一波,而不应该是余秋里,在党的工作上象安子文这些人是负有跟彭真一样的反党罪责的,你们这个时期在北京的许多批判大会上,已经点了不少人的名,大家都弄清楚了。所以,斗争的矛头一定要指对。我们应当把批判反党集团的罪行,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斗、批、改这个斗争结合起来。”[60]

1967年到1968年之间全国各省市地区的领导人有不少被点名批判打倒,周恩来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67年3月3日周恩来在批判新疆军区副政委张仲瀚的会上说:“张仲瀚今天上午低头认罪,不管你过去十七年的影响,只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就什么都没有了。……今天张仲瀚既然低头认罪,向毛主席请罪,觉得心情沉痛,这点比别的同志好象还好点,既然如此,我们确实还给你一个带罪立功的机会,让你改造”。张仲瀚随后即被关押入狱。3月28日周恩来接见安徽各界代表时说:“为什么要专门提出打击以李葆华为首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安徽流传中央要保李葆华的说法,这样就影响了一部分群众,影响了夺权斗争中把矛头指向以李葆华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61]被周恩来点名打倒的省级领导人还有广西的贺希明、霍泛,新疆的武光,东北局的顾卓新、喻屏等人。事实上,文革期间周恩来点名打倒的人数量之多,一点不比康生、江青和陈伯达少,从周恩来文革期间的大量谈话中看,周提及的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原领导人几乎全被打倒了。

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在处理因夺权斗争而引发的各省和地区的矛盾,以及成立革命委员会,特别是“三支两军”后部队系统介入地方政治工作,一些领导人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而另一些人则重新进入新的权力机构。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由于造反派秉承中央文革的旨意疯狂夺权而迫害老干部时,一些老干部被整得死去活来。原煤炭部长张霖之就是因为被毛泽东江青点名而被造反派活活打死的,现在不少书籍谈及此事时都说周对此很悲愤,并说“这个同志死的不明不白,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啊!”[62]由此显示出周对老干部的惨死悲愤异常。然而,周还有他的另一面。当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政委阎红彦被逼自杀后,周在1967年1月14日对云南赴京代表谈话时却将阎定性为“叛徒”,周说“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一个可耻的叛徒”,“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正式声明,这件事与两派中的任何人也没有关系,我向毛主席汇报时说过,任何人要想拿这样的事来嫁祸给谁都是空想,任何人想要造谣诬蔑都不行”。周恩来其他场合还不止一次说到阎红彦之死,在1月14日的对各大区和省委书记讲话时,周再次说“这么大的事情,用这么个态度,不单是压制群众,而且反抗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抗拒中央的领导,自绝于党和人民。”“阎之死,有人要把责任嫁祸于红卫兵,红卫兵一定要调查真相。……阎红彦是自己可耻地解决了。”[63]周恩来这种对待被迫害致死的老干部的态度岂是用“大树参天护英华”一词就能加以掩盖呢?

文革中军队的一些老干部也相应倒台,大者如贺龙、杨勇、廖汉生等人。1967年1月29日周恩来与徐向前接见北京军区革命组织时说“廖汉生和杨勇的问题,要批深批透,由大家先揭发,不仅是军区大院内”,“廖汉生和贺龙的关系,跟的很紧”,“为什么揪出杨勇,他在北京多年,从不到林副主席那去汇报,这也是出乎意料之外,廖汉生封锁林副主席,杨勇也封锁林副主席。”“现在要集中目标,要对杨勇、廖汉生挖得深,挖得透,再作结论。”[64]实际上廖汉生1月8日即被抓,杨勇在一个多星期后也被关押,北京军区成为全军12个大军区当中最早受到冲击的一个军区,也是司令员、政治委员双双被抓的一个军区。1967年8月1日周恩来接见国家体委的造反派时说“主席说,贺龙的问题要背靠背……两个结论:贺龙不是一贯正确地,(一)在湘西执行了立三路线,(二)肃反扩大化。”8月2日周又说“贺龙要背靠背斗,这是最高指示。”[65]不久周恩来正式向毛泽东报送审查报告,毛则在9月13日批准对贺龙立案审查。贺龙随即被关押在国务院前指的西山象鼻子沟寓所,直至病危身亡。周在审查报告上亲笔写下了大段的批语,实为对贺的落井下石。高文谦先生说“周在贺龙后来被迫害致死的问题上,是无论如何也难辞其咎的。”[66]

那么林彪是如何对待被迫害致死的老干部呢?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回忆说“我从内部的文电中得知阎红彦自杀的消息。林彪听后,身体颤抖了一下,但他什么也没说。此前不久,国防工办主任赵尔陆也由于经不住造反派的折磨,服了过量的安眠药而致死。林彪听到那个消息后,身体也颤抖了一下。……这一期间,林彪的情绪相当坏。文件不爱听,‘转车’也少了,平时整天闷坐在沙发上……”[67]煤炭部长张霖之被造反派活活打死后,张的家属也遭株连迫害。林彪得知张霖之的死讯非常震惊,当主管国防科委的七机部部长王秉璋将军向林彪汇报工作时谈及张霖之之死,林彪当场表态说:“张霖之是个好同志,他是让戚本禹那伙人害死的,戚本禹是刽子手!”[68]林彪还托王秉璋将军向张霖之的遗属表示慰问,尔后又顶住江青的干扰接见了张霖之的夫人李蕴华,并与周恩来一起促成了张霖之的女儿与邱会作的儿子的婚事。林彪对李蕴华说“他被毒打致死,说明他没有屈从造反派,没有屈从她(指江青)”赵尔陆将军过世后,林彪也接赵的夫人郭子瑞到毛家湾休息。王秉璋将军因被残酷批斗折磨向林彪求救。林彪对此极为愤怒,大骂“法西斯!惨无人道!他们就是想把老干部都搞死!。”林彪命令王秉璋说“你住到西山(军委指挥所),不要出来,避避风潮。”

