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发动的南昌和秋收暴动失败后，逃往井冈山的毛泽东等人，继续积蓄力量。在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后，中共更是趁乱建立了以苏联为主子的“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政权，同时继续为为颠覆中华民国而发动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对于中共一直以来的作乱，中华民国政府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从1930年开始了对中共武装叛乱，特别是对中共江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围剿。这一围剿，历经五次，历时四年。
其中第二、第三和第四次围剿，因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而不得不中断，并非如在中共所有的党史文件和现代史教科书中所说的那般中共是中共凭借自身力量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
1934年，国民党进行了第五次围剿。国民党采取德国军事顾问的“铁桶”策略，对中共根据地采取了包围战术，层层推进。中共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不得不决定分批突围，而另外寻找生存之地。按照中共百集洗脑微纪录片《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100年》第十三集中所言的，中央苏区在国民党军的“围剿”中，日益缩小，因此不得不实施“突围转移”。
而中共后来宣传的中共长征是为了建立陕北抗日根据地，是为了抗日，不过是为了掩盖这段失败和逃亡的历史，不过是为了欺骗世人。事实上，就连这次突围转移行动的最高决策者博古和苏联顾问李德他们自己也都不清楚明确的目地地，也是边走边看。关于“长征”的谎言，笔者将在下一篇阐述。
显然，这么多人仓促逃亡，不可能带上所有的老弱病残。洗脑片中提到了三个例子，一个是毛泽东和贺子珍将两岁的毛毛留在了苏区，从此再无下落。一个是时任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留下了怀孕的妻子唐义贞，其妻子后被杀。还有一个是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因患肺病也被留下。
按照洗脑片的说法，瞿秋白是主动留下坚持斗争的，但事实上，瞿秋白几次要求离开，却最终被拒绝，这导致了他的被抓和被杀。有解释说，这是因为他身体不好，无法进行长途跋涉，但近年有文章分析证实，这是因为他失去了权势，而下命令让他留下的正是博古。中共高官张闻天有这样的回忆:“瞿秋白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
不过，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则是周恩来，他是以党中央决定的名义通知他的。牺牲瞿秋白，对周恩来而言，就是少了一个能证明他领导革命多次失误的重要证人。同样被抛弃的还有得罪了博古和李德的陈毅，而作为陈毅老友的周恩来，居然没有为他说一句话。
鲜为人知的是，中共为了一己之私，在逃亡前，还进行了一场秘密屠杀。当时，周恩来下令中共政治保卫局进行严密整肃，对其不信任的上万名红军官兵和老弱病残进行血腥大屠杀，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万人坑事件。留守中央苏区的前红军代总参谋长龚楚亲眼目睹红十二军参谋长林野夫妇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遭自己人背后用大刀砍杀。这些令人胆寒的残酷肃反，令龚楚对中共彻底失去信心，只身离队投奔国民党，成为“红军第一叛将”。
据《龚楚回忆录》记载，红军撤退或在白区长途行军时，必派出由政治保卫局人员组成的收容队与后卫警戒部队同行，落伍官兵如无法抬运，“便毫不留情的击毙”，以免被俘泄密。
龚楚表示：“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高级干部也人人自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
清洗完内部的中共就这样踏上了一条未知的道路。按照洗脑片的说辞，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拥有最高军事指挥权的博古、李德使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式的行动。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当时博古、李德坚持按原计划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但由于蒋介石早已布置好口袋阵，如不改变原定的前进方向，中央红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为此，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听取了毛的建议，放弃了原计划，而改向贵州北部前进，随即又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此后，在黔北重镇遵义举行了遵义会议。对此，洗脑片特单列一集《遵义会议》阐述。
洗脑片称，会议批评了博古和李德的指挥上的错误，增选毛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决定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其后，又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有意思的是，此次洗脑片没有采用一直以来中共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的最高领导地位”的说法，而是通过重点叙述毛的发言内容、发言时长，毛对李德的批评，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对毛的态度，来暗示毛的领导地位。而中共将《遵义会议》单列一集也是为突出毛在其中的作用，彰显会议的重要性。
然而，中共的说法是与史实相悖的。据《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披露，毛在遵义会议上只是加入书记处。苏共莫斯科1934年1月认可的中共书记处有7名成员，四名在长征途上：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另三名是留在苏区的项英、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长王明、以及红四方面军首领张国涛。
党史专家何方也在其书中说，毛虽然是政治局委员，但是，地位仍然在四名中央书记（政治局常委）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之下，没有什么“实权”。
另据美国之音的报道，毛只是帮助周恩来管军事。王明在其回忆录中说，毛泽东“力图篡夺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和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但没有成功。
王明还说，在延安时，美国记者斯诺多次同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博古、彭德怀及遵义会议的其他参加者谈过话，这些谈话记录也都经过他们本人的审查，并发表在《西行漫记》中。王明说：“然而，在斯诺的书中，逐字逐句、从头到尾、无论读多少遍，都无法找到毛泽东后来所捏造、那种对遵义会议历史的论述的任何痕迹。”
显然，毛并没有因为遵义会议就当上了中共最高领导人。按照何方的书中所说，一直到了1938年，中共最高层对外宣传排名时，毛泽东排在第一的位置才固定下来。而中共之所以撒谎，大概也是为了突出毛的所谓“光辉形象”。
另据南京大学教授、《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的作者高华披露，被删掉的何涤宙的《遵义日记》，竟然写了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红军干部在1935年初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利用空闲时间，把中共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减料，生了一肚子的气。
日记还详细写到他在遵义的十天，既没有去学校进行革命宣传，又写到红军干部和遵义学生打篮球比赛，跳舞联欢。对遵义会议，反而没有一字的描写。高华认为此日记处处真实可信。
这说明什么？说明遵义会议并非如中共宣传的那般重要，而中共后来宣传的中共红军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中亦有捏造的成分。
也是，中共撒了那么多的谎，早就分不清哪是真哪是假，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共一个个的谎言都是为了掩盖其种种恶行，都是为了打造其所谓的“救苦救难”的形象，欺骗老百姓。只是，中共撒谎撒的越多，漏洞就越多，随着一个个谎言被揭穿，觉醒了的民众还能容忍中共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