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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台湾,就失去太平洋” 【长文慎入】

—麦克阿瑟对远东军事情势的证词

作者:
有志于中国哲学的年青人在此时代中,有非常重大而严肃的使命要担在身上,就是要重新铸造一"实践的智慧学","实践的智能学"的价值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世界的。此工作西方人担负不起,中国人至少还有儒家、道家、佛家的智慧可供汲取,若能静下心来,不随时下的风气转,贡献出你的生命力,一面反求自我民族之本,一面消化西方文化,立真志气,发大智慧,以真性情求正解,行正行,人人尽其棉薄,庶几中国文化可以再创新局。

麦克阿瑟1951年在国会大厦发表了题为《老兵不死》的著名演讲。

麦克阿瑟不仅是伟大的战略家,首倡失去台湾,就失去太平洋;也是伟大的政治家,不仅成功让日本,从敌人转变成为美国亲密而忠实的战友。图为位于韩国的麦帅雕像。(汤森路透)

2021年4月,东亚局势紧张,美国与日本协商,将台湾也纳入安保条约之中。有人比喻台湾对美日的重要性,一如苏伊士运河之于英国一般。英国在二战之后,江河日下,导因于无法控制苏伊士运河,帝国命脉的咽喉。美日如果输掉台湾,也将输掉太平洋而日趋黯淡。

失去台湾,失去太平洋的见解,其来有自。这主要来自于:麦克阿瑟在1951年在参院听证会中对于东亚局势的观察与评估。此判断也随着中美关系紧张,台海战云密布之际,日趋重要。

之所以会有这场听证会,是因为韩战炽热之际,杜鲁门总统突然开除指挥官麦克阿瑟,让他告老还乡。美国国会因此召集相关人员,厘清案情。

有关这场将军对决总统的大戏,杜鲁门图书馆与纪念馆认为:麦帅建议扩大韩战,轰炸中国,无大战略思维,所以被开除。因为中国也只想打有限战争,不曾派飞机轰炸釜山或是在日本的美军基地。如果美军把战争扩大,就算不打原子弹战争,俄国就可能介入。届时,如果美军失利的话,整个东南亚都会被纳入共产阵营;美军甚至于要撤退都很难。因为共军、俄军潜水艇都足以阻扰美军任何运补作业。所以杜鲁门在韩战酣斗之际,开除麦克阿瑟,有其深谋远虑。

不过,随着韩战阴影未除,北朝鲜一天到晚核武试爆或发射导弹。中国崛起,意图染指南海与台湾,将南海与台湾海峡纳入其内海。论者以为:此美国没落之局,实从韩战开始。这衰弱并不是因为国力衰退,而是有关战争的态度有问题。自从韩战开头之后,美国国际军事介入,在态度上,总不想赢,好好解决问题之后再离开。总是半吊子,无论是对伊拉克战争、反恐战争或对阿富汗兴兵皆然。这种态度,反而让战争没完没了,如韩战迄今其实还未结束。中国依旧在北朝鲜身后撑腰,对美国远东事务,构成钜大的威胁。如果当初采取麦帅积极、反姑息的战争态度,就不会造成今天不断且无限期延续的流血。

这种姑息、拖沓与敷衍的战争态度,近乎失败主义式的,不仅有损美国国家尊严与利益,更是违反人权与人性尊严,美国所标榜的普世价值。如阿富汗平民在神学士政权之下,依旧饱受蹂躏。恐怖主义还是在哪里,一直造成威胁。韩国脱北者的悲惨处境,总是绵延不绝的令人心碎。台湾人民也饱尝了六、七十年来,地位未定,无国籍,无国家保护,或持着不适格护照出入境的窘境。日本人的护照核发单位是日本国。台湾人的护照核发单位却是中国(中华民国)。虽然大多数台湾人觉得自己并不是中国人。

换言之,从长远的、超脱党派的视野来看,麦帅反姑息的战略思维,当受珍视。不过当局者迷。麦帅当时虽被视为英雄,可是美国太平洋战略半径是否要涵盖台湾,在当时却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他被解除韩战指挥任务,在当时也有不少人支持。如在此案之后,美国还建立惯例:如果驻外将军胆敢,在媒体上,与总统战略唱反调。那么他是可以被解职的。当然,更有不少人认为目前还没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有不少得归功于杜鲁门不计个人声誉的深谋远虑。本文旨于透过此案,麦帅国会听证,呈现当时远东错纵复杂的远东国际局势。大体而言,麦帅高瞻远瞩,对远东局势,洞若烛火,禁得起百年考验。

有关台湾问题在韩战脉络中的重要性

二次大战后,理论上国际社会应协助被占领国与被殖民国家独立建国。不过,实际上各依势力实质占领或控制,德国分为东西德,韩国被分为南北朝鲜,台湾为中国军占领……等等。

此局势很快就发生动摇。1950年6月北朝鲜入侵韩国,势如破竹。韩国岌岌可危。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介入。以美军为主力的部队,从仁川登陆,迅速扭转战局。1950年10月,联合国部队占领北朝鲜首都平壤。10月19日,中共发动抗美援朝,介入战局。苏联空军也秘密行动,支援北朝鲜。1951年元月,五国开始协议停火(美国,英国,苏联,中共和另一强权)。其中有三国同意,允许中共加入联合国和把台湾交给中共。3月,麦克阿瑟被召回,参与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他认为停火或停战协议,不应该包括承认中共在联合国的席次以及移交台湾。1951年4月,杜鲁门突然炒麦帅鱿鱼,举国震惊。时代杂志说:

很罕见的,一个不受民意青睐的人竟然会炒受民意欢迎的人的鱿鱼。麦克阿瑟恐怕是近代以来屈指可数的伟大人物之一。而杜鲁门几乎却只是一个专业官僚。前者,众人仰慕其勇气。后者,民心鄙视其谬误。

在美国人心目中,麦帅是个真正的征服者。而现在的美国总统,因其糟糕的判断力与妥协心态,却是个被他打败的人。

麦帅离开日本时,东京百万人流泪道别。他返回美国的接机、欢迎人潮更是艾森豪结束二战欧洲战场时的两倍。1951年4月,在国会更以面对总统的规格接待,参众院联席,请麦帅莅临发表演说,“老兵不死,只是凋零”。这场演说,破纪录的有两千万人透过看电视,声援将军所说:

有人竭力扭曲我的立场,有人说我是战争贩子,这和真相完全背道而驰。我比绝大多数在世的人更了解战争,没有任何说法——绝对没有任何污名会比战争贩子的指控更令我反感。我长期主张彻底废除战争,无论是对朋友还是敌人它都伤害极大,根本无助于解决国际争端……但战争一旦强加到我们身上,那就别无选择,必须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迅速结束战争。战争的目的就是胜利,而非旷日持久优柔寡断。面对战争,胜利无可替代。

平壤中心构筑著各种工事,好像已要塞化,但是却未进行大的抵抗。北朝鲜军队把火炮和机枪丢弃在阵地上四处逃散了。北朝鲜军队的士气很低,象征着战争的结束。联合国军关于北朝鲜军队“不死守平壤”的估计是正确的。市内教堂的钟声响起,似乎带有欢迎之意,祝福和平的到来。留下来的平壤市民是友好的,勤快地为联合国兵办事。人们担心的那种疯狂的抵抗和谋略,都未发生。

5月3日,参议院举办听证会,调查麦帅被解职事件。因为事涉军事机密,只开放给国会议员旁听。媒体只能转载、报导从国会审核后、删节版的逐字稿。

衡情而论,如果当时美国国会只重视党派利益,那么麦帅处境是岌岌可危的。因为听证会审查委员的组成,民主党还多些。共有14个民主党员,12个共和党。主导议程与问题清单的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罗赛尔( Richard Rusell,1897-1971),和协同主持的外交委员会主席康纳利(Tom Connally,1877-1963),都是死硬派的民主党员。一般而言,支持麦帅的,几乎不分党派。听证会成员也知道,在那时反麦克阿瑟,恐忤逆主流民意,殊为不智。不过,这场听证会要厘清麦帅是否抗命?杜鲁门是否渎职,该受弹劾?所以,还是可以看到精采的辩证攻防,火花四射。

纽约时报评论此听证会,有五大争点:

(1)文人领军的程度。

(2)美国的世界政策何去何从?欧洲优先还是太平洋中心,现在就在远东阻止共产党蔓延?

