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八九两个命门：学生绝食和赵戈会“抛邓”，皆导致情势急转直下；尤其后者，有论者称“画蛇添足，一言丧邦”。三十年后，我们对此依然不能有定论，只有分析，我的猜想，赵紫阳乃是对邓摊牌，置邓小平于“全民公投”之境，或说交给人们裁决是非，他也不管后果了，第一，这里有领袖的责任伦理问题；第二，这恐怕也是他至死不检讨的根源。】
《赵紫阳录音回忆》是一份珍贵的私人文献，可与《赫鲁晓夫回忆录》媲美。赵紫阳对"八九事件"的内幕、成因，作了脉络性的梳理，成为还原这个历史关头的权威史料。然而，这与他最终仍不能透彻说明其中的一个重大细节，形成某种悲剧性的张力。这个细节，就是关于他跟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一个堪称"风暴眼"的事件，只得到"模糊性"的解释。这同时也就留下了发掘的价值和空间。
政治透明、决策公开，是极权体制的命门，若遇重大社会冲突则更甚，一旦触碰，就会爆炸。钓鱼台赵戈会见"把中央常委的决定捅了出来"（赵语），所引起的爆炸性效应，举世目睹，至今没有一个令人释怀的解释，可谓"二十年的遗憾"，本文就来尝试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我的解释，不把赵紫阳定位在一个领袖、崇高者、献身者，而是首先把他看作一个从政者（politician）。他已长眠地下，可任历史评说。
安抚老爷子
胡耀邦去世，学潮骤起，党内改革派便忧心忡忡。陈一咨回忆，他的秘书拿来一张贴在人民大学的“关系图”，‘我一看感到要糟糕，这张“关系图”，几乎把所有上层领导人都点了、骂了，既有不满，也有恶作剧，真是天真地把政治当儿戏啊！像在“李铁映”名下写的就是：“邓小平私生子，靠裙带关系窃据政治局委员要职”。一位高级干部子弟原来支持学生，看了这张图，转而大骂“学生胡闹！”’
他意识到“搞不好这场运动又要闹悲剧了”，因为他知道，邓小平早在二野时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毛泽东也批评他“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毛泽东是“运动群众”，邓小平是“害怕群众”，在受辱的情况下，邓小平决不会作半点让步。他感到一方面要劝学生理性，另一方面要抓紧疏通邓家。
五月三日下午，陈一咨带着副所长李峻、白南风到了邓家，与邓朴方整整谈了五个小时。文革中陈一咨在北大落难，跟邓朴方相识了，改革中，两人也常交换意见，八七年为制止反自由化的错误做法，他们也合作过。陈先讲了李锡铭、李鹏汇报的不实，“四二六”社论只会激化矛盾，照这个方针中国会陷入灾难。
邓：“那你说怎么办？”
陈：“现在缓解矛盾的办法就是请你们老爷子出来讲话。”
邓：“已经到这一步了，还怎么讲？”
陈：“学生对你们老爷子是又恨又盼，恨是恨‘四二六’社论狠了，盼是盼老爷子说几句学生是爱国的话。比如，接见外国来宾或记者时说：‘娃娃们都是爱国的，年轻人嘛，总想把事情办得快一点、好一点，可中国那么大，人口那么多，很多事不是三年、五年可以办成的。欲速则不达嘛！’这么说又肯定，又批评、矛盾就缓解了。”
邓：“这倒是个好主意，我跟老爷子说说。”
陈一咨知道大事不好，但他深谙决策机关窍门，急中生智去安抚老爷子，是此刻应急之招，然而他也只够得着邓小平的儿子。
“邓掌舵”爆料三说
关于这个事件，中共解释不了，赵紫阳及其幕僚，是唯一的解释来源。前后有过三种说法，都是借助了一种时间上的错位：
1989年5月16日，戈氏上午见邓小平，下午见赵紫阳，何者为“最高级会谈”？这个“规格性”问题，产生了一个“政治机会”——其实，这是极权体制预留的一个漏洞，谁能利用它、怎么利用最好，只是一个技术问题。
最早出现的“陈说”——陈一咨在流亡伊始就提供一种说法：苏联代表团质疑，邓小平什么党内职务都没有，戈氏见他算什么？于是王瑞林打电话来，要赵紫阳下午向戈氏解释一下。这个说法天衣无缝，说明赵阵营从一开始就不打算授人以柄。
多年后又有一个“鲍说”——鲍彤出狱后说，在秦城他就自己揽下这个责任，说他根据中联部的介绍，替赵紫阳写了讲稿，说明邓虽退休仍然掌舵的意思。
