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桃花扇》，孔尚任（1648～1718）
日前在电梯间遇到陈信宏兄，他要我写一篇关于庆祝中华经济研究院（中经院）成立四十周年的文章；几天后，张传章院长也来函邀稿。
起初，我有点犹豫，因为在中经院二十周年、三十周年庆时，我都已写过相关文章，不想再重复。不过，想到近十年院内发生不少事，可以再加补充；而且我虽在2014年退休，但仍续任研究顾问，眼见中经院人事大幅更迭、焕然一新，或许值得“白头宫女谈谈天宝盛事”，聊供在职同仁和社会各界参考。主意既定，乃以之前两篇纪念文章为本，补述近十年来个人的一些感触，撰成本文。
最重要的人生转捩点
时光倒回40多年前，也就是1980年8、9月之际，已离校四年、正在行政院经建会（1977年改组而成，今国发会之前身）任职的我，虽有幸考取母校台大经研所博士班，却面临就职、就学的两难抉择，徬徨于人生重大十字路口；主要因为当时经建会并无在职进修办法。而中经院的及时出现，无异为我开辟了第三条新路。
在创院“准副院长”于宗先老师的认可下，我在1980年10月21日以“第11位员工”的身份进入这个大家庭，并以半工半读方式，开展在中经院的研究生涯。当时中经院还在筹备阶段，借用长安东路第一银行总经理的驻所办公。我被分派在第三所，负责台湾经济的研究任务，所里同仁屈屈五位；全院新进的年轻同仁总共也仅十来位而已，青一色是本土硕士，其中近半数正攻读、或准备报考台大（或他校）经研所博士班。这主要因为两位主事者—蒋硕杰先生和于先生—都抱定不向国内院校、研究机构挖角的宗旨，决定由基层人力的自行培训做起。进修同仁除了在台大等校接受训练外，还必须选定题目，就实际社会问题进行研究。院方更礼聘各校研究有成的教授，指导同仁、定期听取进度报告。为了有效督促学习，甚至被要求按月撰写工作报告。
前二十年，本土人员就在这种边学、边做的研究环境下，逐渐成长、茁壮，终于得以独当一面。过程中的酸甜苦辣，可说五味杂陈，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二十年，对于个人来说，有四项特别值得记述的事情。
走上自由经济大道
首先，我庆幸能在中经院选定走向“自由经济”的正路。在这条路上，个人所以能走得坚定、踏实，有几个关键相互配合。第一个关键是：进入中华不久，我就有幸先拜读蒋硕杰院士的政论文章，包括蒋先生直接送给政府首长参考的秘件，以及蒋先生预备在报章杂志发表的文章。这些文章都以简单明了的市场机能与理论基础，配以简单扼要的数字，针对时事作有条理的剖析，最后再点出政策的疑点、指出应采的策略。蒋先生在写这些时论时，态度极为慎重，可说字字斟酌，遣词用字极为讲究，特别是还以平易近人的行文，让一般读者都能看懂。这些文章中，以1981年所谓的“蒋（蒋硕杰）王（王作荣）论战”那几篇最为知名，而我几乎都有幸先睹为快。此外，蒋先生参与国际研讨会发表的几篇文章，我也逐一译成中文。在翻译时，必需仔细推敲，也因而对蒋先生抱持的自由经济理念能有更深的领略。1993年蒋先生仙逝，我将其论文、建言和时论编成五本书，交由远流出版公司出版，又再一次得到重读的机会。
第二个关键，就是个人与自由经济的因缘。提到自由经济，就不能不提奥国（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Ludwig V. Mises,1881~1973）和海耶克（F.A. Hayek,1899~1992）等先知，而在当代通行的经济学教本及教学中，这几位代表人物几乎毫无地位可言。我有幸得以一窥堂奥，最感念的是夏道平先生（1907~1995）促成的一段机缘。夏先生曾是《自由中国》半月刊—影响台湾民主运动极深的刊物—主笔，也是台湾最纯正的自由经济学家，对奥国学派钻研尤深，早年就将米塞斯、海耶克和洛卜克(Wiheln Ropke,1899~1966)等自由经济名家的重要著作，一一译成中文。他在“蒋王论战”时，为文支持蒋先生，也去函为蒋先生打气；退休后，获聘到中华负责改稿、主持《经济前瞻》（最初为季刊，后来改为双月刊）编辑事务。
