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省会前，在商县中学培训会上。前排左一为杨新华，左五为李蓓，后排左一为郭安虎，左三为贺存生，左五为作者，左六为陈文彦，左七为张葆才
1972年春，陕西省要举办首届革命故事比赛大会。通知发到各地区、县市，引起一阵紧张：“文革”闹了整整六年，“样板戏”看了无数遍，再爱唱戏看戏的人也腻味了。这次要开展大讲革命故事的活动，文化单位当然高兴：总算有事干，可以出人头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了！但六年来，谁抓了什么文艺演唱活动呢？专业剧团倒没撤，但日日忙着样板戏，何况，这次是群众性活动，专业演员除外，必得在基层选拔故事员。
当时，我从银行调到新成立的商洛地区中心文化馆不到一年，在银行混了几年，被人误认为懂财务，就负责为单位做桌椅、买纸张、卖饭票、跑联络。组织讲故事的事原不该我干，可馆里几位创作人员忙着体验生活、编写戏本子，顾不得，实际上也根本看不上这事。创作人员在“文革”前也就是作家，“作家”岂能搞群众文艺？太掉价了。于是，领导就找我：“你年轻，又不爱编戏本子，你从现在起专门给咱抓故事会这事，要全力以赴，一定要在省里比赛大会上拿奖状。”说完，让我先去街上给馆里买自行车，要“飞鸽牌”加重型，带自磨电灯的，买到后把润滑油上足，骑几圈试试，领导后天回家过礼拜六要骑的，可不能误事呵！
第二天，我开始通知各县文化馆说，地区要开故事会，选拔上省比赛的故事员，工农兵都行，得自编自讲，七个县都得参加，不得有误。电话机放在屋外窗台上，老式摇把子，站在那里，边摇边扯着嗓门喊，长途，不大声喊对方听不到。我这里忙着打电话，馆长蹲在一旁和别人下棋抽烟，还不忘表扬我抓得紧：嗯，不错，是好同志！
各县也积极。7月初，地区开会选拔，省上群众艺术馆的张顺副馆长亲临指导。选拔一完，留下选出的故事员，各县再留一名文化馆干部，由我带着住进商县中学，上省前紧急培训，然后再选拔。这会儿，学生已放假，有现成住处，也安静。
几天时间，文化馆干部和故事员配合，边改稿边试讲，然后让我“审查”，忙得一塌糊涂。反正要求不高，只要内容革命，讲起来能抓人，就行。
故事员里有一位陈文彦，四十多岁，农民，见人十分谦恭，也能讲能写，他讲的《两棵红椿树》就是自编的。前些天，山阳县文化馆报故事员名单时，在电话上悄悄对我说：这个陈文彦是右派，不知能不能参加。若不能参加，我们县可就找不下人了。我想，这山阳县文化馆胆子也恁大，敢报个右派故事员！再一想，人家敢报，就是研究过的，不会有啥问题。我就说，行呀！只要能讲，就来吧！
培训班上，老陈很积极，除了把自己的讲好，还帮我辅导别人。有天，我单独和他聊天，知道他和我一样，也是这所中学毕业，后留校，只比我大十来岁。我说：你留校时还年轻着哩，反啥不行，偏偏要反党？老陈说：老弟，你有所不知，正因为年轻火大，冲撞了领导，才挣来一顶右派帽子。其实，当时也不在意，右派就右派吧。谁料到，下来就是开除回家，这才知道大事不好。回到农村，村里人不错，都说：“文彦是个小娃，能反党？能反个屁！还不是遭人暗算了。有啥要紧，种庄稼也饿不死人！”老陈的火爆脾气就此才改了，在人面前，明明知道的事，也装傻。绝不乱说乱动，闲下来还教乡亲唱“语录歌”，跳“忠字舞”，乡亲也压根不把他当右派看待。这次敢推荐他到地区参加故事员选拔，村里领导是给县上领导拍了胸膛的：绝无问题，若有问题，给我戴反革命帽子！
听了老陈的叙说，再联想到前几年的揪“反革命”，我脱口而出：坏人得志，好人受难，历来如此啊！话刚出口，就觉糟了，赶紧给老陈说：今个儿，你给我啥也没说，我给你啥也没讲呵！老陈是机灵人：“你是领导，张口闭口让我们紧跟毛主席，讲好革命故事，大家都说你只知道革命，从来不和大家拉家常说闲话呢！”听听，把在农村那一套顺口就给我用上了。
