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曾提到有一位外国传教士，在被红军绑架，经历了18个月后才得到自由，他后来发表了被俘其间的印象记，成为最早介绍中共“长征”的人。
他叫勃沙特，中文名薄复礼，他写的书名是《主刻制之手-在中国被俘的日子里》。当时勃沙特在贵州镇远基督教堂当牧师。勃沙特在书中记述，“1934年10月1日，是我来贵州12周年纪念日，也是我难忘的日子。那天，同在贵州传教的各国牧师及家属们举行了一次小小的联谊聚会。返家途中，我们与凯威尔·海曼牧师夫妇及家人为抄捷径决定沿崎岖山路前行。途经黄平老城“旧州”，当我们兴致勃勃地爬上一座山包时，离我们居住的小村庄已非常接近。这时从树林中突然冲出一批持枪的红军六军团长征先遣队官兵并拦住了我们的去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偶遇征战中的红军，改变了我嗣后的传教命运，从此开始了让我永生难忘的18个月近万里艰苦的随军行程”。
与勃沙特和海曼一起被俘的还有他们的妻子和海曼的孩子，红军攻下旧州后，妇女和孩子被释放。但两位传教士却被红军扣押了很长时间，海曼共被扣413天，直到1935年11月18日被释放；勃沙特到1936年4月12日复活节被释放，共被扣560天。
勃沙特记得，肖克率领的六军团和贺龙率领的二军团会师那天，他和海曼被俘以来第一次休息。他和海曼都在洗衣服。他发现自己成了他们说的“中国千百万虱子的美餐”，那天距离他被俘刚刚过去21天。
勃沙特书中记载，有时，俘虏们被绑起来。他和海曼被一根绳子拴在一起，或者一个卫兵走在他们中间，手里拿着绳子，像牵狗一样牵着他们走。俘虏们被带来审问，假如他们被当成探子，就要挨一顿打，然后拉出去由手持大刀的十几岁的年青人处死。清晨，他常看到那些被处死者的尸体躺在路边。每个尸体上都别着一张纸，上面写明死者的罪状。
一天，这位传教士正和一些俘虏一起走着。俘虏中间有一个人称“廖胖子”的年轻富翁。这时，一个“留着黑胡子”的人骑马经过他们身旁，对这个年轻人叫道：“嗨，胖子，你最好赶快多交点赎金，否则我们就要砍掉你的脑袋。”这人就是贺龙。勃沙特还被叫去给贺龙的女儿编织婴儿服，贺龙的副官拿来了各色毛线——黑、棕、绿、紫、白，有些上面还带着德国的商标。勃沙特想，这一定是从哪个传教团抢来的。
勃沙特认为，和他一起行进的俘虏被扣着不放，都是因为红军要从他们身上索取赎金来资助“长征”。红军向传教团索要的赎金是七十万美元，甚至还想要药品。结果，传教团为海曼付了一万块银元，勃沙特则一文未付。
红军也抓了很多中国人，他们从那些被俘的中国人身上的确榨出了不少所谓“罚金”。有些人被扣了一年多时间，这期间他们的亲属有时交些钱来。根据勃沙特的印象，这种以索取赎金为目的而抓捕的人有几百甚至几千名。红军要来时，地主一般都闻风而逃了，但常常留下一个上了年纪的亲戚或信得过的仆人在家照看财产。红军就把这些人逮起来，直到地主交了一笔适当的罚金才放人。如果不交罚金，人质有时就会被处死。如果人质年纪太大，或病弱跟不上长征的队伍，他们也会被杀掉。
勃沙特说，他跟有些传教士的命运比较起来还算幸运。1939年9月6日，长老会教徒约翰-斯塔姆和贝蒂-斯塔姆夫妇被处死，孩子被丢在一边，无人照管，二十四小时以后才被人发现。报上把这孩子叫做“奇迹婴儿”。共产党拒绝为此事承担责任，说在斯塔姆被害地区，没有正规红军，只有赤卫队。
在勃沙特被俘的同时，中国大陆教会一位名叫福开森的老传教士也被俘，后来，就毫无音讯了。
1936年1月，海曼被释放以后，另外一个传教士在贵州东北的石阡被俘了，加入了勃沙特他们这些俘虏队伍中，他叫海因里希-凯尔纳，是圣新会的一位德国教士。
凯尔纳28岁，在中国已经两年了。他身体很弱，适应不了长征中缺衣少食的艰苦生活。有时，勃沙特和凯尔纳有马或骡子骑，但他们大部分时间是步行。他们经常住在地主的谷仓里，睡在粮堆上。他们有时也席地而睡，一般身下垫一块木板。
勃沙特所在教会的同事们坚持力争使他获释，他们接二连三地派代表进行谈判。但凯尔纳的教会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使他获得自由。最后，他丧失了性命。
在他们开始走上平原的时候，勃沙特听说自己要被释放了。后来，肖克终于告诉他，红军靠近昆明时就放他，但凯尔纳还得继续跟他们走。
很多年之后，勃沙特听说，他获释后十天，神父就死了。共产党人没收了一个地主的一口制作考究的棺材，雇脚夫把这口很沉的棺材抬到山坡上，把神父葬在那里。红军继续前进。谁知棺材太沉，脚夫们拿了工钱，等红军一走，就把棺材放在山坡上。不久，棺材被路过的土匪撬开，他们指望在里面找到随葬的绫罗绸缎，但看到的却是神父骨瘦如柴的尸体，身上穿着用最廉价的黑布做的法衣。他们觉得不值得为这浪费时间，扔下盖子，走了。那天夜里，狼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