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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罪恶!新疆维族医生爆活摘经历 中共罗布泊核试验 维族人癌症高发

—在他们眼中,党性高于生命和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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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就是我们得癌症的多?然后就趁业余时间,跑到档案室翻资料,找那些癌症病人的病例,我找了2000多份。我发现发病数量最高的四种癌症是:血癌、肺癌、淋巴癌和甲状腺癌。我又回去翻我们的教科书,发现这四种癌症都有一个共同点——与核辐射有关。跟核辐射有关,那就太清楚了,所有新疆人都知道,中共在罗布泊实验原子弹,这是公开的秘密。然后我就得出了这个结论:中国的原子弹爆炸实验导致我们这的癌症数量特别高。

我父母都出生于新疆哈密,在那儿长大。当年铁路修到哈密的时候,父亲就被招收进铁路系统,又被送到北京中央团校去学习。他中共第一批专门培养的为他们工作的少数民族干部。那时候中央团校的校长还是胡耀邦。我爸爸的团校毕业证上还有胡耀邦的章子。

从团校回去以后,他就在乌鲁木齐铁路局工作。我们就成了铁路上的人了。铁路上基本上都是汉族人,少数民族非常少,没有维语学校,所以我就是比较早的一批“民考汉”。从托儿所开始我就学的汉语,后来学了医,1985年我成了乌鲁木齐铁路局中心医院肿瘤外科的医生。

最早对共产党的宣传产生怀疑是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卓别林的电影解禁。那时候乌鲁木齐有些大商场安装了自动扶梯。那个东西对我们来讲很新鲜,是非常现代化的东西。可是在《摩登时代》里,卓别林在那个上扶梯上跑来跑去。那个电影是一九零几年拍的啊!我说:“电影还不会说话的时候,他们就有这个东西了。”我爸说:“共产党骗了我们多少年了。”

我爸爸有个姐姐在一九六几年中苏边界大逃亡的时候跑到苏联去了。1990年改革开放以后,中苏关系好了,允许探亲了。1990年我跟我爸爸去苏联,就是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去探望她。那时当地的电视上就已经有关于共产党存亡问题的争论了。回去的路上,我爸爸就跟我讲:“你要是想在中国发展你的事业,必须入党。”我说:“老爸,你看这共产党都兔子尾巴长不了了。”他说:“不管长得了,长不了,它只要执一天政,你就得当一天的党员。”我说:“行吧,那你给我找两份入党申请书,我抄一下。”

我父亲退休前是是乌鲁木齐铁路局运输学校的党委书记,后来是校长。他抽屉里有很多入党申请书。我抄完了递上交上去以后,我们那个党支部书记,我们叫她指导员,特别高兴。她说下次有党支部扩大会议我就叫你。开会那天刚好我值班,来了个急性阑尾炎的病人,我忙着给他做手术,把开会的事忘得光光的。那个指导员很不高兴,教训我下次注意。第二次开会我没忘,但事情就这么凑巧,那天来了一个急性胰腺炎的病人。三个小时的手术做完了,会也开完了。

第二天早上,那个指导员直接跑来了,气冲冲地说:“我不管你来的啥病号,你要记住一点,党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当时就把我愣住了,党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甚至党要你去死,你就得去死,高于你的生命。那个指导员接着说:“你的入党申请书,我给你毁了,你得重新写。”我说:“好。”然后我就再也没写过。她后来问过我几次:“怎么没看到你的入党申请书啊?”我说:“太忙了。”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党有多邪恶了,有一种恐惧感了。

1995年一个星期二的下午,我们科室的王主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说:“你想不想做一件很野的事情?”我说:“当然想去。”因为我是个年轻人,而且医生能有什么野蛮的事情可做呢?他说:“你去手术室,问手术室的护士长要特大号的手术包,叫上两个护士,两个麻醉师,带上你的两个助手,把我们院的那个救护车叫上,明天早上9点半,你在医院门口等我。”我说:“好。”

当时我还蛮兴奋的。我们要干啥也不知道。我就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第二天9点半,他们就来了。我们有两个主任,都姓王,一男一女。他们坐着小车就过来了,说:“你们跟着我们。”我说:“好”,就跳上车跟上了。

从方向上看是去西山医院,结果走到半道儿上,又向左拐过去了,就开始上山了。我问:“这是去哪儿?”结果那个司机说:“哦,这个是西山刑场。”我说:“你来过?”他说,他来过不少次,知道这条路。我是第一次来。跟我一起来的那些助手、还有护士一听说是刑场,都吓得不得了。我们到刑场干什么去啊?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也不敢说话。

