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中，有些东西像博物馆的藏品，是不轻易示人的。但一遇到合适的展出机会，它便不那么淡定了。高考于我便是如此。虽然它已远离我近40年，其中那些让我倍为感慨的往事，随着岁月的流逝，也早已如同碎玻璃板中的恍影。是挚友的呼声，唤醒了沉眠于我内心深处的点点滴滴。
一、动力
我的高考动力，源自我的童年。
我在母腹中只有17天，父亲就因车祸去世了。所以，我打小头脑中没有“父亲”的概念。稍大点后，听见邻居家小孩一口一声地叫“爸爸”，我头脑中偶尔会闪过“我的爸爸呢？他在哪里？”的念头。大约在我5岁时，我从来家拜年的父亲的学生口中，得知父亲曾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其实他们弄错了，我父亲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工程系）。
这些大哥哥、大姐姐谈起父亲时，那一脸崇敬又痛惜的表情，开始在我心中烙下了“父亲”印记，也让我在父亲与大学之间划上了等号。从这一刻起，我对父亲那种似有若无的淡淡念想，转化为心中极为懵懂的“读大学”念头。这，便是我参加高考的最原初动力。
我10岁那年，大哥考上了清华大学。记得那是一个盛夏的午后，当邮递员在楼下大喊“拿录取通知书”时，乐开了花的母亲一反平日的严肃，站在走廊里大声说着“第一张表第一志愿第一专业”，深怕左邻右舍听不见。
父亲去世后，母亲独自挑起了抚养我们兄妹五人的重担。母亲的辛苦和家中经济的困难可想而知！然而，她却在为大哥置办赴京的衣被时，为我们四个当弟弟妹妹的，每人做了一件新衣服。大哥临行的前晚，母亲让我们穿上新衣去照相。
我好奇地问母亲：“妈妈，还没有过年，为啥要穿新衣服？”母亲说：“哥哥考上了大学啊！”哦，原来上大学可以有新衣服穿，可以照相，可以一年过两次年。要是哥姐们都考上大学多好，我就可以多过几个年了。
大哥到北京后不久，给家里寄来一张照片。照片上天安门背景前的七个人，清一色的补丁衣裤，全都咧着嘴笑。第二年寒假，大哥回家过年，看见他衣服上别着的校徽，我就想着戴上该有多体面。
一天，母亲叫我上街交信，我悄悄取下哥哥的校徽别在棉袄上就出了门。一路上，迎着大人们疑惑的目光，我胸脯挺得老高，朝他们傻傻地笑。我缠着大哥要他讲“大学”，问“照片上你的同学，他们的爸爸妈妈是干什么工作的？”。大哥说：一个当工人，两个当农民，一个杀猪的，一个剃头的，另外一个跟妈妈一样——当老师。
大哥向我们描述清华园，学蒋南翔校长的开学辞，讲70岁的体育老师马约翰，可以一口气做几十个俯卧撑，说学校的口号是“健康地为祖国工作50年”，因此同学们每天下午都去操场锻炼。
大哥的讲述，又勾起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化学系的母亲，对自己大学生活的美好回忆：皇宫般的校舍，动作极慢但事必求精的同窗好友沈谱，课堂上提问不断以激发学生颖思的洋教授，立志“教育救国”而独自终身的校长吴贻芳……这一切，让我对大学感到既亲切又令人神往。
文革中断了我的大学梦，高考自然无从谈起。1969年2月，响应伟大领袖的伟大号召，全国66—68届的初高中生（俗称老三届）离别故乡，一股脑去广阔天地“大作为”了。新三届适时填补了校园，在演出新一轮“复课闹革命”情景剧的同时，总算能够坐在教室读几本书了。
我的两个发小也是新三届。每天早上，看着她俩背起书包有说有笑地奔向教室，我心里除了倍为羡慕，就是无限惆怅。母亲懂我的心思，当过英语老师的她，找出《许国璋英语教材》，从ABCD教起，还给我布置作业，要求我每天必须完成几道练习。
因为我家住在学校，文革来时，母亲作为批判对象，抄家自然难免，熊熊燃烧的革命火焰，把哥姐的高中课本烧得干干净净。母亲只好带我到她朋友家，我钻到床底，挑拣出一捆包括语文、史地在内的初高中课本。这一切，多少满足了我的求知欲，也为我日后的高考垫了底。
哥姐上山下乡三年后，我进了面粉厂。每天早出晚归，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看书学习。但我也不甘心一辈子再也没有书读，便每天背个放着书本和练习簿的包包，利用上下班的路上或午休时间，背背单词，做做习题。