(3)麦克阿瑟是有远见的政治家,还是危险的自我主义者?

(4)杜鲁门是否渎职,当受弹劾?

(5)国务卿Dean Acheson(1893-1971)在韩战中所扮演的角色?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麦克阿瑟不受杜鲁门指挥。他认为,自己对于所有可能接到的命令,无论好坏,或者他认为无关紧要的,都没有不同意的可能。“如果有任何人说,我有些程度的不服从、不尊重美国总统,或者甚至不服从、尊重联合国的政策或指示,我将异常愤怒。”一般甚至认为,如果麦帅对自己被解职提出异议,诉请法院裁决,杜鲁门恐怕不得不收回成命,让麦帅复职。舆论普遍认为,这次免职令太过草率。既不曾召见麦克阿瑟到华盛顿会谈?也不曾在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上,讨论彼此发生歧见的地方。甚至于那怕杜鲁门觉得麦帅不适合指挥韩战,还是可以让他继续担负驻日盟国最高统帅的责任。东京盟总职务是否趁职,与麦克阿瑟在韩国战略上是否和别人发生歧见,并没有关系。

无论如何,表面上看起来,麦帅就是草率被开除了。所以当时美国人吓了一大跳。杜鲁门总统的民意支持度也为此创下有史以来最低,约莫只有两成,比后来因水门案被弹劾的尼克森还低。1952年,杜鲁门不仅不可能竞选连任,民主党候选人还要刻意与其切割。尽管如此,还是无法挽回那场总统大选民主党注定大败的局势。

不过,那场参院听证会调查也不认为杜鲁门渎职,当受弹劾。因为有关麦克阿瑟的解职案,完全在总统的权力与责任范围内。而且总统也没有解释他这个行动的义务。那完全是他专属的行政裁量权。虽然舆论觉得他执行此职权,笨拙而不妥。后来共和党想组弹劾杜鲁门的听证会,也不了了之。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将军对上总统之争,双方有关台湾地位的认识的分歧,实居关键。如维基百科介绍杜鲁门之所以这么仓促的解职麦克阿瑟的故事说:(1951年)4月11日上午11点,第77特遣舰队在台湾西岸附近巡航,在中国大陆东岸开始“空中阅兵”。当天下午东京时间15点,麦克阿瑟收到解职通知。

然后,彼此不合的导火线则是:国务卿Acheson在1950年6月表示,美国太平洋防线半径不包括韩国与福尔摩沙。杜鲁门在6月27日说,台湾地位中立化。静待联合国处置。美国无意介入。然后,麦克阿瑟在7月底闪电访问台湾。有关此Acheson回忆录说,这一访问完全是麦克阿瑟的自作主张:

8月1日华盛顿官方惊异地在报上看到,麦克阿瑟将军到达了,吻了蒋夫人的手,并同她的丈夫进入了会谈。为查明是怎么回事,我打了个电报给威廉·西博尔德,他是国务院派任的驻东京政治顾问。杜鲁门总统的福尔摩沙评论引起我们大家的仰慕和钦佩。麦克阿瑟的说法是,“使我惊奇的是,对福尔摩沙的访问以及我同蒋介石的会见受到热烈的赞扬”。蒋委员长在福尔摩沙高兴地欢呼说,“现在我们又可以同我们的老战友亲密地一同工作”,胜利是肯定的了。麦克阿瑟也对蒋报以赞颂和保证“中美两国部队间的有效军事协作”。他未告知五角大楼就调派了三个喷气战斗机中队去福尔摩沙。随即有明确的命令传给了他,强调了我们关于福尔摩沙政策的限度,接着,哈里曼又去对这些原则作了补充说明。

一个星期以后,8月10日,这位将军发表了一个声明,声称他的福尔摩沙之行曾经“事前与美中两国政府的各部门进行了正式的安排和协作。”他作出结论说,“对于这次访问,那些过去一向宣传太平洋绥靖政策和失败主义的人们向公众作了恶意的歪曲报导。”

简之,在韩战脉络中,麦克阿瑟与杜鲁门因有关台湾问题的认知差异。麦克阿瑟在杜鲁门阵营中被视为战争贩子。杜鲁门则被挂上失败主义与绥靖政策的标签。

从陆权韩战到海权韩战:有关台湾地位的认知差异

1952年美国总统大选又来了。杜鲁门想连任,不想让美国卷入另一场大战,所以希望韩战速战速决,只是一场police action。

表面上看,韩战似乎也能速战速决。因为双方很快展开展开秘密协商,谈和。五个国家,美国、中共、英国、苏联和另一强权(?),中有三个赞成中共提出的和解方案:

一、双方停战,以北纬三十八度为界。

二、中共取代中国国民党在联合国中的地位。

三、台湾主权归中共。

消息传来,麦克阿瑟极力反对,尤其是第三项协议。美国的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也认为停战停火的条件,尤其不应包括承认中共在联合国的席次或考虑移交台湾。1950年8月29日,纽约时报刊载麦克阿瑟的见解:台湾是美国太平洋战略,让其成为美国平静湖泊中( the Pacific a peaceful American lake),不可或缺的一环。假使失去台湾,让它成为敌人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或潜水艇基地的话,那么夏威夷、中途岛和从关岛到菲律宾都将不保。( U.S. Cong.,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Hearings Relative to the Facts and Circumstances Bearing on the Relief of General of the Army Douglas MacArthur and on the American.Policy in the Far East," Military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82nd Gong.,1st Sess.,1951, Part5, p.3478.)杜鲁门却在炉边夜话,重申,“我们自己不会要台湾,或亚洲任何其他地方。我们相信福尔摩沙的命运,将在国际协同合作中,和平的解决争端。”

在韩战脉络中,麦克阿瑟与杜鲁门因有关台湾问题的认知差异。麦克阿瑟在杜鲁门阵营中被视为战争贩子。(图片摘自维基百科)

有关台湾地位的类似争议,清代也曾经有过。

康熙(1654-1722)认为: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海外丸泥,不足加中国之广,裸体文身,不跌共守,日费天府而无益,不如徙其人空其地矣。”施琅反之。他说:“台湾地方,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换言之,从陆权观点来说,台湾不大,无关世界帝国之轻重。可是从海权来说,台湾巩固,才得以保障清帝国最富庶的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四省。

