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共童子军（网络图片）
在文革期间，中国如何帮助周边国家，尤其是缅甸共产党闹革命的内幕一直都是一个谜。下面是几位见证人的讲述。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媒体经常报导外国兄弟党领导人一起参加在天安门广场或是其它地方举行的集会。这其中，缅甸共产党中央副主席德钦巴登几乎每次都被提到。据记载，1948年缅共建立了反奈温军人政府的第一支武装“人民军”之后，就与中共关系密切。
1951年7月28日，以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为首的80多人抵达中国培训学习。
*北京帮助缅共建立根据地*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丶前缅甸华侨林锡兴回忆说：“67年时，我们搞文化大革命，就培训他们。就带他们到处去那个军区丶老游击区参观访问。学习如何打游击战，还有学理论。学完以后68年，他们就回缅甸去。去了一年之后，就在中缅边界的地区建立了东北根据地。从那个时候，缅甸和中国的关系就不是很好的。边贸也停下来了。”
据《我在缅共15年》一书的作者丶从中国云南越境进入缅甸，并与缅共高级领导人丁貌结婚后改名为杨美红的杨建军在书中叙述，在中国爆发文革之后，缅共不仅在军事丶经济丶干部组织结构上都效仿丶依赖北京。甚至缅共当时也开展自己的文化大革命，规定全军全民每天都要向毛泽东丶林彪和缅共第一任总书记德钦素的画像“早请示，晚汇报”。
*缅甸共产党成员主要是瓦族人*
当年，不少中国的红卫兵为了声援缅共的革命，而越过边境置身于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之中。林锡兴介绍说：“当时，我们很多同学都去了。很多都死了。那些人不会打仗，结果死了一大帮。在缅甸共产党中真正的缅甸人很少，主要是少数民族瓦族人（大约百分之七丶八十），还有中国去的那些红卫兵，上海的，都参加缅共了，跟缅甸政府作战。”
缅甸政府从70年代初就开始了排华行动，致使当地大批华人不得不四处逃离。因此，可以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殃及的不仅仅是中国本土上的人，还有不少海外的华人。于1973年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华人靳云祥先生，就是在那时逃离的缅甸第二代华人。他回忆说：“排华的事件是受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大概在67，68年的时候，有一些左派学校，也就是比较亲大陆的那些华人学校的学生，他们开始佩戴毛泽东像章。因为那些学校在62年就已经变成了国有学校，这些华侨子弟因为佩戴毛泽东的徽章，结果就引起老师的干涉。那么从这一点小事情开始，渐渐扩大就变成了学潮，学潮就变成缅甸人攻击华人的一种事件了。这一件事情开始以后呢，人心惶惶，对于缅甸就有一点反感了。能够申请出外的人就开始向外移民了。”据介绍，当年不少缅甸的华侨移民美国丶澳大利亚丶欧洲丶中国大陆丶澳门和台湾等地。
*中国境内设有对缅广播电台*
文革期间，北京还在中国境内为缅共设立对缅甸广播的电台，提供设备甚至工作人员，帮助缅甸共产党搞宣传。林锡兴说：“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更不用讲了，（电台）高唱革命歌曲呀，反对奈温政府呀，就谈缅甸共产党与中共的关系呀。都是替他们缅甸共产党宣传的。”
1980年乔石代表中共中央会见了缅甸中央代表团。乔石在那次会见中表示，中共将逐渐削减对缅共的支持。1985年，中共对缅共的所有经济援助都完全停止了。缅共也因内讧加剧，自相残杀而走到了尽头。
上个世纪最后一个10年，原缅共的四支武装，先后脱离宣布共产党而与政府和解，成立了高度自治的特区，完成了战略的转移。它们不仅初步站稳了脚根，在政府中取得了相对合法的地位和权力，同时还保持了自已的武装。它们仍如原缅共时期一样，立足在中缅边境一带。事实上，应当承认，过去缅共武装控制的85%的边境一线，现在仍在这几支割据的武装手中。表面受缅甸民主政府领导，而内部仍是共产党式的独裁建制。缅甸政府对此也无奈。
了解这段历史，也许有助于了解东南亚对所谓中共威胁论担忧的真正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