最后的“赵说”，分别见于《开放》出版的宗风鸣著《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和赵本人的《录音回忆》两书，完全相同，大意是针对民间“垂帘听政”的说法，为了“维护邓的形象”，才说出这个秘密，“完全是好意”。
另据明报援引赵与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的谈话，提到更具体的细节，即邓小平坚持他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才算“中苏最高级会谈”，并一再强调“这句话我一定要告诉他”，但不知为什么他会见时却忘了说这话，由此便要由赵紫阳来告诉戈氏“邓小平掌舵”的秘密。赵告诉杨：“我还对鲍彤说，小平同志可能真是老了，记性不行了……这一番话，本意是替邓小平把他忘记讲的话转告戈尔巴乔夫，目的是让对方回国后对此行能有个交代，至于外界如何理解，造成什么误解，我就没有办法控制了。”
总书记务必“现场直播”
我在这里可以提供一个旁证，即二十年前我听一个目击者亲口陈述的事实：当时赵紫阳先一步到钓鱼台国宾馆，非常急切地询问一个细节，这次会谈是不是“现场直播”？令记者们惊讶的是，总书记以前从未在乎过这个细节，而“直播”的要害，是不能删节讲话人的任何一句话，即避开了新闻检查，这也是中共很少允许“现场直播”的原因。据说，赵紫阳待记者告诉他确是“直播”无疑，就河南话脱口而出：“好！”然后坐下来，一只手有节奏地拍著沙发扶手，打起腹稿来。
根据这个“现场直播”的细节，便一目了然，赵紫阳有备而来，要说出什么不能说的惊天秘密，那正是天安门广场火烧火燎的当口，不久果然天下哗然。广场出现的标语，是前所未有的：
邓大？党大？
不管白猫黑猫，只要下台就是好猫；
帘子破了！小平辛苦了，请退役；
想小平，盼小平，小平来了不太平；
不要中国特色的摄政王；
如此"帘政"，国将不容；
人老了，弦子也调不准了；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天下为“公”；
人过八十要糊涂；
我们盼小平归故里，拥护您去当职业牌手；
希望邓小平顺应历史潮流回家去；
四川宜宾师专迎接小平回乡养老；
小平您好（一九八四）糊涂（一九八九）；
要廉政，不要垂帘听政；
帘子后面找政府；
邓小平（八五）戈尔巴乔夫（五八）……
严家其、包遵信等发表《五一七宣言》，称邓小平是“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大批知识分子签名。
两个“五一七家庭会议”
赵紫阳反对邓小平“实行戒严”的决定无效后，心情沉重地回到家里。5月17日晚饭时，他向家人说：‘我执行邓小平戒严的决定，可能还担任总书记。如果我不执行，还坚持反对意见，可能命运会很严酷，也会影响你们的前途。但我不能执行这样的决定’。家人一致支持了他的“决定”。自此以后，赵紫阳被软禁了十五年零八个月，而他的家人则无一例外地受到各种不公正的对待。
与此同时，5月17日晚饭时，邓小平一家人也坐在一起，开了一个会，据说邓榕指著严家祺、包遵信等人的《五一七宣言》说：“看来他们要甩出我们家，把我们剁成肉馅了！”本来就“害怕群众”的邓小平做了最后的决策。
两个不同的“五一七家庭会议”，决定了未来中国的前途。
然而，又因为是“家庭会议”，一项“国家决策”，居然是由中国的两个顶级家庭全部成员参与决策的，只不过，邓家决策的是中共既得利益集团从此瓜分天下；而赵家决策的，是所有家庭成员承担无底线的后果，为这个民族下地狱。
陈一咨二十日上午去看鲍彤：
‘他刚毅的脸上充满了正气和义愤。一见到我，就说“紫阳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方针，是唯一合理解决问题的方针。可是，又一次非法的推翻了合法的总书记！戒严？和人民对抗，和人心对抗，会有什么好结果呢？这是困兽犹斗！”我插了一句：“也许会狗急跳墙呢？！”他激动地站起来说：“我真想挂一个‘中共中央委员鲍彤’的牌子，到天安门和学生们一起绝食、抗议！学生明明是爱国的，非说是动乱，还有是非吗？”我们对李鹏的倒行逆施都极表愤慨。’
紫阳风头正健
赵紫阳为什么做这个大动作？