这次剧场上,陆权论者换成是杜鲁门、国防部长马歇尔与国务卿Acheson;海权论者则是麦克阿瑟以及其他参与此听证会、有东亚经验的美国军方将领们。

杜鲁门阵营也都有参战经验,不过都是在欧陆的陆战。所以他们对台湾地位的价值不清楚,而主张由美国第七舰队使台湾中立化,一直等到其地位经由联合国加以解决为止。相对的,麦克阿瑟在太平洋海域打滚了24年。他目睹了日本如何以台湾为中心,建构大东亚共荣圈,进而发动太平洋战争,席卷整个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让美国几乎缩回太平洋西岸。甚至说,失去台湾就会失去太平洋。不仅如此,假设敌人获得台湾,并且因此获得太平洋,这无疑将增加阿拉斯加、加利福尼亚、华盛顿州,以及中美和南美的危险。所以,麦帅坚决主张,台湾绝不可落入敌手。

杜鲁门阵营觉得麦克阿瑟对政治愚蠢的最主要理由则是:让战火波及台湾,或让在台湾的中国军参战,会把美国拖入中国内战,甚至可能因苏联政府在亚洲或欧洲出面直接干涉而将将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换言之,这场韩战不只是军事上的,还有政治上的考量。所以无论如何,要将其限制在有限的战争。可是对麦克阿瑟而言,当中共介入韩战时,杜鲁门眼中的police action,未经国会批准的那个陆权韩战,其实已经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有关太平洋海权争逐的战斗。

在海权韩战中,台湾万万不可落入中共之手。就算在美国海空军力量优势下,中共有了台湾,可以把那里的基地宫给苏联的潜水艇与空军使用。他们在那里大量集中潜水艇与空军力量后,就可以使美军在菲律宾与在日本的机场归于无用。苏联潜水艇以台湾为基地后,就可以截击美国在西太平洋上的所有补给线,使得我们这一方面的海陆空军得不到补给。他说:

“台湾一失,我们的防线就会完全被共党突破。台湾刚好位于菲律宾与日本之间。敌人占据了台湾,就可以向两翼进击,而且利用台湾的潜水艇基地切断我们自珍珠港或自关岛外伸的供应线以后,就可以把上述两翼个别击破。”

“台湾一失,太平洋的战略形势必将全部改观。这种事实在短期内就会改变的。我确信他们已经这样做了。苏联已经取得中国大陆上原有的空军基地了。”

“台湾现在有十九个机场。日本过去就利用这些机场来攻占菲律宾及西南太平洋上的其他基地。台湾一失,我们整个防线就难以保守。这条防线可以从台湾突破,而不能从中国突破。”

“他们已经采取了水路作战行动,并在彼处突破了连锁性的防线。他们可以在台湾一个极有保障的形势下集结二、三千架飞机,还可以在此处几个海港设立潜艇基地,使他们刚好位于我们的防线的中间。……这里是潜水艇、海军与机队的天然藏匿所。他们距离我们这么近以后,我们会自卫起见,必须有目前三倍甚至四倍的军力方能应付。”

“除了苏联最新式的有司诺克尔潜水通气设备的潜水艇之外,俄国潜水艇的航程目前是很难到达此处之南的。苏联潜水艇如果只利用现有的基地,绝无法切断我们的供应线。现在你如果让苏联到了此处,你并不是说只是让他们缩短了这一点距离。你等于让它把整个可以集中进攻的力量移到此处来。你对于它绝对无法抵抗。二次大战的情形就是证明。”

“此处是日本以前的基地。日本过去自此处进攻马来亚,自彼处进攻菲律宾,又自彼处进兵新几内亚。如果在彼处发生与过去同样的情形,美国就绝对休想“”在这些海岛上保持我们的军力来应付他们以及应付他们可能获得的其他基地。他们等于是得到了一个可以把攻击力量增加许多倍的主要战略基地。”

“(台湾)有一个八百万人的大国资源,可以用以支持海空军。台湾在农业方面,是个极为富足的地带。你把军力移到此地后,用不着自别处获得供应,而可以就地取食。那里人口众多。在那一片及中的小区域里,其人口的数量还多于澳洲与荷兰两国人口的总合。它可以发展为一个我所知道的最强大的堡垒。假若他落入敌人之手,他的资源也随之为敌所有。”

“没有一件事比台湾的战略地位重要性更能获得举世的公认。”

简言之,失去台湾,失去太平洋。

面对战争或许有三种选择:一、赢,只要进入武装冲突,运用到最大限度的力量,以最快的方式透过军事胜利予以结束。二、认输,退出战场,接受敌人的停战条件。这也可迅速止血。三、无弭止战争的确定目的,却又不断的、无限期的作战。结果会招来所想遏止的东西,战争的蔓延。

对麦克阿瑟来说,采取第三种策略,是最糟糕的。因为美国人的血将会不断且无限期的延续。这种延续会有无尽的、无尽的战争冲突。

很遗憾的,杜鲁门在韩战中所采取的战略似乎正是第三种。他的助理国务卿鲁斯克( Dean Rusk,1909-1994)说:

我们现在所努力的,是要维护和平与安全而不经过全面战争( general war)。我们正向侵略者说,不准继续你的罪行,你必须停止。而同时,我们正努力避免一次大冲突( a general conflagration),那可能毁灭掉我们所正努力保卫的东西。

就麦克阿瑟的观点看来,只要认识到:从中国介入韩战以来,卷入台湾问题,那已经不只是一种杜鲁门所谓的警察行动。那就是战争。红色中国也正倾全力、排山倒海而来。如果美国意识到,韩战就是战争,而且是百年海权争夺时。那么就现有军事实力来看,1950年代的红色中国其实很脆弱。他说:

除我们战术上的成功外,红色中国这个新敌人已经清楚表明更加重要的信息,如此夸张和自负的军事力量,却没有足质足量保障关键军需的工业能力来满足现代战争需要。他们的制造基地和原材料甚至不足以建立中等强度空军和海军力量,更遑论维持运作;他们也无法提供战车、重型火炮及其他已融入军事战役的先进科学技术,这都是地面作战取胜的基本要素。过去他们巨大的人数潜力很可能足以抵消这些空白,但随着大规模杀伤手段的发展,单凭人数无法弥补这种固有的缺陷和脆弱。

制空和制海权也就意味着控制补给、通讯和交通,这对战争的重要程度和过去相比不遑多让。我们现在控制着制空和制海权,敌方的地面火力又不足,由此产生的差距根本无法用英勇克服,表现出来的只是狂热和对生命损失最彻底的冷漠。自从红色中国开始在北朝鲜不宣而战以来,这些军事弱点已经非常明确地揭示出来。即便是在现在联合国军行动受限、红色中国取得相应军事优势的情况下,事实也证明他们无法用武力彻底征服韩国。因此,敌人必须痛苦地意识到,联合国已经决定放弃把战争局限在朝鲜半岛的做法,我们的军事行动会扩展到沿海地区与内陆基地,红色中国马上要面临军事崩溃的风险。

只可惜后来杜鲁门听从马歇尔的计划,只想采取姑息主义。他限制美国空军与海军的力量,不许其发挥切断北朝鲜与红色中国的补给,更不想让军事行动扩展到朝鲜半岛以外的地方。也就是说,美军的制空与制海权,几乎只能用于自己军队的补给或撤退。

马歇尔只想到欧洲优先,不希望韩战扩大到将苏联也卷入。他甚至不许麦克阿瑟轰炸在韩国境内,离中国边境还有三十五英里的补给点。理由是:将陆路补给线截断、补给点破坏后,北朝鲜境内的共军势必透过北朝鲜海岸、港口获得补给。如此苏联会不得不卷入,派出舰队,支援在北朝鲜境内的共军获得补给。(前引书, Part2, p.432.)

