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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公安部长谢富治上将害人太多 临终忏悔

庐山会议后出任公安部长

中共建政后,谢富治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原昆明军区老干部马天佑告余,那时的谢富治还是很清廉的。一次,谢富治到边境某县蹲点,轻车简从,粗茶淡饭,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返回时,发现车子后备箱里装有鸡和肉,谢不悦,即问秘书:“怎么回事?”秘书说乡亲见他喜欢吃当地的山货,便送来了。谢富治立即叫秘书把鸡等送回,回昆明后即把该秘书调离到边远小县当县长。

1958年,时任红安县采购员的刘金汉到昆明军区找谢富治为家乡办事,谢富治见他第一句话就是:“小老乡嘛,多大了?入党了吗?”隔数日,又见刘金汉,谢富治又问:“你是个党员,不过组织生活不行。你的组织关系转过来没有?”刘答:“没有。”谢曰:“那不行,要把组织关系转来啊。”又隔数日,刘金汉随军区后勤部何德部长来看谢,谢指示何德曰:“他(刘金汉)是党员。现在我没有时间,交给你来管,可不能让他在外成了野人啊!”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罗瑞卿卸任公安部长。是时,中央提名的公安部长候选人有杨成武、杨勇、张际春、张宗逊等。毛泽东在候选人报告中提笔写道:“富治同志如何?请政治局议一下告我。”此批示似为商量,实为敲定。谢富治任公安部长后,一时议论纷纭。毛泽东又出面解释:“公安工作很重要,但是,不能总是一方面军里面出人,要搞五湖四海,彭德怀他们搞个军事俱乐部,就不是马列主义嘛,富治是四方面军的,但是,他对党的忠诚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嘛,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嘛。”

“文革”中红极一时

1966年9月26日,余随温州红卫兵赴京接受毛泽东检阅,宿长安街公安部内一栋老式房子,似为办公室腾出,高大宽敞。突然,一群干部模样人物推门进来,其中一位穿绿呢大衣者居中,中等身材,和蔼慈祥。随从者大声说:“谢副总理来看望大家了!”谢副总理者,谢富治也。

谢富治满面春风,和蔼慈祥,亲切问大家:吃得饱不饱,穿得暖不暖?又曰:“你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有没有什么要求?”余是时年轻,不谙世事,高声说:“我们吃不惯馒头,要吃米饭!”附议者甚众。谢富治微笑点头。次日早餐,食堂里便增加了一桶又软又香的天津小站米饭。

谢富治“文革”中红极一时。据韩爱晶回忆,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五人,解决工宣队进校园事。谢富治深夜两点多,即到人民大会堂西门外过道的门里等待。将军对红卫兵头头彬彬有礼,轻声问道:“都来了吗?”“大富还没来啊!”“不等了,你们先进去吧!”快进大会堂湖南厅时,谢突然停住脚步催道:“快进去!快进去!毛主席在里面等你们好一会了。”是时接见,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叶群汪东兴、黄永胜、温玉成、吴德等。

韩爱晶又言,“当时,我好像有迷离为梦的感觉,简直不敢相信真的见到了毛主席”。接见毕已九点,谢富治带他们五人到小饭厅吃早餐,鸡蛋炒饭和白菜汤。谢富治言:“已经九点了,毛主席还没有睡觉,我们吃点饭,然后讨论怎样传达毛主席的指示。”饭后,谢与五大学生领袖于饭桌上边议边写,整理了一千多字的通稿。谢念了两遍,又做了更正,五个人都签了名。谢富治拍板言:“我看先照这份稿子传达,其他内容今后再说。”这就是第二天印着大红标题在北京散发的统一稿。韩爱晶言,当时谢富治给他的印象既像大管家,又像秘书长,确是“文革”的红人!

1967年起,谢富治担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1969年4月28日,谢富治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成为中央军委领导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1971年1月又担任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据宋任穷回忆,康生曾如此评价谢富治在“文革”中的表现:“大军区的政治委员中,只有两个人是好的,一个是南京军区的政委张春桥,一个是北京军区的政委谢富治。”

“文革”中,谢富治闻风抢先批其老首长邓小平。某日,傅崇碧私下与之言:“小平是你的老领导,是上过《毛选》的人。你批的那些事,我怎么没听说过?”谢富治得意洋洋曰:“你没听说过的事还多着呢!”某日,谢富治与傅崇碧介绍经验:“对江青同志要尊敬,握手要用双手握。”傅崇碧闻之愕然。

温玉成将军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时,曾受命协助谢富治管“样板团”。温玉成告余,因文艺口支左部队换班事获罪于江青。某日,谢告温曰:“我们一起给江青写个检讨。你先起草,共同签名,把这事了了。”将军不知有诈,急拟检讨书交谢。谢未签名即交江青,故温玉成将军获罪于江青而一直蒙于鼓中也。

公安部长提出“砸烂公、检、法”口号

“文革”中,谢富治首提“砸烂公、检、法”口号。“公、检、法”者,即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毛泽东闻之甚喜,曰:“听到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我就高兴,你们要把这句话捅出去!”谢富治更加洋洋自得,曾与公安部副部长李震等言:“我当面听主席讲砸公、检、法,没有十次也有七八次。”由此全国立即掀起“砸烂公、检、法”高潮,政法系统瘫痪,法治荡然无存。以北京市公安局为例,三万人余人的队伍中,挖出了九百余名“地富反坏右”,只剩百把好人,其余均进学习班。

谢富治于“文革”中参与了“公安六条”制定。“公安六条”的主要内容是:(1)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冲击监狱和管制犯人机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2)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3)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严禁武斗……对那些打死人民群众的首犯,情节严重的打手,以及幕后操纵者,要依法惩办。(4)地、富、反、坏、右等类人员,一律不准外出串联,不得混入革命群众组织,更不准自己建立组织。(5)不得利用大民主或用其他手段散布反动言论。(6)党、政、军机关和公安机关人员,如果歪曲上述规定,捏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依法查办。

1970年的庐山会议后,军队高层曾流传一首唐诗,题为《焚书坑》,作者章碣。其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有人反映此诗黄永胜曾在不同场合引用过,谢富治闻之如获至宝,并向毛泽东报告黄先后与韩先楚、王必成、许世友等人念过此诗事。毛泽东闻之格外警觉,南巡中严厉点名黄永胜曰:“我就不相信,黄永胜就能指挥解放军,解放军就听他一个人的?有人说我是秦始皇,希望我快点死,死了他们好上台啊。”

谢富治在“文革”中整人太多,积怨甚深,晚年犯下“心病”。据陈康将军言,谢富治临终前,陈康将军曾到北京看望他。是时谢富治尚认人,见老党员尤激动,口中喃喃言:“xxx不是我要整的,xxx不是我要整的,都是啊啊……”陈康临别时,谢紧握其手,反复曰:“我在云南没干坏事啊,我在云南没干坏事啊!”

1972年2月,谢富治因癌症病故。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志哀,悼词中称谢之死“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8年后,谢富治被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开除其党籍,并撤销《悼词》,骨灰盒也被移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本文资料来源于郭林祥、陈康、温玉成、祁山、马天佑等访谈笔记,并参考了《徐向前回忆录》《郭林祥回忆录》《秦基伟回忆录》《毛泽东思想万岁》《红四方面军肃反资料实录》等着作,以及马儒《谢富治的荣辱人生》、韩爱晶《1968年我向毛主席请教》、尹曙生《毛泽东与砸烂公、检、法》等文章。)

 

责任编辑: 吴量   来源:同舟共进2014年第11期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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