当时我们的文章都需经夏先生删改，而我又时常提笔写时论，于是就教于夏先生的机会相当多。经由夏先生的核正、润饰，交流、熏陶，我对自由经济内涵的了解与时俱增，对于“人的行为”、“市场机能”等等本来觉得简单的名词，也愈来愈明白其“无形大道”之涵义。或许夏先生觉得我根基太差，必须强化自由经济的基本理念，于是在他重新校正、出版早年翻译海耶克等名家著作时，就将审订工作交给我负责。如此一来，我就得到一读自由经济大师著作的机会。在此过程中，虽然不是全部都能领悟，却也不知不觉输入了一些理念。到了夏先生的生命后期，他不但要我接下《经济前瞻》的主编任务，也要我帮他完成一些文章和文集编印的后续工作，更在我的三本文集中分别写了长序，将他毕生对自由经济体悟到的精髓，一股脑儿地精要写出。另一位受到夏先生熏陶、影响的同事谢宗林，也一头栽进自由经济宝库，让我有了切磋、交流的重要对象。夏先生告诉我：“路走对了最要紧，走得多深倒在其次。”
芝大一年的宝贵际遇
第三个关键是，1985年在蒋先生引介下，有机会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访问一年。虽然只是走马看花，也没能与系内大师多作深谈，但在自由经济学风的环境下，还是感染了一些气息。很重要的是，就在校园里第一次接触到张五常教授关于产权的系列通俗作品，包括得到两本香港出版的文集《卖桔者言》和《中国的前途》，是一位香港留学生赠送的。同样来自台湾的留学生廖四郎（稍后回台担任教授）兄，也在那时送我一本Tomorrow, Capitalism。
张五常的作品，引领我认识寇斯（R.H. Coase,1910~2013,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所领衔的产权经济学、法律经济学，让我对“市场失灵”和政府角色的重要课题能跳脱教科书的说法，有了不一样的认识；同时对市场机能、自由经济也能有更正确的了解。此外，张五常和寇斯的文章也让我明白“真正的实证”是怎么一回事。
至于廖的赠书，则让我认识包括：产权、公共选择、人力资本理论、重货币学派、新经济史……一些让古典经济学重生、让市场复活的“新经济学和新经济学家”，他们无一不是与自由经济紧紧相扣的。这本书在我返台后，力邀马凯、林全和夏先生，四人合力，将英译本译成中文。天下文化出版公司的高希均教授慧眼独具，一口就答应出版该书，且列为第一本经典，书名定为《自由经济的魅力－明日资本主义》。在逐字推敲的翻译过程中，更坚定我走向自由经济之路的决心。
邢慕寰的自由经济政策
第四个关键，1990年初，与蒋硕杰先生齐名的邢慕寰院士应聘为中经院顾问。邢先生也是一位道地的自由经济学者，对台湾经济发展了若指掌，既关心、也了解。在邢先生的生命末期，我有幸与他结缘。我一向不轻易错过邢先生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但真正感受到他的关怀，是喜获邢先生的大函。1989年3月6日，我在《中国时报》刊登一篇〈明星工业—策略性工业的借尸还魂？〉，竟然得到邢先生鼓励有加的亲笔信函。
当时个人第一本文集《经济学的天空：一位经济学徒的管窥面》正要出版，于是大胆地恳请邢先生惠赐一篇序文。没想到邢先生看完文稿，欣然答应、立即写就，他特别指出我在书中表达的概念：“管制政策和手段”往往以“爱之适足以害之”收场，提醒读者深思。那几年，我时常为《经济前瞻》向邢先生邀稿，个人随后出版的《自由经济的坎坷路》和《自由经济大师神髓录》两本文集，也再度邀得邢先生作序。
那时，邢先生的身体状况已不理想，但每周仍固定一天到中华勤做研究。即使健康和时间都紧迫下，邢先生还是勉力答允，依约完稿。