他没想到如果在亚洲战场输给共产党,东欧陷落也将不可避免。没想到共产阵营的扩张是全球性的。没想到共产党从列宁以降的战略,共产扩张到欧洲中心最近的路径,就是经过亚洲。莫斯科到巴黎最近的路,是绕过北京。所以,亚洲必须赢。胜利无可取代。赢得亚洲战争,欧洲很可能就不会再有战争而继续保有自由。

杜鲁门阵营一直想把这场战争,明明是红色中国和联合国都投入的,限制成一场警察行动,局部的冲突。他们坐在华盛顿冷气房中,离血淋淋战场一万英里远的地方,甚至没想到该如何结束这场战争。“就等到红色中国人海战术,一波波上来,一波波死掉。死到他们觉得够了,就停火了。”( p.445)换言之,也就是等到敌人觉得累了,够了,或者是美国屈服于他的条件的时候为止。

难道这种战争态度不就是姑息主义吗?这真的不会让双方白白不断流血,牺牲姓命吗?难怪在民主党自己主导的国会听证上,海军司令Oscar Badger(1890-1958),空军司令Emmett O'Donnell Jr(1906-1971),前战争部长、驻中国大使Patrick Hurley(1883-1963),前国防部长Louis Johnson(1891-1966,1950年九月十九日前。其继任者为马歇尔),和魏德迈将军(1896-1989)都站在麦克阿瑟这边。也难怪这场战争无法如杜鲁门所预期的速战速决。

在东京湾上的密苏里号甲板,由麦克阿瑟将军(图中央)和2000多名官兵见证日本投降。(取自美国陆军)

听证会结束后,杜鲁门民意声望创下美国总统有史以来最低。民主党都纷纷与其切割。他就连代表民主党,取得争取连任门票的机会都没有。

以后见之明来看,杜鲁门阵营误判不少情势。一、俄国自始自终都是韩战,这场被遗忘的战争要角。“中国比较意外,因为中国当时的下一步是解放台湾,实际上毛泽东是这样打算,老百姓心里也是这样想的,那么突然爆发一个韩战(朝鲜战争),毛泽东1949年去莫斯科跟斯大林谈就是希望解放台湾,斯大林也答应了,实际上当时斯大林看起来还留了一手,就是跟金日成之间的这种(约定),毛泽东并不知道。”二、中国并非俄国魁儡政权,有自己的意志,更有角逐世界强权的野心。人民日报在纪念韩战的文章中,这么说:“朝鲜战争之所以不可忘却,是因为它发生在错误的时间。中国刚获解放,百废待兴,还面临着繁重的追击残敌任务,还有台湾和西藏问题亟待解决。不合时宜的战争彻底打乱了国内议程。”三、台湾是太平洋海权时代的枢纽,要子。如果日后联合国协议将台湾交给中国时,美国当动用否决权,来捍卫自己战略要点,而非无关紧要。

麦克阿瑟也有些误判。一、他认为:就算美军越过北纬38度线,中共也不会管。这使得这场冲突,很难成为一件速战速决的警察行动,而成为杜鲁门争取连任机会的腹心之疾。杜鲁门为此在1973年说他是蠢货:“我开除他是因为他不尊重总统权威,不是因为他是狗娘养的蠢货,虽然他就是,但这对将军来说又不犯法,不然半数甚至四分之三的将军都得进监狱。”布雷德利(Omar Bradley)也因此将这场战争描述为“一场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进行的错误的战争”。二、他以为这场战争,美国会打他擅长的战争,尽量用上海军与空军。实际上,杜鲁门就只想打有限战争,攻击性的海空军使用几乎为零。

然而,这些误判可以说是杜鲁门总统的战争态度有问题所造成的。

举个例子来说。一个玻璃瓶中,有五十只红蚁,五十只黑蚂蚁。本来彼此相安无事的。可是有人摇动瓶子,扰动蚂蚁,结果红黑蚂蚁就彼此相杀相砍了起来。要解决此问题,不是帮助黑蚂蚁来杀红蚂蚁,或是惩罚黑蚂蚁说你怎么可以杀红蚂蚁,而是应该主动去除那只扰动的手。

国共内战、韩战背后,真正扰动的手,其实都是苏联。当二战结束之后,国共议和后,又启战端。魏德迈建议,美国不应那么容易让中国成为敌方阵营,应继续支持国民党的。杜鲁门却选择听从马歇尔的建议,切断所有美援,技术、资金与武器上的,惩罚黑蚂蚁,让红蚂蚁占领中国,也让背后摇动的手得逞。

韩战爆发,目前史学界普遍认为:那是金日成在得到苏联同意和支持的承诺后,首先越过三八线,对韩国发动突然进攻。杜鲁门却不想制止那只摇动的手,假装那只是小规模冲突,而任由红蚂蚁、黑蚂蚁持续相杀相砍下去。

韩战其实不曾停歇,一直打到现在。如2020年6月,朝鲜半岛又战云密布起来。据称直接原因是一些“脱北者”组织在两国边境通过气球向朝鲜发送宣传单。随后平壤宣布切断和首尔的所有官方联系,几个小时后,朝鲜炸毁了位于边境小镇开城的朝韩联络办公室所在大楼。红蚂蚁、黑蚂蚁几乎又要互咬了。只是这次摇动的手,变成中国,而不是苏联。

中国也不再是1950年代的吴下阿蒙,而是秉持着资治通鉴大一统史观、充满野心,想称霸天下的战狼。一旦朝鲜局势突变,爆发战争,第二次朝鲜战争显然将不再是“警察行动”或“被遗忘的战争”。

总之,麦克阿瑟不仅是伟大的战略家,首倡失去台湾,就失去太平洋。他也是伟大的政治家,不仅成功让日本,从敌人转变成为美国亲密而忠实的战友;而且积极任事,深知面对无可回避的战场,如果你轻轻打击,如果你在运用力量时实行姑息,那将注定蒙受不幸。

——上报

张贴者:NCN位于4/30/202110:52:00下午没有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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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客观的了解与中国文化之再造

本文摘选自牟宗三先生在第一届当代新儒学国际研讨会主题演讲(1990年12月29日台北中央图书馆),由王财贵先生整理,原文标题为《客观的了解与中国文化之再造》。标题为编者所加。可供参考,不代表本平台观点。

1.胡适

民国以来,在学术界最出名的是胡适之先生,从其《中国哲学史大纲》看来,他本是一个讲中国哲学的人,但其实他对中国哲学一点都不了解,没有一句相应的话,所以只写了上卷,后来也写不下去了,转去做考证,考证禅宗,也以外行人瞎考证,根本不知道禅宗内部的问题,只去做些外围的事,如考证版本的真假,这与禅宗有何本质的关系?况且凭什么你就能断定《六祖坛经》一定是神会造的呢?照我一看,我不须考证,就知道神会写不出来,因为神会的思想是另一个思路,神会禅是"如来禅",《六祖坛经》是"祖师禅",祖师禅是真正的禅宗之禅,是神会了解不到的。胡适先生连这一点都不清楚,还想跟人辩,难怪被铃木大拙当面斥为外行,其实他是真的外行。以像他这种人来领导学术界,出大风头,这当然非国家学术之福。所以他虽以哲学起家,到后来不但不讲哲学,并且反哲学。他极力宣传科学与考据,考据也并非不可以讲,不过考据是历史家的本分,但胡适先生既不读历史,亦不读哲学,亦不读科学,他只去考红楼梦。考红楼梦能考出科学来吗?—他所有的学问就是这样—浪费、无成。所以冯友兰出来写哲学史就超过他了。