还有一个小青年郭安虎，商县选的故事员，不到二十岁，两只大眼睛，一副壮身板，虎头虎脑，初中毕业回乡劳动。这次讲的故事是《活捉秦狗娃》，解放战争年代的故事。安虎用商州土语讲，吐音有点笨，但也有气力，老百姓最爱听用本地方言讲的故事，觉得亲切顺耳。其实，这类故事也没啥新意，无非是解放军游击队如何勇敢，土匪如何残暴狡猾之类。但安虎会表演，无师自通，一会儿是游击队员虎眼圆睁，大喊站住，接下来就是秦狗娃蹴下身子，浑身打颤，歪着嘴巴连叫“爷爷饶命”。没等游击队员扑上去，秦狗娃“唰”地一下又翻身跑了。围绕着“活捉”，安虎使尽浑身解数，弄得满头大汗，引来我和别的队员阵阵笑声。安虎是男子汉，不怕人笑，蹩着气表演到大获全胜。培训五天，起程上合阳县。那个县故事活动开展得早，有经验，省上重视。选在合阳县开省故事调讲大会，实际上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奖励，也是他们的荣耀。
商洛代表团的故事员，没出过商洛山，没到过关中大平原，更没参加过档次如此之高的盛会，又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这回见到了省上的大首长、文化厅穿军装的军代表、全省参赛的故事员。吃了关中的大白蒸馍，还只缴一点点粮票和钱，就让放开吃，不限量。不足之处是蔬菜金贵，据说会上的菜要从西安运来。这里历来干旱，蔬菜少，老百姓平常日子，只吃辣椒大葱，而商洛山里，家菜野菜多的是，只是粮食缺。担心的是，山里人没见过世面，方言太笨，怕惹人笑话，十多个故事员里，只有丹凤县的姑娘李蓓用普通话。我给他们打气：“方言咋啦？只要内容革命，咱那里乡亲爱听就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直说的湖南话，还不是照样领导咱们和世界人民闹革命？”这一开导，大家就胆壮多了。
三天比赛下来，商洛代表团就红了，传经送宝的，登门拜师的，交朋友拉乡党关系的，邀请到他们县上宣讲的，能踢破宿舍门槛。最后得了全省第三名，光荣得大家睡不着觉。那位省文化厅的军代表庾吉同志还与我谈话鼓励：“小伙子，你们商洛代表团讲，蛮不赖嘛！回去再加工，再锤炼锤炼，明年我要去再听听，好不好呀？”我诺诺连声，谢谢首长的鼓励教导，表示一定好好提高，为毛主席争光，为首长争气。转过身刚要走，还听到他对身旁的干部说：“怎么样？山里人蛮精干，蛮精神的嘛！”得了奖，首长又单独接见鼓励，这是天大的喜事，连夜给商洛单位打电话报喜。那边领导也来了劲，给参赛的故事员每人每天增加三毛钱的补贴，回来后，精减队伍，到各县巡回宣讲，决心超过合阳，下次拿第一。而且明天就通知各县准备接待和安排宣讲。看起来真有点小胜即骄的味道，要被胜利冲昏头脑了。
这样，刚从合阳回来就重组队伍，仍由我带队，队员有陈文彦、贺存生、李蓓、杨新华、郭安虎。向地区领导汇报一场后，第三天就动身，开始七个县的巡回宣讲。在丹凤县庾岭水库宣讲的那一场，工地停工两小时，全体干部民工把工棚外场地坐得满满当当，宣讲过程中，就数陈文彦、郭安虎的方言故事反映热烈，连说带表演，备极夸张之能事，引来阵阵笑声。
我坐在工棚下看听众反应时，却也看到不少民工在打瞌睡，旁若无人。工地上工具原始，人海战术，加班夜战，红薯糊汤，国庆献礼，紧张得很，难怪有那么些人对革命故事缺乏热情了。
李蓓闪亮登场，观众精神为之一振。李蓓，二十岁出头，长得小巧玲珑，穿着朴素，又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讲的是婆媳间为公为私的矛盾冲突，照例是婆婆落后，私心重，但勤苦一生，会过日子，媳妇呢？当然是先进无私了。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但经李蓓连说带演，两个女人也就出戏得很。我也观察到，婆婆表白过日子艰难，拉扯孩子不易时，不少听众唏嘘有声；而对那位媳妇讲的革命道理反而摇头撇嘴，不以为然。有时革命的大道理，还真是讲不透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哩。
故事会结束，民工还围看我们，边看边议论，有点今日追星族的气氛，山里老乡，能近距离地看这些演员，不容易啊！
后来也有件不愉快的事情：当夜在招待所，我接到地区艺术馆领导的电话，很严肃地说：你们咋搞的嘛，下午丹凤庾岭水库给地委宣传部打来电话，反映你们故事队一位女同志，讲故事时专门穿着一条打了补丁的裤子，讲故事讲到婆婆那一段特别动情，影响不好，问这故事员的家庭出身情况。领导似乎倒没有多少责怪之意，只让以后注意点就是。