必须一提的是，邢先生对198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经济的走向早已忧心忡忡，尤其关注：泡沫经济形成、破灭之后，执政当局犹未体认到松绑的迫切性；外汇存底过度累积，却未能善用，有反成乱源的疑虑；于是提出似乎违背自由经济理念的“中央发展外汇基金”构想，以期协助产业早日升级，并避免泡沫经济再起。没想到舆论反应冷淡，政府官员也不重视，邢先生乃决定封笔。他的感慨，在我那两本书的序言中作了部分的抒发。因此，与其说邢先生对我文章的欣赏，倒不如说是借机留下一些历史见证。
1999年10月30日，邢先生去世。隔年10月邢先生逝世一周年，在蒋硕杰先生文教基金会赞助下，中华举办“邢慕寰院士的经济理念、政策与学术贡献”座谈会。为了介绍邢先生的自由经济政策，我再将邢先生的有关文献重温一遍；随后为了编撰邢先生文集，又广泛搜集邢先生的学术论著，计出版一套五本。如此一来，我对自由经济理念，以及自由经济政策在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也更清楚自由经济理念的重要性。
自由研究环境的建立及倾颓
在中华前二十年的生涯中，除了因缘际会、亲炙上述数位自由经济前辈的教诲外，中经院特有的自由研究环境也当然值得大书特书。这与主事者的态度息息相关，蒋硕杰和于宗先两位院士所奠定的机关文化、传统，功不可没。这两位领航者为维持研究人员的独立超然，除了尊重同仁的意见发表、写作自由外，更极力抵挡政治力的干预。于是，研究人员在报刊杂志、电视媒体的言论充分获得尊重，院方则代为承受官方和业者的压力。
前二十年，中经院“自由经济重镇”的声名远播，清誉有口皆碑。那时，全球正积极走向市场经济，中华一直走在前头、发挥带引作用。
可惜时移境迁，中经院遇到瓶颈，不得不转型，必须承接许多研究计划，才能持续运作。且让我细说从头。
中经院是在台美断交、共产中国进行放权让利、经济开放的特殊环境下成立的，主要宗旨是：研究中国大陆经济。政府十分之九的出资形式和财团法人的组织，固然有独立、自主、超然的利基，但也因官方出资之故，必须接受立法院的监督，包括：院长赴立院备询等。而早期因薪资水平较高，也吸引不少关切的眼神。
1988年12月初，立法院在审核中经院新年度预算时，爆发了一场争议。有几位立委指责中经院“每年”花掉政府九亿元预算，因而成为政府的打手；甚至批评中经院人员老化等等。当时我曾在报刊为文澄清，但不知效果如何。由此可知，外界对中经院存在不少严重误解，而政府基金这一项正是关键所在。
于今观之，在基金固定、利率下滑的环境下，这项被羡慕的特色早已消褪，至少自1998年之后，中经院的财务就出现难题。该年1月出版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发展愿景与策略》一书，〈序〉中已明白指出：“然近年由于政府委办之研究经费缩减，利率下降以及国内各学术单位争取研究计划日形激烈等问题逐一浮现，致使本院因为经费日绌而在选择学术或实务导向之定位上面临两难之境。”于是开始尝试变革、转型。再由于“量化的”绩效指标之实施，研究员抢计划赚点数、拼考绩奖金热烈展开，对于研究品质、研究结果的独立超然，不能说没有影响；而政治力也悄悄介入。
2001年又开始办理“优退”，一股资深研究员退休潮兴起。在一段期间内，几乎没有新进研究人员，由而研究人力急速缩减。至此，中经院可说已由“云端”落入“凡间”。
震惊各界的中经院纷争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财务开始成为问题之际，中经院爆发一场媒体称为“权力斗争”的事件。
那是1993年9月，董事会改组，费景汉院士一就任董事长，即在“董事长是否有给？”“究竟是董事长制抑或是院长制”等议题，闹得不可开交。其间夹杂人事纷争、监听、监察院陈情等情节，一片乌烟瘴气。乃至逼得全体研究员团结自救，不但召开大会，发表“共同声明”，还比照“教授治校”，提出“研究员治院”的主张。
