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51岁的货车司机金德强在超限站服农药自杀了，留下了年迈的母亲和三个孩子，以及一封遗书。他在遗书中写道，希望用自己的死，“唤醒领导对这个事情的重视”。
有人说他“太冲动”。但是，这个生前存款仅剩6000元的司机，妻子没有工作，3个孩子最小的11岁，还要赡养70多岁的老母亲，2000元怎能不是他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
逝者安息，事情过去近一个月，对当事人“冲动”的反思放一放，我们最该反思的是：一张2000元罚单、一次意外的扣车，真的是压垮这位司机的“最后一根稻草”吗？
2000元罚款成了最后一根稻草
4月5日，货车司机金德强驾驶货车途经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超限检查站时，疑似因为北斗卫星定位系统掉线，被超限站工作人员查扣车辆、罚款2000元人民币。
货车被扣后，金德强不能接受此罚款，便到附近买了一瓶含有剧毒的除草剂，服农药自杀，随后他在一个微信群聊中发布了遗书，“当你们看到这封信时，我大概离死亡还有6个小时，我不是不值2000元钱，我是为了广大卡车司机说句话”。对于自己的行为，金德强在遗书中说，“我感觉到我也快活不长了，所以我用我的死来唤醒领导对这个事情的重视”。有三个孩子的金德强在遗书中称，“最对不起的就是年迈的老母亲”。
而当地政府官方通报是这样说的：“4月5日中午，在丰润区姜家营联合治超站的例行检查中，发生一起货车司机突发服用农药事件。事件发生后，治超站工作人员迅速拨打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接到报警后，丰润区公安机关迅速出警......”出警再快，也快不过一瓶农药的药效。
在金德强自杀20多天后，中国交通部4月28日表示，将研究维护货车司机合法权益、整治交通运输执法领域突出问题等工作。
金德强自杀前6小时在卡友群发了一段视频自述：9岁时父亲过世，12岁的哥哥将自己拉扯大，家里上有70岁老母，下有3个孩子，平常就靠自己跑运输维持生计，10年来没挣到什么钱，反倒落下一身病。“过年工作到现在，才存了6000元钱”。
2000元的罚款，成了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金德强的哥哥同为货车司机，他说，开大货车这个行业其实并不容易，一天只能赚200到400元，这次罚款2000元，对于司机来说不是一笔小钱，需要白干好几天才能赚回来。而且金德强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家里还有一位70岁的老母亲，无法接受也是在情理之中。
超限站、定位系统成了司机们痛苦来源
金德强家属在其去世后通过媒体发表文章，向大家讲述了事情的内幕。这次事件的北斗卫星定位记录仪是所有的大车都要安装的，这个记录仪的作用就是防止司机疲劳驾驶。因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中规定，机动车在驾驶的时候不能超过4个小时不停车休息，而且停车休息的时间不能低于20分钟，如果违反了这条规定，公安交管部门可进行处罚。也就是说，这个北斗卫星主要是监控司机的开车时长，大货车司机在行车4个小时之后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以上。北斗系统如果没有检测到疲劳驾驶是不会有任何提示的，所以司机在开车的过程中很难注意到它有没有掉线。
据报道，这种卫星定位装置更多是便于企业管理，了解车辆状况。
如果是个人的车辆，不强制安装，超限站也不做检查，处罚也针对企业，而不针对个人。如果发现设备掉线，需要执法部门提醒，拒不改正才能处罚。若发现恶意损坏，才能进行顶格处罚。
同时，一位交通执法系统的资深人士表示，超限站属于路政系统，与安监部门、公安交警部门和运管部门没有关系。如果当地没有进行综合执法改革，超限站是没有权利对卫星装置掉线的行为作出处罚的。
同时，这位人士还认为，执法人员一般需要要求行为人限期责令整改，开具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行为人在几日内整改设备。如果金德强是个体户有挂靠企业，超限站应该处罚企业。如果金德强的车辆没有挂靠企业，他自己是法人，则更不应该被处罚，因为没有强制个人车辆安装。
没有一个大车司机会忘记2013年强制安装之痛，大车司机必须自己缴纳多则三四千元的安装费，每年后续还要缴纳数百元的服务费，如果不安装就拿不到营运证。
在网上搜索发现，有青岛网友说自己花了3200元，每年还要缴纳300元服务费。山东方日报友说每年要交680的服务费。漯河卡友说自从车上自带的北斗坏了之后，安装新的北斗系统需要420元，再加上720元的服务费，一共就花了1000多元。每一个地方收费标准都不一样。
据悉，金德强所驾驶的重型货车上的记录仪成本价大概两三百块钱，一般用电信卡或者联通卡，难以在所有地区全覆盖。所以货车上卫星定位有时会不在线，如同手机一样，记录仪没信号，就是掉线。这种情况很常见。出现掉线的情况一般有三种：一种是记录仪质量差，一种是运营商的信号差。还有一种是人为的，不工作才没有信号。有些罚款很牵强，比如两个司机每人一张卡，两人换班后忘记换卡也会被罚款。掉线后司机有时候无法及时发现，所以现在这个领域罚款比较混乱。
并且卡车司机被罚款，依法维权的成本往往很高，很难。诉讼受地域限制，只能在事发地进行，往返成本太高。
受困的底层人们
2016年中物联公布的《卡车司机从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占据中国货车司机74%的个体司机，月收入在1.5万元以下的占51%，减去日常运营成本支出，初步估算，半数货车司机的月纯收入在5000元-10000元之间。此外，自有货车车主往往还要背负还贷压力，另外还有各种名目的罚款。
经济下行、就业形势不好导致个体货运从业人员的规模不断扩大；而经济下行背景下，货运市场的需求同样是低迷的，最后给货运司机的感受就是货难找、钱难挣，也为充当物流公司不断压低运费提供了客观条件。
企业说自己很困难，但这困难最终全都传导给了“底层劳动者”，流水线上的工人被要求无休止的加班，程序员被要求“大小周”、“996”、“007”，外卖员被算法不断压榨到没有一丝喘息的机会，底层劳动者都被困在了系统里——而同样作为底层劳动者的货车司机同也被困在了这样的系统和苛政里。
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劳工权益的货车司机铤而走险，疲劳驾驶、超载、超速也就不难理解了，“不超载不赚钱”。恶性压价的市场竞争、雁过拔毛的重重关卡、层层剥皮的行业“潜规则”，不断的内卷，成了压在货车司机头上的一座座大山。
在这样的困境中，高强度工作、挣不到钱还落下一身病的金师傅，预感自己离猝死不远，选择用自己的死来“唤醒领导”。
这让笔者想起了2003年时，年仅27岁的孙志刚，因没有暂住证而死在收容人员救助站，在他去世三个月后，收容遣散制度被废止。
作为困在苛政和生活里的普通底层劳动者金德强的自杀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金德强的悲剧再次提醒监管者们，市场当然需要监管，但应该是善意的监管，而不是部门利益驱动的“监管”。
唯希望明天太阳升起时，金德强的死亡能唤起每个人心中的一团火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