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只要喇叭一响，那些大小商店的老板无不侧身站在店门前侧耳静听，有没有自已的名字。一当听到有自已名字，则胆战心惊，夜不成寐；没有自已名字，则暂时舒心，企盼来日。至于大幅的漫画，招贴，标语，当然更是随处可见。翻开每天的《川西日报》（四川日报的前身）和中央各报，每版皆是揭发声讨不法资本家的文章，以及某省、某市不法资本家被捕的消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谁不为之怵悚！弄不清楚这个“五反运动”到底怎么收场？
杨老板自杀后，接着春熙路陆羽春茶叶店邹老板，因不满打虎队员的凶横，全家六口服毒自杀，经抢救活下四人，邹老板和他老伴死了。不几天，全市其它行业也出现资本家自杀事件，有的跳楼、有的抹喉、有的投水……
我们有些犹疑了，不知如何是好？市里节俭会得知情况后说：死几个违法犯罪的资本家有什么了不起，这是他们存心和党与人民作对，这叫“畏罪自杀”。尽管上面说不怕资本家自杀，实际也怕，认为这样影响不好。
节检会暗地叫我们注意方法，尽可能不要发生自杀事件，对紧张过度的资本家要作思想安抚工作。雨前春茶叶店老板张叔奇被定为“严重违法户”后，怕遭到逮捕，全家大小吓得夜里睡不好，白天吃不好，有想死的打算。哲队长得知此情况后，向我说：你在那学过徒，张叔奇是你三师父，快去做思想工作。
我当然义不容辞，立即赶到店里，师婆一见到我吓得语无伦次，罗罗嗦嗦说：“黄，黄，师兄，不，黄政府，呵，呵…黄，工作队，过去有什对不起你的事，不要放在心上，都是我的错，你是知道的，我们做生意从没有偷过工，减过料，更没有偷过税，你和我们师徒一场，要说说公道话啊！”
我感到十分骄傲，唉！时代変了，地位变了！但师傅总是师傅，师婆总是师婆，不能太过分。现既然求到我，我也不能太刁难别人，于是态度十分和霭，语调十分柔和，说：“师婆，你要相信党，相信政府政策，我们工作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只要赔退了就没有事”
师婆抹着眼泪道：“怎么赔退得出十多亿啊！”
我只好坦露心曲道：“师婆，到这个时候了，你是保钱还是保人？”
在一旁的三师傅，明白我话中意思，急忙说：“妈，黄师兄说了，只要赔退，就不会逮捕。钱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退，砸锅卖铁都退！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
在我离开时，三师傅一再感谢说：“只要不斗争，不逮捕，什么事都好办。”
这时，我才真的明白，“赔退”是“五反”的根本目的。“五反”反什么？就是要资本家把钱拿出，拿得越多越好！从市节俭会传来一个消息，说南门大桥外那个被定为“严重违法户”的万里香海椒面商店，退出了九百多两黄金，成为成都市“五反”运动特大喜讯。
谁也不会相信，一个做海椒面生意的小店老板，怎么能退出这么多的黄金？但确实退了九百多两黄金。原来，在1949年前夕，国民党退守西昌，准备再从西昌退到缅甸或泰国。兵荒马乱的一天下午，一辆南去奔驰的军车，在急转弯处车厢往上一抛，一个小木箱滚了下来，人们以为里面装的是枪支子弹，谁也不敢去拾，你推一下，他移一下，最后挪到万里香海椒面商店门前。到了晚上没人时候，万里香海椒面老板将木箱搬回屋里，撬开一看，呀！里面全装的是亮闪闪黄灿灿的黄金，共一百条，每条十两，整整一千两啊！每条黄金上面烙有中央银行印记。
后来，万里香海椒面生意越做越大，成了成都市最大的海椒面大王，声名在外。由于生意大，名声大，“五反”时被列为“严重违法户”。在赔退阶段，被追得没有办法，便拿出几两黄金交给工作组。工作组发现金条上面有央行烙印，立即再加大力度穷退，事情原尾才露了馅，万里香老板不得不将此箱黄金交给共党。
1952年4月一天，成都市节检会召开全市各行各业不法资本家赔退大会，地点在成都军区北较场的大操场坝子里。那天，中共川西区党委书记李井泉亲临大会。大会主席台前放了几十张长条桌，桌上摆满金条、金砖、金元宝，银元、银锭、银撬宝，以及各种珍珠、玛垴、玉器之类的财物，黄灿灿，白晃晃，在阳光下耀得人睁不开眼眼。这是我平生以来看见这么多的金子、银子、珠宝玉器，值多少钱啊！共产党真厉害，敛财搞钱有的是办法！
另外，那些被定为违法户、严重违法户的不法资本家，排着一列长队，人人手中抱着人民币、美钞、金银财宝、珍珠玉器，依次上台向人民请罪，向政府认罪，然后低头弯腰把手中钱财，毕恭毕敬地放在桌上，然后退着身子走下来。那天，三师傅张叔奇也在这个行列里，我十分高兴，他终于“幡然悔悟”，走了“坦白从宽”的“光明大道”。