后来，厂里也曾下达过一个推荐“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并动员大家报名。不明就里加盲目激动，我很快向厂领导交了一份申请书，并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没有想到，在那种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必须夹着尾巴做人的社会氛围中，像我等生于“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家庭的小蚂蚁，是不该心存奢望，也毫无资格和权利表达诉求的。
不甘寂寞还不自量力，结果自然可想而知，也罢。让人郁闷的，是随之而来的挖苦、讽刺、奚落、恶语。呜呼！我的大学梦，看来今生永远是梦了。
二、备考
人的一生中，命运的转折往往来自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机遇。1978年的高考，是我人生中最好的机遇。我庆幸自己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
1977年底，得知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后，对大学的极度渴望，使我的内心再无片刻安宁。当时，我正参加市中区粮食公司宣传队的汇演，每天的“下基层”，让我根本无暇捡起书本。焦灼中的我，天天盼着宣传队尽快解散。好在两个多月后的1978年春节，我终于回到了所在单位，有了虽然有限但相对稳定的复习备考环境和时间。
我1960年6岁半上小学，1965年11岁半进初中。1966年，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首先在学校全面铺开。我所在的重庆41中（现为巴蜀中学）是干部子女学校。我们班的小青果们，因根红苗壮而总是革命气势劲爆。但由于年纪小，他们在澎湃的革命激流中唯一能想出的造反绝招，便是控诉校领导“把我们当修正主义的苗子培养”，强烈要求“冲出牢笼，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
于是，那年的6月初，我们到近郊农村住了近一个月。这样，我掌握的中学知识，满打满算也不够一年。薄弱的知识底子和残缺的知识结构，对于想跨越五年系统学习阶梯而登临大学门槛的我，难度可想而知。好在我平时利用点滴的时间，积累了一些知识，这让我的复习备考有了一定的底气。
母亲得知我准备复习应考后，内心的第一反应是我没有考上的可能。尽管如此，她却没有对我说过半句泄气话，反而总是把那句“只要自己尽力就可以了”天天挂在嘴边。母亲知道我不可能报考理工科而只有报考文科，又想方设法帮我找到了两册老三届的高中语文课本。
不仅如此，她还第一时间从大哥所在的自贡市赶回来，为我和二哥的备考提供后勤保障：每天早上一人两个水煮鸡蛋（她说这种吃法最科学，蛋黄的卵鳞脂能增强记忆力），每天晚上一荤两素（母亲以自己的经验告诉我们：备考也是体力活）。母亲的鼎力支持，增强了我赴考的信心。
捡起常读常新的书本，我开始了紧张的复习备考。最大的拦路虎是数学。虽然母亲告诉我：数学需要系统学习，短时间内很难补起来。一想到二哥1977年参加高考，总成绩虽然远远超出了录取分数线，就因为数学吃了鸭蛋而铩羽而归，我心里就十分惶恐，怕自己重蹈二哥的覆辙。于是，备考之初，我便将全部心血都倾注到数学上。
大姐是数学老师，我每天一下班，就赶到她家去补习。尽管如此，我的数学仍然是“扶不起的阿斗”，近三个月的补习，仍然连最基本的数学公理都不甚了了。二哥见我满怀焦虑，说“时间只有不到三个月了，我们要把重点放在其它文科科目上，数学只要不是零分就可以了，否则得不偿失。”多亏二哥的及时点拨！战略全局的调整，阻止了我头撞南墙。
我所在的工厂专门生产面粉。工厂虽然小且旧，却事关百姓的饭碗。尤其在计划经济年代，粮食统购统销的大佬地位，使面粉厂“三班倒，班班见领导”几乎成为工作常态。经常的加班加点，让我复习备考的时间极其有限。
好在我的师傅比较理解我，在我备考的那段时间，她从不干预我在工作的间隙时间捧起书本。尽管如此，时间于我仍然显得可怜，只好每天几乎鸡鸣即起。家里就一间房，中间用上下铺隔开，一人咳嗽全家人都会被惊醒。
怕打搅家人睡觉，公共厨房便成了我最好的晨读场所。天气一天天地转热了，邻居家上早班的也起得早了，厨房不再是我的专利，我便转战到同层楼的公共厕所，虽然那里的味儿让鼻子受委屈，但因为氨气能吸热，所以厕所比厨房凉快多了。心理作用下，我感觉头脑反而清醒，复习效果也更好些。
每天下班后的回家路上，更是我背书的绝佳时机，边走边背不仅脑洞大开，而且心情愉悦。于是，原来只需要45分钟便到家的路程，便成了马拉松漫步，一小时、两小时，甚至三小时……
