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以升是中国著名桥梁专家、中国近代桥梁工程奠基人之一。20世纪30年代，他在钱塘江上建造了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设的公路铁路两用大桥，结束了中国江河上的钢铁大桥由外国人建造的历史。由他主持设计的其它大桥最有名的还有武汉长江大桥、重庆石板坡长江大桥，1959年时亦担任中共人民大会堂修建工程的“结构审查组”组长。
在中共发动的一次次运动中，茅以升同样没有躲过厄运。据曾在铁道部铁道科学研究院与茅以升一起工作的郭树荣回忆，1957年“反右”前，身为院长的茅以升响应中共的号召，向中共提了八条建议，其中有几条后来被认定属于“黑心”。1958年全院开展了对他的批判，大字报铺天盖地，有些还贴到了他办公室的墙壁上，他被迫在全院大会上先后做了三次检查。
尽管其后茅以升没有被打成右派，但为了给其一个教训，他的晚辈中，有几个人被打成了右派。例如当时在院内铁道运输研究所工作，现在已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他的侄儿茅于轼，就被打成了右派。
1958年，工程师茅于轼成了一名养路工，当年他撰写的《蒸汽机操纵与焚火》一书再版，却不能署自己的名，作者变成了当时年仅一岁的儿子茅为星。据其侄女茅青说，当时茅以升的内心非常“苦涩”。
文革开始后，茅以升一度每天上班后，都要胸前挂着“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名字上打着叉叉，先在院内示众一圈，然后从事拔草、清理卫生等惩罚性劳动。其妻子戴传蕙因为多次惊吓而骤然离世。
而茅于轼的弟弟茅于海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因为是电视教研组的科技尖子，成为了清华校长蒋南翔的“红人”，很快加入了中共。其后，因为有海外关系，他被禁止参加保密的科研工作，还落个了里通外国的“特嫌分子”恶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