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识的当代作家，很多人都是经历过十年浩劫的，后来也写出了一些反思痛陈。
我是在两岁的时候启的蒙，在成都。外公李耳余文革中蹲点在家，没事干，就教我念字。
我太小，有时念不出“狗”、“猫”、“羊”来，就以“汪”、“喵”和“咩”来代替，外公捻着稀稀拉拉的胡须很得意，说“这娃趣哇哇的”。我五岁时开始学背唐诗，和现在的背法不一样，外公讲究“吟”，很有点像《武林外传》里秀才的怪声怪气，我很害怕，屡屡被打。九岁时开始学习《三国》《水浒》及夏商周秦汉，我根本不理解，但记性很好，能够把五代十国的皇帝和大将们分得很清，也能把流金镗和方天戟分得很清。
教我启蒙的这段时间，外公坚持用日语和英语翻译《毛主席选集》，翻译到高兴之处就用食指敲得桌子笃笃的。躲在墙脚的居委会大妈听到后就飞快跑去派出所报告，说李耳余越来越反动了，躲在家里用外国话骂毛主席，还笃笃地发密电码。我见过一次外公扫大街的样子，头上流着血，腿肿得发亮，但还乐观，说他幸好会武功。
他是晚清“庚子赔款”公派留洋的学生，才华横溢，与一后来很著名的“郭”姓同学兼同乡交好，但人生诡异，两人40年后因志不同道不合彻底交恶。
大约在上世纪20年代初，外公因中日邦交恶化愤然回国，先后在燕京女大和北师大、黄埔军校任教，后积极投入到抗日和反国民党的潮流中。
他最困难时，那个“郭”姓同学好心让他去北京好给他一些照应，他拒绝了，说不能与之为伍。现在想来，外公就是书读得太多，“读书越多越反动，臭清高，自寻死路”。
他死的那天丧事不能大办。悄悄火化后，把骨灰撒都江堰宝瓶口的江水里去了，宝瓶口洄水窝一漩，那把老骨头就不见了踪影。这也是他的遗愿。
写这么多我的外公，是因为他是我第一个老师，而且是终身的老师，他那间阴暗简陋的砖瓦房是我第一个书房。我一直记得他说的一句话:凡干某个职业的，穿着一定不要像那个职业，越像，证明做的越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