在他禅尽竭虑，仍不能说服邓小平收回成命，便决定诉之天下舆论、国际关注，将邓小平的决策，从幕后黑箱拎到大庭广众之下来评判，等于一种“全民公投”。邓小平要“当家”，却又怕“暴露”，这种非理性统治，正是学潮难以平息的根源。赵紫阳看穿这一点，借力使力，将街头抗议化为一次“民意公投”，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赵出此策的政治根据是什么？他的政治理念有先锋之势，是他敢为的主因。赵曾欣赏“新权威主义”，他说邓也是，但是他们遇到政治上的强大阻抗，就不能不另寻改革的思路，邓在八九前两年的十三大已同意“政治改革”，赵才令鲍彤组建“政改办”，这是不能忽略的一个前提。
那么，在现实中赵有何本钱逼邓？邓与赵“同舟共济”，是改革仅剩的一个政治基础，邓自断左膀胡耀邦之后，只剩下右臂赵紫阳，改革已在半途而废，此所以邓坚拒邓力群而逼赵紫阳接任总书记——他不肯输给陈云李先念等保守老人；赵紫阳告诉宗凤鸣，邓在八九年春已决定把军委主席交班给他，亦可知废胡后邓依仗赵之深，此其一；
十三大前，赵紫阳解散邓力群的书记处研究室、停刊《红旗》、差额选举“差”掉邓力群等举动一路告捷，对赵紫阳的政治预期感，是极大的鼓舞，让他看到“民心可用、党心可用”；同时，也显示了在高层博弈中，赵比胡有韬略、有技巧，这也是邓所需要的，此其二。可以说，“八九”风云骤起前夜，赵紫阳正踌躇滿志，他才敢把民情汹汹的天安门广场扔给李鹏，自己登车去平壤了。
赵紫阳谈胡耀邦的陨落，历数老人政治。“真正有发言权的就是两位老人（邓、陈）。第三位（先念）有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邓小平以不开常委会来堵陈云的嘴，说“两个聋子都听不见，开什么会！”照说赵接胡，境遇更难，他竟能游刃有余，“陈要开会是想有个说话的地方。有一次他责怪我为什么还不开会。我回答说：我只是大秘书长一个。你和邓商量好了就开。陈听后说：啊！大秘书长一个！”——赵跟宗风鸣谈得比他自己的录音要鲜活。
杨家将“玩火”的空间
赵紫阳有多少胜算？注定失算的事情，赵是不会干的。面对保守老人，赵的靠山是邓小平，假如他转身挑战这个靠山，谁是他的盟友？那时会有一个制衡邓小平的“联盟”吗？
万里、乔石、胡启立都曾是赵的盟友，但毕竟人微言轻。万里在关键时刻被软禁，启动人大常委会否决戒严令的尝试，也被邓小平轻易摆平；而乔石在邓府戒严决策中，只敢中立。另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是杨尚昆。无疑他的角色，最终决定了赵紫阳的成败，而奇怪的是，《录音回忆》对此人似惜墨如金。设若赵杨两人皆封嘴，他们之间曾有过的“联盟”便石沈大海，却仍可钩沈一二。
陈一咨也回忆，赵紫阳五月三日、四日在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大会和亚洲银行会议的讲话获得了普遍的好评，特别是在亚银讲话一结束，杨尚昆就走过来，一边拍著赵的肩膀，一边紧紧和赵握手，并说：“讲得好极了，我完全同意。”接着乔石也和赵握手，说了相同的话。此时大部分学校也停止了罢课，情况在好转。
然而即便如陈一咨沁润权利中心多年，也没有想到，‘中国政治黑暗的汹涌暗潮是善良的人们难以估计的，既得利益者们久蓄的清算改革力量和民主力量的阴谋又岂会轻易收兵？他们一方面挑动学生、激化矛盾，一方面激怒邓小平、攻击赵紫阳。’
“杨家将”这位老大，文革前的中南海大管家，成为邓与政治局常委的联络人，位居中枢，熟悉中南海内幕的吴稼祥，称他是“大玩家”，很传神，但说他怕失去军委副主席，而联手保守派倒赵，与赵的说法不符。赵在书中多次提及杨支持他处理学潮的温和政策、反对镇压，似非错觉，许家屯也从旁证实。但是，杨领李鹏去邓府求见，引出“四二六”社论在先；又受赵之托，试图通过邓的秘书、子女迂回劝说邓在后。杨尚昆究竟押注在谁身上，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无疑也是审时度势，不想赌错。他重用胞弟，遭忌军中，不是死跟保守派就能化险的，他不妨也掂量，扶持赵紫阳一旦成事，他兴许也当一回“太上皇”呢？
赵紫阳留下两个细节，颇可玩味：5月16日夜在邓府，杨尚昆转述廖汉生的戒严主张，“本来尚昆一直是反对戒严的”；决定戒严后赵愤而辞职，“尚昆打电话再三劝我收回成命”。此外，据说戒严部队进城受阻后，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找不到杨白冰、杨白冰找不到杨尚昆、杨尚昆找不到邓小平……。