该事件经媒体大幅报导，最后由当时兼任中经院董事的总统府秘书长蒋彦士召集，举行非正式常务董事会，达成“赋予董事会较大权力、确认董事长改为有给合法、董事长和院长适当分工”等决议，才平息纷争。
据当时媒体报导，该份被称为“救亡图存”的“共同声明”，针对费景汉所提：中经院有“任务多元化”等六项指陈，提出反驳。
针对“中经院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研究院”，“声明”指出：“此话已使中经院15年的辛苦耕耘尽皆化为流水，并使中经院成为众所侧目的一个不正常机构。”“中经院的基本任务正是研究重大财经课题作为政策上之参考，或评论重大财经政策，作为导正政府施政的推动力量，因此不能也不应成为一个中央研究院一般的纯学术研究机构。”“我们可以肯定，在任何场合中，我们从未存有为政府担当传声筒、藉以讨好委托单位的心意”。研究员也认为：与国外学校交流、两岸学者专家接触，是加强研究、责无旁贷的学术性工作。
针对“以金钱来奖励研究，中经院已经出了问题”的指责，“声明”质疑：“若此一说法恰当，则今日国科会（科技部前身）及许多基金会之各类奖助，都应立即停止，而采取中国大陆‘学雷锋’的运动加以取代。”
“声明”表示，费景汉的改革主张，事实上在八年前即获蒋硕杰院长支持；当时本院研究员在探究本院基本问题后所提的方案，已将之完全纳入，并进而研提远为深入、具体的作法。“费董事长并未提出更高于研究人员八年前即提出的改革主张，却采取十分激烈的行动，意图彻底调整中经院体制与人事架构。”研究员在面对本身的命运时，已证明院内研究员的智慧并不逊于任何人。
“声明”最后提出三点“共同主张”：
●请还给我们自15年前开始，在蒋硕杰教授领导之下所建立的学术自由、超然独立的传统精神。
●要求目前体制争议保持于构想与讨论层次，立刻停止任何违反条例与章程的行为。
●本院定位、未来发展方向、提升学术地位等重大议题，应由董事长、院长、副院长、本院全体同仁共同进行探讨。
该次纷争对中经院形象应有相当程度的伤害，也或许让有些研究人员意兴阑珊而离院。
在平静13年之后，2006年6月23日，也是中经院25周年庆前夕，一封署名“一群忧心中经院发展的同仁”匿名电子邮件忽然广发各媒体，标题是：“兼任、无心、无能的院长带领下，中华经济研究院的未来在哪里？”借着关心中经院未来，实质进行对柯承恩院长的批判。
黑函传到记者手中，当然访问查证。当时中经院萧万长董事长特别澄清：适任院长的人才难求！最适合者又一再表达没意愿，只有柯院长勉为其难答应当义工。还是萧董事长再三请托，才首肯接任、前来帮忙的。
这话听在研究人员耳里，着实不是滋味，也不免感慨万千！昔日风光时期，中经院某一个所的副所长位置，即使旅美资深教授，抢破头都不一定当得上。主要原因应是，当时中经院一言九鼎、待遇相对优渥；而应征者拥有备受尊崇的学术地位，才是第一要件。今昔对比，能不令人唏嘘？
中经院有必要还魂、重生、向上提升
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经院和其他的相关机构一样，要靠“标计划”谋生。院长最头疼的事，是如何让院收支平衡。而每一个研究人员的处境则是，非接数个计划不可，否则难以为继。试问：研究员若惨过一根蜡烛，必须好几头烧，如何能维持研究品质？若还要同时包办诸多杂事，如何能专心从事研究？
中经院为何从云端坠落凡间？为何人力在短短数年间大量流失？个人身为中经院元老，自筹备创院时就跻身研究行列，一路走过25年岁月的我，忍不住在2006年7月9日投书媒体，抒发个人的感怀：
“表面看是‘经费财务’问题，实际上是朝野已不认同当初中经院扮演的角色。那么，当初设立中经院的背景及其地位、任务是什么呢？由当年的‘计划说明书’之记载即可清楚、明白。
“‘为针对美、匪建交之突变形势，以及国家经济长期发展之需要，建议由政府拨款，以财团法人方式、成立独立之研究机构，作为财经机构之外围组织或咨询单位；网罗国内外经济专家，研究国内外经济情势。对共匪之经济，尤应作经常性有系统之分析，知己知彼，争取主动，制敌机先。’于是在政府捐助新台币9亿元，工商界捐助1亿元共10亿元创立基金下，中经院成立了。