西山,顾名思义,到处都是山。我们那两个主任就在那里等我们,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听到枪响就赶快过来。”我说:“好。”然后就想,这儿枪毙人呢,我们来干什么?你要知道,以前这个铁路系统它是半军事化性质管理,每个铁路职工都有那种大沿儿帽和制服,我们当医生的也有。所以呢,命令你得听,不准问,不准反驳,你必须执行命令。我们从小就处在那个环境,都习惯了,枪声就是命令。

过了一段时间就能听到汽车喇叭声音。有汽车过来,还有军人,有人在喊:“立正”,还有吹哨子的声音,那边就开始忙起来了。又过一会儿就听到枪响了,不是一个机枪那种枪,是很多枪同时开枪的那种排子枪。然后就有人说:“快走,快走。”拐进去一看,哟,山脚下躺着十几个被枪毙的,都穿着囚服。头剃得跟我一样(的光头)。子弹从这里打进去(指着后脑勺的位置),把(头颅)前面就打飞了,都是那样的。

有个武警就说:“到最右边那个去。”我们就到那儿去了。我们那两个主任就在那里等着,然后就说:“现在叫你的助手,把这个人的身体抬到车上,赶快做消毒处理,准备手术。”给他们交代的时候,把我叫到一边。他说:“你以最快的速度,把肝脏和两个肾脏给摘下来。”我这才知道,哦,是来干这个的。

我在切的过程中,手术刀这么一下去,这个人就开始有点挣扎,然后我说,哦,他还没死。因为肚皮一拉开,刀口还在出血,那就表明心脏还在跳嘛。很快,大概30分钟、40分钟不到,就把手术做完了。然后我们主任说:“好了,你把东西收拾收拾,带着你的人回到医院。记住啊,今天啥事儿都没发生。”我们非常清楚这句话的意思,都说:“是,记住了。今天啥事儿都没发生。”至于那个器官拿到哪儿去了,不知道。

老实说,这件事情当时对我没有任何影响。我们一出生下来,国家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华民族就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至于那些被判死刑的人,肯定是坏蛋嘛,肯定是国家的敌人嘛。我们从小就被教育,人人都有保卫国家的职责,消灭敌人是每个人的义务。我就觉得这有什么,无所谓。直到我出来以后,看到那些在国内看不到的东西,我就觉得,哦,这件事情可能就跟这个(器官活摘)有关,然后就开始感觉到,天啊,心里很沉重。

1994年,有一天还是这个王主任,他跟我说:“你看我们这个肿瘤科,一共才40张床。有10张住的都是你们维族人。”乌鲁木齐铁路局有16万职工家属,只有5000个是少数民族。你想想看,我们40张床,30张分配给16万人,10张分配给5000人。他要是不说那句话,我可能到现在都稀里糊涂的啥也不知道。就是因为他说了,然后我想,对啊,这是为什么?这个东西就卡在我的脑袋里去了,就天天想这个事。

为啥就是我们得癌症的多?然后就趁业余时间,跑到档案室翻资料,找那些癌症病人的病例,我找了2000多份。我发现发病数量最高的四种癌症是:血癌肺癌淋巴癌甲状腺癌。我又回去翻我们的教科书,发现这四种癌症都有一个共同点——与核辐射有关。

跟核辐射有关,那就太清楚了,所有新疆人都知道,中共在罗布泊实验原子弹,这是公开的秘密。然后我就得出了这个结论:中国的原子弹爆炸实验导致我们这的癌症数量特别高。我用了两年时间,从94年开始,到96年的时候,我基本上有了我自己的结论。

1997年底,我来到土耳其,过了两个月,有一个英国的摄制组到了,他们想了解新疆的医疗卫生健康情况。有人把我介绍给他们,说这是一个医生,他应该知道。跟他们聊天时,他们发现,我对肿瘤受害者的病人了解得非常清楚。然后他们说,如果我们想拍一部纪录片,你愿不愿意跟我们一块儿去。我当时就说行,但是说完以后后怕,吓得晚上睡不着。我回去了被抓住了怎么办呢?但是怕归怕,那个时间到了还是跟他们去了。然后就把这个东西给拍完。带回来了。那个时候我们得到的那些资料显示,新疆当地人口癌症发病率要比大陆,比全国平均数要高35%。

那种片子(《丝绸之路上的死亡》)是全世界唯一一个(这类题材的纪录片),那是一定一定会打头的。回到土耳其之后,我就跑到联合国难民署申请避难,我知道我再也回不去了。

责任编辑: 东方白   来源:美国之音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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