2.冯友兰

说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比胡适进了一步,至少表面上很像个样子,一直到现在,西方人认为中国哲学史,还是以冯友兰所作的为最好,余英时也这样说。但他的讨好,其实是表面的,因为他此书有一讨巧的地方,平常人看不出来。他用的是选录方式,西方人写哲学史大体是用诠释的方式。选录方式不是不可以,但冯友兰作这本书很狡猾,说好听是很谨慎,所以很能保持一种"学术谨严"的气氛。因为他很少对所引的文献加以解释,他尽量少说自己的话,尽量不做判断,所以读者实在很难猜透他到底对那些文献懂呢?还是不懂?到了他该说话时,他就说几句不痛不痒的话。若有真正下论断的大关节,则一说便错,由此,我们便可看出他实在不了解。所以很早我就说他这本哲学史是"脓包哲学",脓包的特性是外皮明亮精光,但不可挑破,挑破便是一团脓,我是一向不欣赏那种书的。这本哲学史大体上卷还象样,主要是他用了他那一点逻辑知识整理了名家,有一点成绩,其它讲儒家、道家都不行。先秦都讲不好,后来魏晋道家、随唐佛学更难讲,他根本是门外汉,于宋明理学更是门外的门外。他以为他懂得朱夫子,但他何曾知道朱夫子是理学家,不是西方的新实在论,他以西方的新实在论来解释朱子,这当然是不相应的。他后来又讲"新理学",以程朱自居,这都是妄人妄作。《中国哲学史》表面上写得那么严肃,出版时是那么郑重其事,他请金岳霖与陈寅恪来作审查报告。其实金岳霖先生是外行,陈寅恪虽是史学家,并不读哲学,但他的见闻实比冯友兰博洽得多,所以多少也能看出一些问题,只是冯友兰不承认罢了。像陈寅恪这个人也了不起,其考证历史确是当行,但这个人也有其缺点,我称之为"公子型的史学家",他为人为学带有公子气,公子气有什么不好,我们暂时不去详论它。近代中国史学界颇有成就:例如讲殷周史以王国维为最好,讲秦汉史,以钱宾四先生为最好,随唐史以陈寅恪为最好,宋史尚未见有谁最好,明清史则有孟心史,这都是众所公认的。史学之所以有成,因为他们上了轨道,有当行之客观的了解。近代中国人对中国哲学的讨论就未上轨道,像冯友兰的哲学史,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中历代各期哲学核心问题根本未接触到,更遑论有什么有价值的讨论。以如此之书,而不论中西都公认它是一本代表作,这表示这一代的中国人实在太差劲了,不但对不起祖宗,也对不起世界,这真是这一代中国人的耻辱。

又从那个地方可以看出冯友兰对中国思想没了解呢?在纪念熊先生的文集中,有一篇冯友兰的文章,他以九十高龄,平生写那么多书,理应有些心得,谁知他却说:熊十力之新唯识论和老唯识论的争辩是一个老问题的复活──就是说有关这些问题在古代就有人讨论过了,现在他们又拿来讨论而己—我一看,这样说倒是出语惊人!我仔细看他说的是什么老问题的复活,原来冯友兰是指南北朝时代神灭不灭的讨论,我觉得这简直是胡说八道了。熊先生的《新唯识论》和玄奘《成唯识论》的不同怎么会和神灭不灭扯在一起呢?请问熊先生是主张神灭呢?还是神不灭?而《成唯识论》又是神灭还是不灭?我看两边都安排不上,这种故作惊人的论调实在太差了!神灭不灭的问题重点在那里都不能把握,后来佛学的高度发展更不容易契接得上,故其侃侃而谈者,大体不可信。

3.梁漱溟

此外如梁漱溟先生、马一浮先生与我老师熊先生在所谓"客观的了解"上也都有缺陷。梁先生是了不起的人物。他敢于对抗毛泽东,对抗江青四人帮,这就了不起。但他终于被毛泽东所笼\罩,所以最后毛泽东死时,梁先生还说:"毛泽东晚年虽然荒唐,但不管如何,他毕竟是非凡之人。"我看到梁先生说这种话,一时难过得很。以圣人自期之梁先生,何故竟作此不伦之语?他为何还会心仪于毛泽东?其实梁先生这个人对中国学问知识和文化意识都是很少的,才会有如此的判语。他和熊先生不同,熊先生讲学或许有错误,但他的民族文化意识纵贯意识很强,而梁先生在这方面很欠缺,梁先生的头脑是横剖面的,如他的"乡村建设"之理论便是在横剖面下了解中国社会而写出来的。他并没有通过中国历史文化的演变去了解中国社会,只照眼前的风俗习惯而想办法。他对中国社会的具代表性的了解是在其《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所说的:"伦理本位,职业殊途",他这样了解并不算错,但若止于这样了解,是只了解到现实的社会状况,若其社会所以形成之文化根据及背后之历史渊源,则并未接触到。只在这里用力,不能对时代问题之解决有相应的了解。在这里显出梁先生的不足,所以他开出的救国路线是"乡村建设",乡村建设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充其量也只能顺着太平时节之民风,协助长养一点民生,敦厚一下民情,而不能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结果被毛泽东农民革命之大气派唬住了。其实乡村建设并不是不能做,但要了解时代才能配合时代,而这便须要有正确的现代知识,才能做时代的指标,要建设才有建设的依凭。而梁先生对时代的了解到死还是那两句话:"西方的路我们不能走,苏联的路我们也不能走。"那么你走那条路呢?一无所适,碰到*****魔道,抵抗不住,也不必谈什么建设了。说苏联的路不能走犹可,说西方的路不能走,可见梁先生活对西方*****之价值不能认识,则你凭什么建设中国,凭什么应付*****呢?

以上是说梁先生的文化运动之无所成,至于纯学术上的对中国儒、释、道三家的研究,也是很薄弱的。所以熊先生每次劝他不要再搞乡村建设了,要出来讲学,梁先生两眼一瞪,说:"我有什么学问可以讲呢?"梁先生对西方哲学的认识是得自于张申府先生讲的罗素,与张东荪先生翻译的博格森的创化论。博格森在西方哲学上的地位并不高,罗素于逻辑有贡献,于真正的哲学并无多大贡献。当时中国哲学界对他们两位推崇备至,也可见学风之浅陋。梁先生对中国的学问则欣赏王学再传门下的王东崖,对"自然洒脱"一路颇寄其向住,欲由此而了解孔子之"仁"。其实从这一路进去也可略有所得,但毕竟不是了解儒家的正大入手处。梁先生是谓有性情、有智慧、有志气之人,思考力很强,也有创发力。他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时年纪并不高,全是自己凭空想出来的。但也因如此,其中所造的新名词都是无根的,所说的文化类型也太简单,如说西方是前进的,印度是后退的,中国是适中的,这样讲都是一些影子罢了。所以思考力强,性情真,志气高,也有相当的智慧,可惜无学以实之,结果尽成空华,白白的浪费了一个人才。这种人间大憾,平常人是看不出来亦感受不到的,就连他自己也不自觉。他的这部书实并无多大价值,他本人亦不予以肯定。他最后是相信佛教,而不再做儒者,在中国这样的乱世,生命人格想要卓然有所树立是很难的。