“必须特别强调的是，当时拟订计划者体认经济情势变得愈来愈复杂，决策当局面临的问题愈来愈难解决，亟需有配合这种转变的经济研究机构。对照日、韩，我们的研究机构囿于制度上与预算上的限制，研究工作者只有从事迁就环境的研究，或因职司所限，只能就某一问题进行研究，而这种研究或止于学术性质，无法用于决策参考，或限于目前情况的报告，缺乏严正的分析基础，无法作逻辑上的推论。所以中经院的设立有其独特性、综合性、政策性，所需的人才与设备也迥异于一般公私研究机构。
“如此，就像该份‘计划说明书’的结语：‘本院懔于政府之付托，当本于符合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推动经济学术的研究，促进国际学术的交流，为政府及工商界提供建言、咨询及经济资讯等服务。欲达成上述目的，本院必须是一个学术性、国际性的经济研究机构。所谓学术性，乃是以学术态度为研究经济问题的基础，但是以实用为归向。唯有以学术态度所作的研究，始能持论公正、客观，不受主观的影响。也唯有以学术为基础的研究，方能留住优秀的研究人才。同时，我们更强调研究的成果必须有实用价值。要达成这些任务，我们对所需要的研究人员及支援研究的工作人员，都要作谨慎的选择和严格的要求。所谓国际性，即我们的研究成果不仅提供国内参考，也提供国际交流；而我们的学术活动不限于国内，也扩及国际。因此，我们要经常派遣研究人员出国参加国际性学术活动，也经常举办国际性学术活动，使国际人士对我研究成果及经济建设有正确的认识。
“要实现我们的构想，我们的基本要求是这个经济研究机构必须是独立的、超然的。唯能独立，始能避免外在的牵制，从事反映真象、探求真理的研究，也才能弹性地运用预算，聘请到所需要的人才，发挥最高的工作效率；唯能超然，它的研究成果对决策形成方能有积极的贡献；它的研究成果方能受到国际上的重视；它的学术地位也才能在国际上建立起来。’
“要问的是：25年间中经院有达成计划目的吗？虽很难评估，但由中经院曾经拥有的规模及风光岁月，以及受到国际瞩目，不能说没有。问题是：为何会落到当前人力流失，风采褪色的境地？政治人物‘短视近利、眼光短浅’或许才是主因，表面上的经费缺乏也是因此而来，其间关系非三言两语所能道尽。重要的是：在当今更瞬息万变的国内外环境下，全球化排山倒海而来，中国经济真相更需有深入的研究、国际经济也需要花费更大的心力作广泛探究，国内经济何去何从的高瞻远瞩更不在话下。实在是非常需要让中经院重生、还魂！而在硬体设备、研究环境都还存在下，只要充实固定财源，人才回流、汇集应该不是问题。关键的问题应在：当政者是否有远见，朝野政治人物是否有心为千秋万世的台湾子民永续发展着想？在‘经续会’紧锣密鼓筹备和中国、香港重金挖角声中更值得深思。”
该文引发王作荣教授的关注，旋即在同年7月16日发表〈回溯中经院的往事〉一文，对中经院作“绝对负面”的评析。我立即以〈为中经院说几句话公道话〉一文回应、驳斥。其中针对王教授文中提到所谓“中经院失败”的四点原因，做这样的说明：
“一、蒋硕杰及部分主管毫无行政才能乙事，比较属于主观认定，不予置评，但说他们‘不知道中经院的设立目的及任务，以为是一个会写研究论文的机构’，则言过其实。此由我在7月9日文章中对当年中经院的‘计划说明书’之部分引述，应可释疑。
“二、关于中经院延揽的‘人才’，无论国内外学人都在兼差、兼职，还有在补习班授课者。前者有‘院规’可循，后者则可能是‘个案’，而且似乎有受到过关切，并非‘无人过问’。
“三、关于‘内部派系斗争激烈，什么坏手段都使出来’乙事，就王先生所举费景汉先生任中经院董事长的例子，其实只是小部分人的纷争，说成‘派系斗争’恐怕言过其实；说是‘茶壶里的风暴’还可接受。而一个机构里，出现理念、路线、管理方式的争议，也应司空见惯，不应以偏概全，以‘派系斗争’称之。