[69]赵尔陆和王秉璋都曾经长期在林彪手下工作,而张霖之却与林彪素无渊源,但林彪却是文革中第一个明确指出中央文革那伙人是致张霖之不幸去世的元凶,并毫不隐讳地说出“张霖之是个好同志”的中央领导人。以上的这些事例都说明了林彪内心对打倒老干部的反感和其对文革的真实态度。

周恩来在打倒刘少奇一事上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高文谦先生在他的《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有极为详尽的论述,[70]此处不再赘述。笔者这里想谈的另一件事是林彪与刘少奇一案的关系。文革期间林彪从未管过中央专案,也未直接负责过其中任何一个案子。但后来的“两案”审理过程中,特别给林彪加上了一条蓄意迫害刘少奇的罪名,中共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起诉书中特别指出:“一九六六年八月刘少奇仍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的时候,林彪就指使叶群于八月十一日、十二日两次找中国人民解放车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把林彪、叶群捏造的诬陷刘少奇的材料口授给雷英夫,指使雷英夫写诬陷材料。八月十三日,林彪看了雷英夫写的诬陷材料。八月十四日,林彪在他的住处告诉雷英夫,用给林彪和毛泽东主席写信的形式,附上诬陷材料,由他批转毛泽东主席,并说‘这样更政治化些’。当天,林彪就把雷英夫写的信和诬陷刘少奇的材料批送给江青‘酌转’毛泽东主席”[71]这也是当局指控林彪参与迫害刘少奇的唯一证据。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既然雷英夫早在1966年8月就积极投靠林彪集团蓄意陷害国家主席刘少奇,可是在两案审理时,特别法庭对以上指控并未进行过专门的庭审调查,雷英夫在审判后不仅没有因为这一罪行予以追究锒铛入狱,反而在后来还按原级别享受离休待遇,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著名的文革史研究专家余汝信先生曾专文辨析雷英夫的问题,予以详尽的分析,余先生对此特别提出疑问:“惟‘诬陷材料’为什么会出自雷英夫之手?令人好生疑惑。以现有材料来看,雷与刘勉强可以扯得上有些关系的,仅是1940年代中期雷在北平军调部,刘后来的夫人王光美亦在此时参加军调部中共方面工作,与雷短期共事过,而中共建国后雷与刘、王便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难道真的是叶群告诉他的那一句话起了刺激作用?况且,雷不是中央委员会成员,当时尚未对外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中央高层的变动,以及毛泽东的真实意图,他揣测得如此迅速、准确,政治嗅觉如此灵敏,真是匪夷所思!”[72]此外,以林彪的地位,怎么会找上总参二级部的一个副部长来诬陷刘少奇呢?笔者见过国内一位知情人士,此人曾与雷英夫多次详谈。据雷英夫本人讲,那个所谓林彪指使雷诬陷刘少奇一事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是“两案”审理小组授意雷英夫如此交代承认,惟如此才能给林彪安上蓄意诬陷刘少奇的罪名。正由于这是出自“两案”审理小组的授意,雷英夫日后不仅不会被追究“诬陷罪”,反而属于“为党立新功”,自然也就可以按原级别享受离休待遇,雷损失的无非就是个人的名声而已。所以,余汝信先生前面提出的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由此可见,所谓的林彪蓄意诬陷刘少奇不过就是中共当局的无中生有栽赃陷害。林彪虽然在刘被打倒的材料上批了几句表态声明的话,但与周恩来在刘少奇专案上的实际表现和作用相比较,林彪差周恩来何止十万八千里。

整体来看,文革中周恩来在毛泽东允许的范围内保护了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党外人士,还有一些毛并不想彻底打倒的人,如邓小平等,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予以通融照顾。王力回忆说“据我所知,所有保的人都是毛泽东决定,周恩来执行。毛泽东不决定,周恩来不敢也不能去做,重要干部他不能决定。”[73]其实反之也一样,毛泽东坚决打倒的人,周不会伸以援手予以保护。现在大陆党史学界有意用所谓周恩来保护了一些老干部来掩盖周恩来的确参与迫害老干部之事,这无非还是为尊者讳,将迫害老干部的罪名转嫁到林彪的头上,希图掩盖历史事实罢了。

[53]傅崇碧《大树参天护英华》,见《周恩来的最后岁月》安建设编60页

[54]李海文《周恩来研究述评》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3月版551页

[55]《王力反思录》下卷726页

[56]高文谦《晚年周恩来》184页

[57]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58]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59]纪希晨《陆定一谈文革经历》见《炎黄春秋》2005年第7期

[60]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61]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62]吴庆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27页

[63]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64]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65]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66]高文谦《晚年周恩来》191页

[67]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79-80页

[68]张光渝《拜访王秉璋叔叔》,载《老照片》第四十四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

[69]仰天长啸《汪东兴的一部充满谎言的书--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见《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453、454期2005年9月5-6日

[70]高文谦《晚年周恩来》245-252页

[71]《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起诉书》,见图们、肖思科《特别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月版381-382页

[72]余汝信《在雷英夫未被追究的背后》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444期2005年7月6日

[73]《王力反思录》下卷923页

责任编辑: 吴量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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