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王立雄说“最该反省的是老师而不是学生”，讲了一个先后问题，只为了反驳我，其实意义不大；道德责难不可取，学生策略不当，可能是唯一的反思空间。然而，我们要不要问一问前提呢？八九学运爆发的政治或社会的前提是什么？那可能才是学运失败的题中应有之义。很巧，陈小雅的《规则认同的危机》一文中分析了这个前提，并大段引用王力雄的文字，今天再读它，颇令人感慨。】
凡对八九民运中的真正“社会”进行过仔细研究的人都发现，他们的状况比“国家”更为复杂。在德国莱茵笔会和亚琛八九学社编辑出版的《回顾与反思——八九民运历史回顾与反思研讨会纪实》一书中，十分详尽地记叙了学运起仆的过程，与内部操作的特征；芝加哥大学的赵鼎新教授，则从社会学的角度，深刻揭示了学运的无意识和潜意识层面（注1）。而另一位知名作家（注2），则以文学的笔触描述了知识群体与民众行为的复杂内涵。这里不妨引用几段：
‘……十年改革解除了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长达30年的迫害并迅速地提高了他们的地位，使他们恢复了自信，甚至达到一定程度的自宠自傲。传统的追求作为的功名之心加上现代人寻找人生意义的内心煎熬，使得中国的知识精英普遍具有一种渴望轰轰烈烈垂名青史的救世情结。一旦在正常途径上陷入失望，遇到挫折，或者仅仅是耐不住寂寞，这种情绪便会化做造反的动。“六四”前的中国政治改革迟迟不动，经济改革胶着停滞，而随改革出现的弊病又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知识分子急于发难是不难理解的。’——这里大致说的是民间知识分子的状况。
在“反叛”的知识分子那里，作家指出，
‘也有相当程度的个人功利动机，甚至可以说，这种个人功利主义是引发“六四”的直接原因之一。“六四”前颇有些知识精英有意无意地追求成为有国际知名度的“持不同政见者”。……“持不同政见者”……成了一条收益大于代价的捷径。尤其西方舆论对“持不同政见者”情有独钟，一旦在西方挂上号，就取得了更大的人生保险，也有了走向世界舞台的阶梯。所以，“持不同政见者”不仅是一种角色，也成了一种资源。它无需真才实学和艰苦的专业进取，也不必等待漫长无际的循序渐进，却同样可以谋生、出名、有钱、出国、吸引异性、进入历史甚至登上顶峰。瓦文萨是一个榜样，如果不是“持不同政见”的路，从电工到总统要走多少年？又有没有希望走通呢？就这样，……从要求释放魏京生的签名开始，“对着干”就一浪高过一浪，最终成为“六四”运动的引信。’
在学生方面，这位作家不否认他们具有“改造社会”和“同情疾苦”的真诚理想主义的一面，‘然而，就总体而言，这代青年的基调是自我中心和享乐至上’。‘相当一部分学生与其说是由于忧国忧民投入运动，莫如说更多地出于浪漫、游戏欲或攀比格局。举世瞩目的氛围能增加他们的荣誉感，使狭隘的个人主义一时融汇进集体事业的净化与升华中。一跃成为社会命运的决定者（尽管是错觉）也能产生一种神圣感，使他们在不少方面表现出超常的热情、勇敢、勤奋和纪律。’但吸引他们的是‘天安门广场野游式的露营、月下歌舞、不劳而获的募捐和分配未来政权职位的说梦’。‘学生领袖们则在相当程度上陷在拉山头、打派仗、抢风头之中，彼此封锁资源、互相猜忌、各搞一套。’
在市民、社会青年和工农群众方面，这位作家认为：‘除了发泄情绪，很难看出有什么理性因素。’他们或许对‘学生充满真诚的同情’，而较少知识分子们的私利欲望，但支配他们感情的是‘仇视一切社会不公’的‘平均意识’。导致他们大批投入的是‘全民性的心理压抑’；‘管束、挫折、挨整、训斥、罚款、舆论的压迫、人际关系的恶毒、官僚骄横、购物上当、乘车挨挤，下饭馆看冷脸，回家吵架；做违心事，说违心话，仰人鼻息等构成的全面而巨细无遗的压抑。对于他们来说，“六四运动”不过是一个绝好的“喧泄压抑的渠道”，——上司不用怕，警察不用怕，连政府也不在话下，能够万人在中南海门外齐骂“'操你妈”，何尝有过这样痛快的时候。’这种‘狂欢意识使人们很难清醒地估计到事态的严重性。“六三”之夜不少人的牺牲并不是出于献身的英勇，而是天真，仅“橡皮子弹”四个字的传闻就使不少人白白送了命。’
这位作家对八九民运的看法，概括起来大致可以归结为如下四点：
1、受“集体无意识”支配的非理性宣泄；
2、个人的“风头意识”和权力欲的推动；
3、“蒙面势力”的插手与控制；
4、“见好就上，见坏就逃”的投机心理。
——它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对八九民运的看法。从卡玛拍摄的《天安门》，到著名政论家刘晓波对八九民运的比喻（注3），我们都可以看到上述观点的影子。而通过“八九”，这批“精英主义者”认定：共产党固然没有前途，但中国与民主更是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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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作者在《天安门的力量——国家－社会与1989民主运动》一书中证明了，八九民运爆发前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是如何为后来的事件铺平道路的。他说：“……新的经济政策直接导致了知识分子和学生们的经济地位的下滑。……1978年以来大学扩招的大幅度增长……不仅进一步使知识分子贬值，而且更重要的是，为学生运动提供了人力资源。”“扩招也造成了……教育投资的不足，使得教育质量和学生生活质量大幅度下滑。……大学毕业生相对供过于求，学生们在毕业后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作为大规模不满的标志，越来越多的学生把时间花在麻将、扑克上，要不就是准备托福考试、组织党派，或者干脆把时间花在谈恋爱上。”他指出，“在像中国这样的威权国家里，参与一场社会运动是件风险极高的事情。因此，大部分学生在为他们的不满发出政治呐喊之前，就已经选择了‘退出’。”“但是到了八十年代末，出国的希望已经变得越来越小了，这又重新把学生拉回到了国内政治。”
注2：王力雄《从“六四”看中国的社会理性之两难困境》，打印件
注3：刘晓波曾把八九民运比喻为一个女人的“巨大的胴体”，认为许多人都怀着某种从中“占便宜”的晦暗心理参与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