4.马一浮

马一浮先生对中国历史文化内部的义理常识最为博雅,但说到客观而深入的了解则谈不上。从那里看出来呢?熊先生新唯识论刚写出时,马先生为他作了一篇序,四六骈文,美得很,其中说到熊先生的著作是"将以昭宣本迹,统贯天人,囊括古今,平章华梵"。这四句话赞得很漂亮,音韵铿锵,回肠荡气,但马先生讲这四句话时胸中有多少实义则很难说。后三句较易懂,其第一句"昭宣本迹",我当时(大学生)是看不懂,我看熊先生也未必真切。我现在知道这句话并不简单,就如我刚才说纪念熊先生的文章写得最好的朱宝昌也引用了这四句话,但他对"本迹"的涵义则胡乱说。"本迹"两字是有渊源的,能用这两字,这表示马先生的多闻博识,但我想他并不一定得其实。"本迹"两字来源于魏晋时代,当时讲会通孔老有所谓的"迹本论","迹本"观念贯穿魏晋南北朝两百多年,最后有阮孝绪出来又总结了这个观念,佛家天台宗也借用此辞来判教,可谓源远流长,义涵深厚。但马先生用之于评论新唯识论,却显得突兀,新谁识论之主题用此辞去赞是不大对题的,只是做文章罢了。其序言另一段又说:"拟诸往哲,其犹辅嗣之幽赞易道,龙树之弘阐中观",这两句话,第一句将熊先生之作新唯识论比为王弼之注易经,王弼之注易不但注了经文,最后还作了《周易略例》,极有创见,但是要知道王弼注易经是根本不相应的,您怎么可以拿王弼之注易来比新唯识论?如果真如所比,则新唯识论岂不是没有价值了?王弼是用道家的玄理来注易经,而易经是孔门义理,熊先生的立场是纯粹的儒家的大易创生的精神,其立场与王弼正好相反,这是极为明显的,而马先生竟看不出来。这表示马一浮先生所用心的是如何把文章做好,而并不注重客观上正确的了解。至于"龙树之弘阐中观"一句,更与新唯识论之主旨不相干。龙树是所谓的"空宗",中观论头一个偈就赞缘起云:"不生亦不减,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去",所谓八不缘起,这是佛家讲"性空"的基本立场,讲的是实相般若下所观照的缘起法的性相,其性是"空",其相是"幻"。这立场与熊先生写新唯识论大相径庭,态先生新唯识论不但批评无着世亲的老唯识论,也不赞同龙树的中观,在此用"亦犹龙树之弘阐中观"来恭惟,非但其义不实,而且走了板眼。

马一浮先生只能作文章,作高人雅士,不能讲学问,他文化意识并不如熊先生强,他自己也承认悲愿不够。文化意识不足不能讲学,悲愿不够也不能讲学。所以他的架子摆得很大,他说现在一般人都不足以教,若要教,也"只闻来学,未闻往教",要人去他那里请教才行,他决不接大学的聘书。他从年青时起便隐居西湖,二十七岁就不见外人,也不出来。到熊先生写出新唯识论时,那时他和熊先生都已四十多岁了。熊先生听说西湖有此一高人,想往见之,或告之曰:他不见人,熊先生想找人介绍,介绍亦不行。熊先生不得已,就自己将稿子附一封信寄去,结果好久都没下文,正待要发脾气,马一浮亲自来了,真是"惠然肯顾,何姗姗其来迟"。一见面,熊先生责问他为何久无回音,他回答说:"你若只写信,我早就回了,你又寄了著作,我要详细看,看看你的分量,如果分量够,我才来相访,现在我不是来了吗?"两人于是结为好友。由此可以想见马先生的为人,这个人的名士气太重,从学识方面说,他比梁先生、熊先生博学,但客观的了解则没有,譬如他好用新词,但往往不通。我曾看他有一次写信给贺昌群,贺昌群是念历史的,常到马先生门下走动,也认识熊先生。他向马先生请教南北朝隋唐这一段思想史的问题,也就是中国佛学发展的问题,马一浮并不称佛教为佛教,他造了一个新词曰:"义学"。我起初看不懂,我知道古人有所谓"义理之学",宋明有"理学",而马先生要用"义学"来称佛教,不知其所据为何?佛教中所说的理是"空理",义则是"法义",即是现在所谓"概念"。如说诸法苦、空、无我、无常等,"苦"、"空"、"无我"、"无常"便是此"诸法"之法义,它们是一些谓述性的概念,所有这些概念拿"般若实相"来贯通。所以佛教说菩萨之"四无碍智"—辞无碍、义无碍、辩无碍、理无碍—其中即有所谓"义无碍"一项。儒家讲"性理",道家讲"玄理","义"则是大家都有,儒家有儒家的义,道家有道家的义,怎么可以用"义学"专称佛教呢?

5.熊十力

即如我老师熊先生念兹在兹想接着现有的新唯识论写出"量论"部分,也写不出来。本来依熊先生的计划,新唯识论应有两部,上部"境论",讲形上学,下部"量论",讲知识论。但"量论"一直写不出来,其实就是因为学力不够。因为熊先生的所得就只有一点,只那一点,一两句话也就够了。一提到儒家大易干元性海、体用不二,熊先生就有无穷的赞叹,好像天下学问一切都在这里。当然这里有美者存焉,有无尽藏,但无尽藏要十字展开,才能造系统,所以后来写好多书,大体是同语重复。我奉劝诸位如果要读熊先生的书,最好读其书札,其文化意识之真诚自肺腑中流出,实有足以感人动人而觉醒人者,至于《新唯识论》不看也可,因其系统并没造好。不过虽说熊先生所得只有一点,但那一点就了不起,不可及。当年马援见汉光武,叹曰:"乃知帝王自有真者",此语可移于赞熊先生,熊先生之生命是有"真者"在,这"真者"就是儒家的本源核心之学,这点抓住了,就可以立于斯世而无愧,俯视群伦而开学风,这一点是儒家之所以为儒家之关键,我们就从这点尊重我们的老师。但他的缺陷我们也应知道,知道了,就有所警惕,警惕之,则可以定我们这一代学问奋斗的方向,此之谓自觉。

以上都讲老先生的毛病,大家不要误会我对前辈不客气,其实我还是很尊重这些人,在这个时代,出这种人物,有真性情、真智慧、真志气,已经是很难得了。我只是要强调"学"的重要,无"学"以实之,终究是浪费了生命,辜负了时代,这大体也是整个时代的毛病。