“四、王先生说‘中经院内既少研究风气，更无研究纪录’，且以‘一团糟’形容，这是最值得回应的。中经院内同仁的职务就是做研究，不论是自发性、或接计划都是；而研究论文和报告更是满坑满谷，到中经院图书室一瞧便不言可喻。至于对重大财经议题的建议，自蒋硕杰任院长开始，或公开、或以密件方式实在不胜枚举；而同仁们在公开媒体上的评论，更是数不胜数。其实，个人认为中经院最重要的，是几乎发展成国内外‘自由经济的重镇’。而1981年‘蒋（硕杰）王（作荣）论战’掀起的波涛壮阔讨论，对于台湾社会的影响恐怕既深且远，身为主角的王先生应该记忆犹新才是。连战先生任行政院院长时所揭橥的‘亚太营运中心’，其根据的理念‘供给导向’，正是费景汉坐镇中经院之际所提出的，而‘西进’或‘南向’政策的拉扯，也发生在费先生任内。因此，说‘从未在公开的媒体上看到他们的意见，也从未见到中经院表示过什么受人重视的对策建议’，不是对中经院太不公平了吗？”
承传中经院历史、继往开来再提升
2011年中经院三十周年，我在〈三十年一觉中华梦〉一文，最后特别重复五年前文章中的“呼吁”，而在对照世事的变化后，认为更是重要，值得当时的中经院高层、董事会，以及朝野上下严肃看待，到底中经院是要随波逐流抑向上提升？应只系于“国家领导人”的一念间！
如今攸忽十年又过去，中经院不但未能获得奥援、无法向上提升，就在2018年11月15日，台湾最高法院甚至还判决：中经院房舍应归还台大！历经六年的缠讼，最终中经院竟然败诉！此后，中经院每年需支付台大一大笔租金，否则必须移居他处或买、或租，或者再觅适当地点，重盖研究大楼。
这样一来，连基础硬体设备都连根拔起，岂止“屋漏偏逢连夜雨”而已？不禁想起明朝孔尚任《桃花扇》名句“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不过，中经院在当前曹董事长和张院长的领导下，政府计划业务依然欣欣向荣，有着“打断手骨颠倒勇”的气慨。俗话说：“置于死地而后生”，工商界也有“只有不争气、没有不景气”的说法，只要全院上下一心、团结一致，立下“打不倒”的决心，相信中经院可以“自助”、“人助”而后“天助”。
祝福中经院坚持创院初衷，秉承“经国济民”理念，薪火相传、继往开来，重新向上提升！
总而言之，成立40年的中经院，前二十年是“国家政策智库”的养成和成熟期，后二十年则转为“承接（标）政府机构研究计划谋生”的自生自灭时期。前一阶段，完成“引进及培训具博士学位的研究人才”和“完备研究设备”两大目标。当时中经院合格的经济人才最多，凡在海外学成、返国服务的，都想进中经院工作。当时的经济研究主要是基础研究，也就是先厘清国、内外的经济现实及所存在的重要问题，而后再提出建议，也出版不少有关实务经济的研究成果。后二十年由于利息收入愈来愈少，既不能扩充规模，连维持现状都有问题。为了生存，院内一方面削减人员待遇，以致专业人才流失；另方面抢标政府委托研究计划，可说已转型、沦为帮政府政策背书，必须接受政府官员指示的民间“顾问公司”！
要问的是，今天还需不需要有一家与1980年代一样的智库：中经院？
审度国、内外环境，在中共当家的“中国霸权”威逼全球，国际环境诡谲多变下，其实更需要有像当年的中经院一样的“真正智库”。今天的中经院规模虽然已不复当年，但人员、研究设备和组织架构都还留存，不必从零做起。正如已故中经院创院最主要人物于宗先院士所言：“如果政府有眼光，每年拨一笔款让中经院作长期性的研究，一方面可提高政府经济决策的品质，另方面可留住这些训练有素的经济团队。”若国家领导人能这样做，中经院自然可以向上提升，重返云端、公正超然，善尽“经国济民”之责。
至若维持现状，选择让中经院继续以标接计划为生、自生自灭，则中经院必须放弃“学术性研究”，专攻“政策性政府委托计划”。也就是，要以“计划绩效”为考核基础，远离“黑板经济学”、接地气，回到现实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