事过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才得知当年“五反运动”的真实情况。据山东大学附中李昌玉先生在他所著的《五反运动谜面与谜底》一文中写道：据一份《内参》（见《重庆“五反”转入处理阶段以来自杀案件增多》记载：
1952年5月重庆市“五反”运动，转入处理中小户，复查四、五类违法户以来，自杀案件日益增多。截至九日止，自杀总数达一百二十多起，死者七十多人，未死者四十六人。其中除一部分为情节严重的大盗窃犯外，有一部分系中小工商业者，本身违法不大，有的才几十万元，有的还是职员。一般多是问题严重或与政治问题有联系的畏罪自杀；个别的是由于检查人员逼供。造成中小户自杀者多是由于检查人员工作方式简单，政策交代不够，未安定其情绪；有的摸不清罪情大小；有的被坏分子恐吓，造成自杀。二、三区均发现有定中小户为“大老虎”逼死的严重事件，群众影响极不好，对死者多表同情，坏分子并乘机造谣，情节恶劣的奸商甚至借此反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集体自杀的现象出现。牙刷业有几个奸商被管制后，互相递条子商量自杀。大美绸布店股东之一的翟大庆4月8日晚与妻子、母亲一同自杀而死，原因尚未查明。对此问题有的单位已引起注意。
“五反”运动自杀的规模，在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更上一层楼。谢泳先生写道：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恶噩频传，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即不下万人。自杀方式，以跳楼、跃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毒烈药品（尤其是安眠药片，早已禁止发售）故欲求安卧而死，亦不可得。
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楼丛中，经常悬死尸三五人不等，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跳黄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扫而空，中共为节约木料，以”反浪费”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开火葬场，而亦人满为患。其它天津、北京、武汉、重庆、沈阳、广州各处商埠，以及凡有工商业之全国大小市镇，无不有同样事，四月间有人自广州逃出，谓赶早车于晨五时经西关多宝路，见马路上横尸二具，血肉狼籍，坐上三轮车，乃不禁向车夫叹息而道。车夫遂四面瞻顾，见左右无人，乃低声凄然道：“两个算什么！我经过惠爱路时，怕不躺着有十几个？当年，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曾戏谑跳楼自杀者为“空降部队”。
上海当局眼看自杀的人日益增多，为防止蔓延，影响其预定计划起见，乃采取紧急措施：一、公园及僻静之处，均派兵巡逻，不准行游之人逗留。二、黄浦江岸口偏僻之处，筑上竹芭，要冲之地，均有解放军站岗防守，黄昏以后即不准人行近江边。三、各马路高楼顶上均站岗防守，又因有从四层楼以上楼窗跳下者，乃严令三层以上楼窗均须装置木栏与铁丝网。四、凡以自杀逃避“五反”运动者之公司行号，器物财产一律充公，丝毫不留，借以胁迫其家属为之监视。除此，更加紧发动群众鼓励员工，一面积极予以训练，一面督令严密防范，凡随行相跟，寸步不离，虽寝食便溲，亦不放松。
谢泳的文章《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的自杀问题》说：“自杀者的遗书有一个普遍的特点，为了死后不要再给家属以任何的麻烦，总是痛骂自己一顿，然后再歌颂一番人民政府的德政。”正是这种自杀哲学的现象：连自杀也要叫你恐惧！”五反运动的自杀还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就是逼迫交代“五毒”的钱数，每个资本家当然心知肚明，交代之后是要如数“退赔”的。你并没有偷税，没有偷那么多税，为了“过关”，你交代了多少多少，以后怎么办？那只有一死了之。
似乎成都市的“五反运动”还要文明一点，茶叶业先后死了六个资本家。死得最多的是糠市街的旧五金行业，他们生意做得大，赚了不少钱，赔退退脏阶段每天都有人上吊、抹喉，买不到安眠片就服耗子药。他们工作队的人告诉我至少有三十多人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