自觉就是从"客观的了解"中觉醒过来,有正见,心有定向。所谓"客观的了解",细言之,比如说读先秦儒家,就好好正视它如何形成,里面基本义理是什么?这种属于哲学义理的了解是很难的,了解要"相应","相应"不单单靠熟读文句,也不光靠"理解力"就行。文句通,能解释,不一定叫做了解。此中必须要有相应的生命性情,若不相应,最好去讲文学、历史、科学等。学问之路很多,各尽其长,各各在本科中不乱讲即可,不一定每人要来讲义理,讲儒家。能相应者才来讲,岂不更好?如周濂溪为宋明理学开基之祖,其观念其实很简单,只有几句话就可以把中庸易传讲得很清楚,而且不失儒家之矩,这完全是靠相应的了解,不在博学泛览。所以黄黎洲《宋元学案》引吴草庐对周濂溪的赞语是:"默契道妙","默契道妙"就是所谓的"相应",对中庸易传之形上学了解很透辟。不但对先秦各家要有相应的了解,研究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都要有相应的了解。你有没有那种了解,适合不适合讲那种学问,这要自知。"自知"也是一种"客观的了解",不能讲就不要硬讲,乱讲。譬如讲中国佛学,更是困难,中国吸收佛教以至消化佛教,前后四百余年,消化到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出现,真是人类智慧发展之高峰。近代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说什么有印度佛教,有中国佛教,中国佛教是假佛教。这都是胡说,中国佛教当然和印度佛教有所不同,但那不同不是并列的两相对立的不同,而是同一个佛教的前后发展的不同,在印度只有空、有两宗,并没有天台、华严的判教。禅宗尤高致,只有靠中国人的智慧才能开发出来。但是禅宗虽声称为"教外别传",究其实,也是"教内的教外别传",其基本理路,仍紧守佛之教理而无失。中国佛教中之高僧大德,如智者大师、贤首等,都是大哲学家,像这样高级的大哲学家,放眼西方哲学史,都找不出几个可以相提并论,中国人实在不必妄自菲薄。当时人称智者大师是"东土小释迦",是当时人对智者大师有相应的了解,而民国初年,内学院欧阳大师还瞧不起智者大师,说他没登菩萨位。其实智者大师自己说自己是"五品弟子位",此位在六即判位中属"相似即佛位","相似位"即是"六根清净位"。在西方哲学史中,我看只有康德近乎六根清净,其它人大抵六根未净。一个人能修到六根清净,谈何容易?大家都称世亲、无着、龙树等印度和尚为菩萨,这是后人对他们客气的称呼,至于他们是否超过六根清净而达到菩萨地位,则很难说。若因智者大师诚\实的自判为"相似位",就认为智者大师的话不可信,说什么"台贤宗兴,而佛教之光晦",而必以无着世新为可靠,这种评判标准是没道理的。在修行上,达到六根清净,固不容易,在学理上,能"判释东流一代圣教,罄无不尽",何尝不是一大智慧?佛教是大教,义理涵蕴无穷,又发展那么久,内部的各种系统当然精微繁复,要一一抉发其原委品论其高下,当然须要有很强的理解力与很高的慧见,智者大师之判教是有法度有所本的,这才是真正高度的"客观的了解"下的工作,轻易视之,无乃太不客观太不自量乎?

为什么我一再强调要有客观的了解呢?因为这个时代的人最无法度,最不客观,所以最须重新正视。首先是要了解自己的本,中国古人讲学,是有规模,有法度的,这个法度轨道,在明朝亡国后就消散了,清朝接不上,民国以来离得更远,所以病痛到来,没有观念,无法应对。因为学问传统是整体的,既无法了解自己,更无法了解别人。像梁先生、马先生、熊先生等都不能完全相应于前贤,何况其它?至于胡适者流,以其不平不正之心态,又焉能了解西方?学风如此,中华民族凭什么来指导他的生命方向,凭什么来应付时代呢?所以先客观的了解是很重要的,第一步了解自己,第二步了解西方,然后寻出中华文化的出路,我们希望年青朋友要接上这个责任。这个责任简要地说,就是要恢复希腊哲学的古义。古希腊"哲学"的原意是康德所规定的"实践的智慧学"。什么叫做"智慧"?"向往最高善"才叫做"智慧"。一般人都知道哲学是"爱智慧",而所谓"爱智慧"之"爱",即是"衷心地向往那人生最高之善而且念兹在兹的要去付诸实践"的那种爱,所以希腊"哲学"之古义,康德名之曰:"实践的智慧学",这个词语用得很恰当。但这样的哲学古义,在西方已经被遗忘了,现在的哲学只剩下高度文明下的语言分析,讲逻辑变成应用计算机,这其实不算是哲学,只是哲学之沦落为技术。若要进入哲学之堂奥,就必须有以上所说的"爱智慧"—"向往最高善"之向往。西方既已遗忘,而这个意思的哲学,正好保存在中国的哲学传统中,即是中国古人所谓的"教"。"教"的意义,佛教表现得最清楚,儒家也有,就是中庸"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的"教",也就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教"。此教的意思不是现行学校教育的"教",学校教育以知识为标准,而这个"教"的意思则是"哲学",亦即是"向往最高善"之实践的智慧学。

6.西方哲学

西方现在是英美分析哲学当令,欧陆最出名的是海德格的存在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这些都是二十世纪的"纤巧哲学",而未闻君子之大道。什么叫做闻君子之大道?凡是能上通Noumenon(本体)的,才算是闻君子之大道,而这两个人并没有Noumenon的观念,所以我看胡塞尔之现象学,写来曲曲折折,煞有介事,可是终究贫乏得很,可谓一无内容。因为他把智慧的法度给丧失了,哲学的本分放弃了,只好说空话。他们那些问题,归到科学也就可以,何须哲学家去做拉拉队?所以当今要讲真正的哲学,不能靠西方,而是要好好回归自己来了解中国的哲学。我一生的工作也很简单,只是初步的客观的了解,但也已超过前代,所以我曾写信给我一位在大陆的学生说我一生平庸,只有一点好处,即是我客观了解的本事,在当今很少人能超过我。我没有什么成见,马克思资本论我也部分地看过,我也能虚心地去了解,经济学我也并不十分外行,只是不是我的专业而已。所以我的讨厌马克思,是我了解后真的无法欣赏,不是我的偏见。又例如我了解佛教也是下了苦功,熊先生是我的老师,我天天和他在一起,他天天批评唯识宗这里不对那里不对,于是我就拿玄奘《成唯识论》加上窥基的述记及他人的注疏,一句一句的好好读了一遍,是很难读,很辛苦。读完后,就跟熊先生说:老师,你的了解不大对。熊先生把我教训了一顿。因为熊先生有一些偏见,一个人不能先有偏见摆在胸中,一有偏见,凡事判断皆差,这时须要有明眼人一下点出,而且最好是师长辈。告诉他:不赞成可以,但不可做错误的了解。可惜当时没有人能说服熊先生。熊先生读书时心不平,横撑竖架,不能落实贴体地去了解对方,首先把人家的东西弄得零零碎碎,然后一点一点来驳斥它。他对儒家的文献也不多看,他只了解那干元性海,体用不二。这是不够的,所以几句话就讲完,而量论作不出来。我曾写信给他,说:"老师的学问传不下来,您要靠我去传您,否则您是传不下来的。"后来我写成《认识心之批判》及《现象与物自身》,大体可以稍补熊先生之缺憾——《量论》方面之缺憾。

先了解古典,看看古人进到什么程度,还能不能再进一步,如魏晋名士复兴道家,对玄理之开拓很具规模,但到现在我们发现还不够,所以现在要接着重新讲道家。又如佛教在以前法度很严谨,有思路,但现在都荒废了,而且其论说方式也不适合现代人,所以我写《佛性与般若》,重讲天台华严。不管和尚居士,没人讲天台华严能讲到合格的,因为那是专家之学,不是一般随便读几句佛经即可了解。我虽不是佛弟子,但我比较有客观的了解而能深入地把它们重述出来,这于宏扬佛法不能说无贡献。唐君毅先生力赞华严,其实华严比不上天台,唐先生的客观了解也不太够。唐先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是停在他二、三十岁时的程度,他那时就成熟了,后来虽写很多书,大体是量的增加,对开拓与深人没多大改进。我讲佛教是五十余岁,理解力当然比较高,我是经过许多磨练才能下笔的。我再举一个故事:当时我整理宋明理学,整理朱夫子和胡五峰的文献,在《民主评论》上发表了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对唐先生的生命起了很大的震动。有一天我去看他,唐师母告诉我说唐先生在睡觉时还在念胡五峰,这表示他知道我的了解已经超过他了。有的人对我之那样讲朱夫子不服气,学问是客观的,不服气也不行呀!

