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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问题: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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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的518讲话强调“反政变”。林彪说:“国内国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危险就是出在上层。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颜色。”“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主席活到那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实际上包含两个问题,一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一是毛泽东为什么能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这两个问题是互相矛盾的:如果说毛要发动文革,是因为他感到自己大权旁落;然而只有当毛对自己的绝对权力有极度的自信,他才敢于、也才能够发动文革。这两者不是正好相反么?

本文就从解答这个疑问开始。

一、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

文革前夕的毛泽东,一方面对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有危机感(用张显扬的话就是:“生前防篡权,死后防清算。”)——这是他发动文革的原因;另一方面,他的权势达到空前的高峰——这是他发动文革的本钱。在文革四十年后的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样的解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是,毛在1958年搞大跃进,搞三面红旗,导致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四千万人,犯下滔天大罪,从此做贼心虚,唯恐大权旁落,被别人篡党夺权,唯恐死后象斯大林一样被清算。所以毛要发动一场大清洗,以维护自己生前的权力与死后的地位。

其实,毛的这种意图在文革发动之初的两个重要文本里就已经有所透露。一是姚文元发表在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上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是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姚文元批判吴晗的剧本是借古讽今,他特地联系到“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帝、修、反“发动反华高潮”,“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这就不打自招,点出了毛的心病之所在,原来就是害怕别人追究三年大饥荒的罪过(毛嫌姚文没打中要害。毛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在庐山会议上罢了彭德怀的官”。这就不但坐实了毛在三面红旗问题上的做贼心虚,而且也表明了毛发动文革是为了针对党内高层同僚)。林彪的518讲话强调“反政变”。林彪说:“国内国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危险就是出在上层。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颜色。”“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主席活到那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其后不久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明确讲到,这次运动“就是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调整。”这就讲明文革是一场旨在维护毛的最高权力和身后地位的大清洗。

二、是权力斗争还是路线斗争?

文革是一场权力斗争,但它不纯粹是一场权力斗争。如果纯粹是权力斗争,也就是说,斗争的双方在方针政策或曰路线上并无重大分歧,那就意味着在这场斗争中,无论谁胜谁败,除了对卷入权力斗争的人们的命运之外,对一般社会面貌和普通民众的生活都不会产生显著影响。文革显然不是这种情况。毛刘之间确有路线分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对所谓刘少奇资本主义路线的指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欲加之罪”,是“莫须有”,这是需要认真分清的。刘少奇真的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吗?显然还谈不上。此其一。第二,什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应当看到,毛在文革中提出的不少主张或理念,有的只是掩饰错误的将错就错,有的则不过是权谋或权宜之计。这就是为什么毛提出的很多主张,要么大而化之,缺少具体规定;要么前后矛盾,让人无所适从;要么虎头蛇尾,脱腔走板,不了了之。

譬如在经济政策上,毛知道他在大跃进时搞的那一套行不通,但他又要证明后来刘少奇搞的是“修正主义”该否定,可是他却拿不出新的一套来取代,于是他就只好满足于提口号,增加政治运动的频度和力度。在政治方面,文革初期一再提到巴黎公社原则。毛在肯定聂元梓大字报时就讲过这篇大字报是“二十世纪的北京公社宣言”,十六条里明文规定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可是等到1967年一月风暴,上海造反派夺权打算取名“上海人民公社”时,毛却表示不赞同。十六条中规定的全面选举只在一些单位成立文革会或革委会时实行过(当然,那还谈不上是真正的民主选举),地区的革委会没有一个是通过普选产生的(包括夺权样板的上海市革委会)。就在1967年3月,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谈到革委会的建立,闭口不谈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而是提出由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解放军驻军负责人和党政机关革命干部“酝酿协商”。等到了1968年2月,红旗杂志文章干脆说“迷信选举是一种保守思想”。五七指示被认为代表了毛的“立”的主张,可是这一指示并未认真贯彻执行,五七干校既是以该指示命名,看上去应该是五七指示的试验田,但到头来它只不过是靠边站干部的集散地罢了。

一直有人把毛发动文革说成是为了实现他的平等理想。此说实大成疑问。且不说在516通知等文件中总是对平等严辞批判,其实就连毛所盛赞的延安精神也和平等相去甚远。中共在延安实行的是“一国两制”,供给制只惠及中共集团内部,并不包括边区的普通百姓。再说延安的供给制也是“衣分五色,食分九等”(王实味语),等级分明得很。共产主义理想是要消灭三大差别的,可是偏偏是在中共掌权之后才有了城乡户口二元制,扩大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并使之制度化。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奥维尔的《动物农场》里的那句口号——“一切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是,有些动物比另一些动物更平等。”再举一例,文革废除了高考制度,把中学生全数赶下农村,遇到推荐上大学和招工参军等机会,由于没有硬标准,凭藉关系走后门大行其道。在所谓工农兵大学生中,干部子弟占了极高的比例。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群众要反对走后门,这时的毛却说走后门的也有好人。这实在比文革前还更不平等。再者,我们知道,关于平等主义有一个著名的悖论:一场大规模的推行平等的政治运动,需不需要领袖呢?一旦有了领袖和群众的区分,他们之间还能是平等的吗?大概没人会否认,毛时代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毛本人享有极大的、不受制约的权力。文革时代的中国,权力的不平等是举世罕见的。仅此一端,就是对毛发动强调是实现其平等理想这种说法的莫大讽刺。

如果上面说的大致不错,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毛发动文革主要还是为了权力,理想和理念更多的只是借口,是手段。毛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但文革给人的整体印象却是破多立少,只破不立。其实这正好说明毛并非有自己的一整套成熟成型的东西,他只是急于否定别人而已。

责任编辑: 东方白   来源: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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