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上展示了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从左到右分别是土耳其裔美国人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英裔美国人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英裔美国人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
10月14日，瑞典王家科学院宣布，将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来自麻省理工大学的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芝加哥大学的詹姆斯‧鲁滨逊这三位美国学者，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三位学者解释了为何“法治较差的社会和剥削人口的制度不会带来（经济）增长或变得更好”，而这是他们获奖的原因。
经济科学奖委员会主席雅各布‧斯文森（Jakob Svensson）表示：“缩小国家之间收入的巨大差异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们已经找到了当今许多低收入国家薄弱制度环境的历史根源。”
这个根源就是“法治不健全、体制剥削人民的社会不会产生增长或正面的变化”。获奖者阿西莫格鲁在斯德哥尔摩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专制政权“将更难在创新方面取得长期可持续的成果”。
诺奖基于上述原因颁给三位学者，显然很应景，也是对包括中共在内的专制政权的一记重击，这也是中共官媒对该新闻惜墨的缘由。新华社对此的报导只有一百多字，在提及获奖原因时只有一句，即“以表彰他们在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事实上，早在2015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就出版了阿西莫格鲁与鲁滨逊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富裕与贫困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的中译本，原书在2012年出版。当时中共治下的氛围还没有现在那么肃杀，所以该书在政治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界引起了热烈讨论，不少名人对该书都做了点评，包括知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甚至中共官媒也就该书内容进行了报导。
按照该书简介，《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回答了困扰专家们几个世纪的问题：为什么有的国家富、有的国家穷；为什么有的国家的公民活得自由而有尊严，有的国家的公民却如同现代奴隶般不得自由？为什么有些国家轻而易举地走上成功之路，有些国家却不断遭遇挫折甚至被滞留在失败的阴影中？一个人的贫富成败，可能源于若干个体性的、难以复制的因素；而带来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繁荣富裕、成功幸福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富裕、成功的社会或国家能一直持续下去吗？为什么有的社会或国家的富强宛如昙花一现，有的国家和社会的富强者却能维持数百年之久？国家为什么按照富裕不富裕、健康不健康、食物充足不充足来划分？是文化、天气、地理特征还是制度原因？
本书开篇就讲了一个名为诺加雷斯布的小镇的故事。小镇地跨两个国家，被一道栅栏隔开，北边属于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南边属于墨西哥。两边的人、地理、文化背景都一样，但是经过最近两三百年的发展，情况却完全不同，一个可以享受免费教育、拥有健康保险，以及良好的治安，高速公路、电力、电话、网路及污水处理系统等现代生活的种种便利，社会繁荣，还可以投票选举从总统到镇长的各级公职人员；一个是治安混乱，毒品泛滥，许多青少年没有完成基础教育，只有形式上的选举，生活依旧贫困。
作者认为，地理、文化、掌权者的相关知识水平等都不足以作为国家成功或失败的深层原因，制度才是决定性因素。那么，人们不免要问：为什么美国的制度比墨西哥的制度优越呢？
通过梳理北美与南美近代以来不同的发展路径，作者提出了两种体制上的差别：“包容性体制”的国家维护法治和财产权，并且在政治上广泛分配权力、建立制衡并鼓励多元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繁荣；而“攫取性体制”国家是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只由少数特权精英把持，则国家必然走向衰败，因为特权阶级为了保有自身利益，会利用政治权力阻碍竞争，不但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也不利于创新，阻碍整体社会进步。
以小镇为切入口，两位作者整理了罗马帝国、玛雅城市国家、中世纪威尼斯、苏联、拉美、英格兰、欧洲、美国和非洲的大量历史证据，令人信服地表明，人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对经济成功（或经济不成功）至关重要。
两位作者否定了现代化理论中的“经济至上论”或“经济决定论”，他们认为：“虽然经济制度对决定国家的贫穷或富裕极其重要，但决定国家经济制度的是政治和政治制度。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公民有没有能力控制政治人物并影响他们他们如何行为。这又反过来决定政治人物是否为人民的代理人，或者能滥用委托他们行使的权力，或他们会不会篡夺权位以聚敛财富、追求个人的目标而危害人民的利益。”
作者认为，历史上，许多国家通过革命建立起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现在大多数发达的民主国家采取的就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和包容性经济制度，如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而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是对应的，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采取攫取性政治制度，那么其很有可能建立起来的是攫取性经济制度。
对于是否存在采取攫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的国家，作者是肯定的，即指那些只进行了经济改革而没有进行政治改革的国家，但是作者表示这种国家的包容性经济制度难以长期存在，很快就会由于攫取性政治制度而发展成为攫取性经济制度。这种国家往往是为了刺激人们的生产性激励而制定的包容性经济制度，但是不会从根本上触动既得利益者或者当权者的利益，而他们刺激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有更多可以攫取的资源。
无疑中国就是作者笔下这种“采取攫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的国家”的典型例子。书中还谈到了中国，称中国近几十年的快速发展，表面上看是因为廉价劳动力、外国市场和资金技术，但根本是因为从高度集中的经济制度，转向了更为包容的经济制度，但书中认为，中国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之后，增长将不可持续。不过，如果中国在经济增长达到极限之前，就将政治制度转为更为包容的政治制度，就可以避免。
然而，两位作者还是高看了中共。在其提出两种“包容性体制”和“攫取性体制”十二年后，中共的经济发展就已经走向了末路，其从未改变的攫取性政治制度已经发展成为攫取性经济制度，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共的任何政策都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既得利益者或者当权者的利益，刚刚暴涨又暴跌的股市就是陷入困境中的中共，对韭菜们的又一波收割。
诺奖颁给这几位发现制度与经济发展内在关系的学者，实则也揭开了中共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欺骗性所在，不过是为攫取更多利益的谎言。也就是说，没有包容性的制度，经济繁荣是不可以持续的，而中国人和世界所有生活在专制体制下的人们都需明白这一点，并且只有在政治上有所改变，才会获得真正的经济发展和幸福。这大概也是当下内外交困、民怨沸腾的中共，不敢过多地将三位诺奖获得者的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国人的主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