一番腥风血雨后，杨尚昆最终背弃赵紫阳。但几年后，这位“镇压执行人”，又对301医院军医蒋彦永说：“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现在他已无力去纠正。”另据吴稼祥分析，2001年旋风般横扫中外的《天安门密件》（又称《六四真相》），也是“杨家将”背景，为了洗刷“屠城”罪责，此说很有见地。杨尚昆的“国家主席”顶戴上，沾著赵紫阳的血，末了还是邓小平夺了他的顶戴。“大玩家”一直在玩别人，最终是玩了自己。
邓戒严权威不足
杨家兄弟治军乏威，也是邓小平权威不足的折射，更反映了毛泽东身后的权威空白。这个政治背景，其实也是“六四”成因之一，少有人论及。权力空白所勾起的重组渴望，会引诱政坛上所有的人，其实大家都是“玩家”，赵杨二人位高权重，岂能置身于外？改革的迟滞和保守派的问罪，又与民间抗议互动，而引领权力结构的重新洗牌，一开始所能看到的，都不是结局，只有可能性。
陈云或可比肩邓小平，更有叶剑英，长居岭南不北归——他有华国锋襄助才抓了“四人帮”，而邓小平覆出后，八零年初废华及“凡是派”甚急，叶帅不悦，邓派王震南下与之协商，叶举荐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杨尚昆习仲勋两元老进政治局，对邓有所制衡。邓虽是二野政委，元帅的资格，但四九后与兵戎无涉，覆出后请罗瑞卿接军委秘书长，邓极盼替他掌兵，罗大将却被林彪害得双腿残断，说我站不起来怎么领兵？执意要去德国做手术，而那时中德尚无外交关系，聂徐两帅皆不准，罗硬是去了，竟死在手术台上，邓痛失股肱，那是七八年。
七九年打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伤亡甚重而无战果，都说是为了邓接掌兵权。叶剑英八零年就查出帕金森症，四年里沈屙愈深，渐渐出局，八四年国庆邓小平心血来潮要阅兵，也是为了兵权，而叶帅就在“十一”前要撒手，据说邓下令无论如何不能叫葬礼冲击国庆，医生只好维持，于是叶帅又当了两年植物人。
天安门屠杀前的一场宫廷倾轧，因涉及动用军队，情势扑朔迷离。邓小平虽是强人，但调兵进京军管，他的权威还差了点，元帅上将们一上来就反对。尤其难料的是，杨家兄弟指挥镇压，军权在握，围困京师，邓心中没底，据说全家人都躲了起来。五月下旬六月初，中国处于权力真空，有多少天？天晓得。这种近似军事政变的把戏，最不安全者，恰是独裁者自己。
愧疚为那般？
赵紫阳的光彩，在被废黜之后。第一次拒绝检讨，是拒绝了保留政治局委员的诱惑；第二次拒绝检讨，又放弃中央委员，接下来就是长达十六年的软禁，这都在中共历史上创了纪录。党史上拒绝作检讨的总书记只有两位：陈独秀和赵紫阳。
但是，《软禁中谈话》和《录音回忆》两书问世后，我们才知道，赵紫阳决不肯对这个党认错，却反反复复地谈到他对邓小平的歉意，即在与戈氏谈话公案上，不断地用“懊悔”“遗憾”等字眼。两厢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愧疚，大概要到政治之外去解读。赵的意思恐怕是：你对我有知遇之恩，我怎会“有意伤害你”？重大决策在你我之间都不能讨论一下，我只好诉诸民意，以为民意足以惊醒你，却想不到反而激怒了你，酿成大悲剧。时过境迁，我实在觉得很抱歉！赵紫阳这种态度，反映了传统“君臣之道”的某种残影，但也是一种可贵的政治伦理。
不过，我们也应看到，赵紫阳不检讨也无反省，他愧对邓，却不说愧对历史。这里一直悬挂着对一个政治家的责任伦理的追问：无论赵的动机是什么，在缺乏起码政治理性的前现代条件下，有意无意地动员民众，轻易与独裁者决一死战，是徒然地牺牲无辜的生命，和勾引历史的重大逆转。
李商隐有凭吊诸葛亮的怀古句：‘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余。’这首七律《筹笔驿》，通篇浸透著“遗恨”二字，映照赵紫阳，可谓妥帖；而诸葛亮拟古辞《梁父吟》，取典春秋齐相宴子“二桃杀三士”，其鞭笞谗言害贤的含意，至今新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