晚饭后，又是一通夜读，结果常常是夜半还捧着书本的我，被母亲反复催促着上床睡觉。“闻鸡起舞”加“凿壁偷光”，那时的我，自感除了有悬梁刺股的辛苦，更有一种老愚公的豪迈。
三、应考
终于到了“毕其功于一役”的时刻。
1978年的高考在7月20至22日，正是“火炉”发飙的时节。一大早，母亲给我和二哥煮了鸡蛋和粽子，一定要让我们都吃下去，说是怕到时肚子饿血糖低影响发挥。
早早地来到位于重庆市委对面的六中（现求精中学）的考场。时间还早，坐在操场边的树荫下打开书本，想抓紧时间再背两道题，哪里看得进去！因为我与大姐在同一个考场，我开始朝校门张望，盼早点看到她的身影。快到进考场的时间了，终于看到姗姗迟来的她，心里顿时踏实了许多。
三天的考试像是一场与火神的搏命，紧张、慌乱、热得昏头昏脑，是彼时的真实写照。不记得心绪是何时平宁下来的，只记得试题都快答完了，手都还在抖。不记得一场考试下来用了几条手绢，只记得来不及揩掉的汗水落在试卷上，立马化成了一朵花。不记得到底做了些什么题目，只记得每天考完回家后与二哥复盘，心情总在对与错的波峰波谷之间起起落落。
记忆尤深的是，考政治，错把“矛盾的普遍性”看成“矛盾的特殊性”，洋洋洒洒写了半页纸，还自鸣得意连标点符号都没漏；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理论来源”，死活想不起黑格尔，模糊记得有个黑字，灵机一动填上北约盟军司令黑格。考历史，不知“官渡之战”，只好用“淝水之战”假冒。考语文，不知“毁”应与“誉”搭配，想也没想就写了“毁灭”。
考地理，为答那道“一个人春天从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秋天到了厄瓜多尔的基多，问两地此时各是何季节及其原因”（大意）的题，以手指为太阳钢笔为地球的比划，让监考老师莫名其妙，直接给予我五分钟的高度关注。
考数学，照着二元一次方程式解了第一道题，用时十分钟，做对了，拿到了8分的极限分；用余下的全部时间解第二道三角函数题，画了一张半纸，没有答案，得了6分。
最后一天下午考外语，想到万里长征总算快到陕北了，心情轻松不少。正因此，最后那道“苹果园”的阅读选择题，我没有看仔细明白就匆忙作答，可惜了，20分的题丢分一半，否则成绩该是59分了。好在外语考试不计入总成绩，因此心情没有丝毫沮丧。
考试过程中，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邻桌的一位男士，大热的天仍然长衣长裤，更离奇的是，他的衣袖一直覆盖到手腕。考试进行到第二天上午，忽然教室里一阵小骚动。原来那位仁兄将答案用圆珠笔密密麻麻地写满手臂，被监考老师有礼貌地请出了考场。这算是我的考试生涯中，见到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小抄冠军。
我不知道婴儿吃奶是否要举洪荒之力，但我能确定自己为了高考，的确拼尽了全力。绷紧的神经终于松弛后，我狂补瞌睡三天。
四、梦圆
考试完了，接下来的事情就只有等待，等公布成绩，等录取分数线。当高考成绩单发下时，我知道自己距离梦圆大学，只有一步之遥了。大半年“两头只见星星月亮”的辛勤付出，顷刻幻化为挑开生命前路中浓云迷雾的利剑。此时的我，唯一的企盼便是能像母亲那样，实现当老师的夙愿。
填报志愿时，我不假思索地写了四川省内所有的师范学院：西南师范学院（如今的西南大学）、重庆师范学院、南充师范学院。当收表的工作人员提醒我“重点大学一栏不能空着”时，我问同去的二哥怎么办？二哥说：写四川大学吧。于是，照着报纸抄下了四川大学。川大不是师范，写什么专业好呢？迷茫之际，看到川大文科的专业目录中，哲学系赫然列于位首，心想反正自己考不上重点大学，于是，又照着报纸抄下了哲学系。
没有想到，仅仅过了20多天，我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我正在车间装面粉。那一晚，我睁眼到天亮。那一年，我24岁。我的大姐和二哥，与我同年考上大学。
就要给自己的过去画上句号，给未来打上破折号了。离别时，厂团支部为我们考上大学的两位同事开了欢送会，拍了照。好友则在老旧的厂房顶，为我和师傅留下了共事五年半的历史画面。
踏上西行列车的那个傍晚，夜幕降临之际，望着窗外飞掠的动景，想象未来的大学生活，心情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桃花开”。高考让我迎来了决定自己人生命运的根本性转机。那个终日被人牵着走，对自己的命运完全无能为力的年代，终于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