我们第一步要静下心来好好了解古典,然后按照"实践的智慧学"这个哲学古义的方向,把中国的义理撑起来,重铸中国的哲学。"重铸"要适应时代,要消化西方的哲学智慧,看西方文化对世界的贡献是什么,我们如何来消化它,安排它。我认为做吸收西方文化的工作,康德是最好的媒介,西方哲学家固然多,但我们不能利用罗素,也不能利用海德格,更不能利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继承而重铸,这要年青人的气力,我所能做的不多了。我最近把康德的第三批判翻译出来了,康德三大批判我都已把它翻成中文,我不是康德专家,但我自信我比较能了解康德。要了解康德先要了解他的本义,第一批判讲的人比较多,大家知道得多一些,第二批判讲的人比较少,大家就知道少些,第三批判根本没人讲,也没人了解。我一面翻,一面用心去了解,了解他的本义,才能消化它。以我的看法,康德确实在谈问题,想解决一些问题,但他的解决问题之限度在那里,却只有依据中国传统哲学之智慧才能把它看出来,中国哲学可以使康德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若康德专家只看康德,西洋人只读西洋哲学,便未必能懂得康德的本义。英美人翻译康德,每个批判都有三个人翻,就没有一个人翻三个批判,他们都是康德某方面的专家,而他们不一定懂康德。我不是专家,因为我有中国哲学之基础,所以能看出康德的本义,而且能使他更进一步。

为什么说康德对我们重新铸造中国哲学是最好的媒介呢?我常说"一心开二门"是哲学共通的模型,西方古代就开二门,康德也开二门。而现在西方哲学只剩一门,可以说是哲学的萎缩。"一心开二门"之工作,在西方,Noumenon方面开得不好,到康德虽稍知正视,但也是消极的。维特根什坦《名理论》又顺康德的消极再消极下去,只剩一点余波。到罗素手里,连这点余波都消散了,他在给维特根什坦写《名理论》导论时,根本不提,所以维特根什坦认为罗素不了解他。因此我翻《名理论》时,罗素的导论不翻。维特根什坦的意思是凡属于善、美等价值世界是神秘的,不可说,而凡不可说者就不说,这种态度当然消极到了极点。顺此而下欧陆海德格、胡塞尔对Noumenon根本不接触,"二门"是哲学本义,现在只剩Phenoumenon(现象)一门。中国哲学正好相反,在Noumenon一面开得最好,现象这一门开得差,这也是中国之所以要求现代化的真正原因。现代化所要求的科学民主都是属于现象门的事,中国人以往在这方面差,我们就吃这一点的亏,所以现代人天天骂中国传统,骂孔子。孔子那管那么多,孔子受带累,就是因为他没有把现象这一层开好。其实古人把本体那门开得很周全就很不错了,你也不要只想吃现成饭,要古人什么都给你准备好才行。所以如果对事理有正解,就不会怨天尤人,心就会平。没科学没民主,科学民主也没什么了不起,努力去学去做就行,骂孔子反而于事无补。胡适天天宣传科学,为什么不去念科学,而偏要去考证红楼梦?殷海光崇拜科学,崇拜罗素,为什么不好好研究罗素讲罗素,而只藉一点逻辑知识天天骂人?现在既然知道民主政治可贵,应好好去立法守法,不要天天在立法院瞎闹,瞎闹出不来民主。革命是革命,不是民主,民主是政党政治,要守轨道。总之,科学民主都是做出来的,所谓"道行之而成",不是去崇拜的。上帝是崇拜的物件,科学民主不是崇拜的物件。中国宣传科学民主的人把它神圣化,以为不得了,去崇拜,这些都是因无正解,故无正行。无正解正行,文化出不来,也没有科学,也没有民主。

西方顺着高度科学文明向前进,结果消灭哲学,哲学只处理技术问题,就沦为科学的附庸。技术吾人不反对,专家吾人尊重他,按照儒家"一心开二门"的胸襟,我们一切都加以承认,这一切都是人类理性中应有之内容,凡是人类理性中应有之内容皆应在人类历史中出现,为什么单单中国人不能开出呢?为什么我说"从中国文化开出民主科学",就有莫名其妙的人反问我说"你开出来了没有?"难道我是如来佛,耍魔术,我说开出就有了?如果我说开出就马上出现,那还要你做什么?天下事那有如此解决的?这样问我真是无理取闹,既不科学也不民主。如果能深切了解"一心开二门"之义,则将了解到愈在高度文明之下,愈需要"实践的智慧学",亦即须要中国所谓的"教",来贞定吾人之生命,导正高度文明所带来的问题。所以西方人亦当向中国请教,不要只叫中国人去请教你。但是现在的西方人可以不尊重中国人,因为现代的中国人并不读自己的书,所以也没有什么可请教的。例如前些年有一个外国学生要研究孟子,他想:读孟子应该到自由中国,而自由中国最高学府是台大,台大有一个人叫毛子水,很有名,他就到他门下去请教,结果是问道于盲,一无所获。转到新亚来,我叫他留在新亚跟唐先生念,博士论文就以内圣外王为主题,他说"外王"观念西方人没有,可见他也得了一些观念。所以我说不管中西方的人都应该好好稳住他自己的本,而后相互观摩。中国没有科学,已经知道向西方学习,西方人除了文明科技外,如何解决后现代化的文化问题,好好向中国儒释道三教学习,应该可以得到一些启发,这叫中西文化之会通。凡可会通处应促进其会通,凡不必会通处不必强通,每个民族有他的特殊性,则应保住,不必相同。可会通的是发自人类理性中的普遍性的东西,如世界各大教都有相当的人性基础,都有其普遍永久的贡献,都可参考学习。基督教天主教有贡献,儒家道家亦有贡献,所以我们不赞成以基督教天主教来篡夺中国文化。以一偏之见来否定其它的贡献,这是人间的罪恶,耶稣绝不会鼓励他的教徒这样做。

中国年青人当此继承与开创之际,眼光要放大,应知人类智慧发展到现在,已成就了五个大系统,一个柏拉图系统,一个基督教系统,一个儒家系统,一个道家系统,一个佛家系统。对这五大系统能有相当的了解,则对过去人类文化之了解,思过半矣。而各系统对人类的贡献都有其分际,所以我们不能去求儒家对科学民主有何实际的贡献,更不可因为它于科学民主无贡献,就以为一文不值。譬如儒家不组党,但儒家的人生理想可以培养出优良的政治家,孔子不反对你去竞选,政治家正好可以替孔子行道。儒家也希望科学发达,改善民生,所谓正德、利用、厚生,他都要求。所以事情要大家一起做,各门各类把自己的价值表现出来,不要只要求孔子一个人,儒家不是万能。有志于中国哲学的年青人在此时代中,有非常重大而严肃的使命要担在身上,就是要重新铸造一"实践的智慧学","实践的智能学"的价值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世界的。此工作西方人担负不起,中国人至少还有儒家、道家、佛家的智慧可供汲取,若能静下心来,不随时下的风气转,贡献出你的生命力,一面反求自我民族之本,一面消化西方文化,立真志气,发大智慧,以真性情求正解,行正行,人人尽其棉薄,庶几中国文化可以再创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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