我一听就火了，立时要去庾岭水库找告状的人。我说，李蓓就这条补丁裤子，补得齐整，洗得干净，怎么就穿不得？怎么就是给大好形势抹黑？工地上衣不蔽体的民工多的是，难道也是给大好形势抹黑？告状的人嫌裤子有补丁，让他捐献一条新“的卡”裤子给李蓓，我代李蓓给他叩头行不？说讲到婆婆时动情，我说领导不是早教导故事员要声情并茂么？我还说，这告状的人的家庭出身倒得查一查，我估计他是故意找茬破坏革命故事活动哩！这一通抢白，把领导逗笑了，说，告状的人小题大做，你不要学他，也小题大做嘛！
第二天我把这事给大家一传达，小伙子、姑娘都说我顶得好。陈文彦是曾经沧海的人，悄悄劝我：对领导不能这样说话，要给领导留面子么！有多少事，领导当面说不过你，就给你记着，保不准啥时候逮住你，新账老账一起算，整你个哑巴吃黄连。他说，他年轻时也和我一样，火气旺得很，当时倒痛快，到头来落个永远不痛快。老陈一席话，说得我脊梁直冒冷汗。
再一次是在商南县清油中学。这虽然是一所农村中学，但校址在公路边，因而，学生也就算是见过大世面的，把看样板戏、听革命故事并不当一回事。故事员贺存生是退伍军人，现在虽然是农民，这回也才当了个故事员，但总有点傲气，平时却最看不惯傲气的人。他讲的是工人和技术权威比拼的故事，其中当然有些笑料，用来嘲笑知识分子的无知无能，当然也有一点技术上的细节。对于前者，存生有把握，放胆胡说就是；到了后者，他一点儿也不熟，光靠背本子。前几次还算顺当，这一回不行。面对台下的小知识分子，心里怯，一怯，就背得结结巴巴，好几次连结巴都不打，干脆忘了，一脸尴尬，满头热汗地戳在台子上。这下可好，学生又是喊又是笑嘘声不断，要轰他下台。校长面子上挂不住，一下跳到台子上，虎着脸，点名叫几个跳得最高的学生站起来，也让那几个学生的班主任陪站，一点儿不客气地训诫。
我一看大事不妙，赶紧上去劝校长息怒，说让我给同学们讲几句。我说，校长老师们同学们，对不起大家，我向大家道歉。我们的故事员这些天来每天讲两场，很累很累，有的新故事也没有时间多练，为了先献给大家，请大家指导，反而打了绊子。大家不满意，有意见，这不怪大家，或者更说明大家对革命故事的热爱和期待。张校长的批评，既是对大家的严格要求，表现了教育家的崇高风范，也是对我们故事队的深刻教育，值得我们学习。
一席话后，紧张局面才缓和下来，最后故事队员全体和全校师生共同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圆满结束。晚上，老陈和故事员齐声夸我这事处理得好。我说：我也不想那样讲，学生太不礼貌了。但不那样讲，校长一发怒，又让老师陪站，保不准告状信就寄到地区了。本来是屁大的事，三告四告，上边领导能饶过咱们？
全地区巡回宣讲结束时，邻近外地区的旬阳县来人找我，请我们大驾光临他们县传经送宝。我说行，其实也是想带大家乘便去看看汉江，看看小轮船，看看三面临水、号称“金线吊葫芦”的山城旬阳。经过才通车一年的镇旬公路，再经甘溪河，就到了旬阳。县上领导重视得很，又接见又接风又陪着看“金线吊葫芦”，晚上在剧场里大讲一场两小时，反响强烈得很。这个县属安康地区，山高路远，地区的文艺团体都很少来，想不到兄弟地区在省上得了奖的故事队不辞辛苦地送毛泽东思想来了！“传经送宝”是我自作主张，后来领导知道了，怪我擅自行动，不妥。但念到故事员都说在旬阳如何忙，如何苦，县上又如何高的评价，如何要向省上反映商洛文化局领导的高风亮节等等，也就不再说“不妥”了。
这次巡回宣讲革命故事，距今已三十四年，当年最小的杨新华应该也五十多岁了，只在前几年见过一面，已经胡子拉茬；陈文彦“夹着尾巴做人”几十年，后来进了文化馆，再后来“脱帽”。前些时见到一张《商洛日报》，上边有陈文彦同志退休后关心下一代，给少年儿童讲故事的照片，已经有七十多岁了吧，还没忘记讲故事的专业；那位李蓓最不幸，故事队结束后，她回到丹凤县，仍然当她的赤脚医生（她的父母姐姐都在西安工作，她从小跟外婆生活，户口却转不去。长大后只好在丹凤嫁人，当农民）。不到一年，突患乙型脑炎，县上治，无效，转到西安，亦不治，终于1973年8月17日去世，时年仅二十一岁。她的去世，使县内外认识她、听过她讲故事的人无不叹息伤心。本来县文化馆已为她整理好优秀故事员的材料，将报省上，她也许能因此机缘而被招收进县文化馆，从事她热爱也擅长的群众文化工作，从而改变她的命运。然而她的死使一切希望化为泡影，时矣命矣，谁说得清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