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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自述:曾经以为中国最幸福

讲述人:矢板明夫|记者

矢板明夫,1972年生于天津,日本知名记者、时政评论员,2007年至2017年间担任日本《产经新闻》北京特派员,现驻台北,为该报台北支局长。

矢板明夫有一段传奇的家族史。1926年,祖父从家庭日本栃木县渡海来到北京,经营灯泡厂。中日战争末期,被日军应召,后成为苏军战俘,在拘留中去世。父亲生于1942年,日本战败那年只有三岁。祖母将其托付给一户中国家庭,随即再婚。文化大革命期间,日本遗孤的身份父亲让被打为“日本间谍”,遭受严重政治迫害。直到1972年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后,厄运才结束。

孩童时代,矢板明夫也和其他中国孩子一样接受共产党的红色教育。他自幼对国际政治感兴趣,尽管那时他只能从官方新闻中获取信息。在2020年出版的《曾经以为中国最幸福》一书中,他回忆说,那些报道大部分是偏颇扭曲的,基本框架是——世界上充满了邪恶的国家;美国更是最大的恶棍;外国形势一天比一天糟糕……

1988年,15岁的矢板明夫举家迁回日本。日本空气清新,市容美丽,人们温和有礼;警察不会殴打派出所里的嫌犯;政府办事人员对人笑脸相迎……种种这些都让这位此前一直生活在中国的少年感到巨大的文化震撼。

大学毕业后,渴望从政的矢板明夫考入竞争激烈的松下政经塾。此间,一些政治人物的行为令他失望,也让他意识到,改变时局的人其实不是政治家,而是新闻记者。他的人生从此转换跑道。他用三年时间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读完哲学博士学位,并在29岁那年选择了新闻记者的道路。

正文:

我采访过几十个、几百个上访者,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悲剧,其实这些悲剧大部分都是体制造成的。一个国家幸福不幸福主要是看这些底层的人们,能不能受到保护,有没有人替你说话。中国的弱者非常可怜。中国这个国家并不幸福。

我的祖父母都是日本人。祖父1926年从日本来到北京,经营一家生产灯泡的电器行。到了1945年的春天,因为日本兵源不足,我的祖父就被应征入伍,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收到红信”。他从大连上船,没怎么参加战争就被苏军俘虏,到了西伯利亚,在那里去世了。剩下我的祖母带着我的父亲和姑姑。

父亲是1942年12月出生的。很快日本就败战了,祖母因为没有工作,就把我3岁的父亲和5岁的姑姑寄养在他们工厂的两个中国员工家里,改嫁给一个中国人。我父亲相当于是被中国人抚养大的。

到了文革的时候,因为他是日本人,就被打成日本间谍。本来他在天津的照相馆工作,是摄影师。因为这个关系,丢了工作,后来就到洗澡堂帮人搓澡,也经常被关进学习班,受了很多迫害。

【矢板明夫的母亲是中国人,在高中教书。哥哥出生以后,家里的生活变得很拮据。为了糊口,父亲只好每三个月去卖一次血。】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我是田中角荣访华后一周出生的,后来我听家里人说,中国当时需要和日本建交,我父亲的处境也有了很明显的改善,一夜之间就从日本间谍变成外国友人了。他再次获得摄影师的工作,还被选为了天津市政协委员。

1972年生于天津的矢板明夫,父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遗孤

虽然我们全家都用中国名字生活,讲的也都是中国话,但还是不免被当成异类。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国安机构控制的社会,对于有外面背景的人还是要监视,要收集信息。在学校,同学们都知道我是日本人,学校的党组织、老师也对我们比较特殊关照。虽然比文革那个时候要好得多了,但还是一个这种痕迹很明显的时代。

小时候学校会组织我们去看游街、枪毙人,参加公审大会。现在回想起来,按照民主国家的概念,中国是一个在各方面都有很多人权问题的国家,但在那时候,这是一个日常性的事情。

不过,基本上从我记事,上小学以后到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前那段时间,中国是充满希望的一个国度。很多事情也在慢慢变好。大家从一个非常非常拘谨、严厉管控的国家慢慢在走向改革开放。当然跟西方国家,跟民主国家比起来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那段时间应该是在中国历史上近百年来最好的一段时期。

这时我们的生活已经相当稳定,也有了一定社会地位,但是我父亲坚持要带着全家回日本,一个是落叶归根的感觉比较强烈,再有一点是,他觉得,在中国这样一个非常不安定的国土里边,自己什么也没做就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同样什么也没做就受到礼遇,像坐过山车一样的感觉。这种不安定的生活还是他不愿意再经历吧。那一代人也是为了小孩子,为了能让我们这一代到日本能够接受比较好的教育,参与比较公平的竞争。

【编注:1988年,八九学运爆发一年前,15岁的矢板明夫回到了日本。他在2020年出版的《曾经以为中国最幸福》一书中说,对于一直在中国生活的他而言,身处日本简直就像置身天国一般。在中国时听说日本是地狱,所以抱着”再糟也就是这样了”的心态回来,但是踏上日本国土的那一刻,他的第一个念头是:这是多么好的国家啊!】

回到日本念初中的矢板明夫

我觉得那时候的日本有点像乌托邦的感觉。大家都很友善,所有的政策都是替弱者着想。社会上不公平的现象非常少。弱者受到很好的照顾,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想的社会。但是即便是那样,日本的媒体对日本的政治人物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吹捧,几乎天天在非常严厉地批评他们。不像中国,天天都说我们的领袖多么伟大,多么伟大。

【编注:回到日本的矢板明夫努力学习日语,希望早日融入日本社会,立志成为一名政治家。机缘巧合之下,他在29岁那年开启了记者的职业生涯。2007年,34岁的矢板明夫以日本《产经新闻》驻京记者的身份重返中国。】

在日本做记者的话,你要把弱者的声音反映出来、替弱者说话、揭露不公平的现象、把隐瞒的真相挖出来是很难很难的,因为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但是在中国觉得太有成就感了,到处都是那种现象。

我有一个叫徐崇阳的朋友,在湖北做生意做得非常大,有各种各样的旅游公司、运输队。后来因为不得不跟共产党的某高官合作,所有财产全部被骗走了,然后他就开始走上上访之路。我刚开始采访他的时候,他受到的打压还不是很大。但说实话,后来每次见到他,他一会儿又被关进去了,一会儿又挨打了,慢慢慢慢地看着他被折磨得越来越衰弱。而且每次上访,他的罪都增加几条。那种感觉确实是很可怜。他就说“在这个国家里,不管你多有钱,你都不能安心睡觉。不知道什么时候噩梦降在你头上。”

我采访过几十个、几百个上访者,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悲剧。其实这些悲剧大部分都是体制造成的,因为中国是没有替弱者说话的势力,弱者的声音是反映不出来的。他们就变成了中国一个非常无助的群体。一个国家幸福不幸福主要是看这些底层的人们。我们每个人随时都可能变成弱者。你变成弱者的时候,能不能受到保护,有没有人替你说话,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最重要的衡量的指标。所以我说中国的弱者非常可怜,中国这个国家并不幸福。

我有一次在北京的上访村,碰到一个从贵州来的,40多岁的男的和一位大概60、70岁的湖南老太太。那个老太太是永远住在那里上访的。两个人的对话,我在旁边听到了。那个贵州的刚来嘛,也不知道在哪里买饭。他们有很多很便宜的饭是给上访的人服务的,什么写状子的人啊,完全一条产业链在里面。那个贵州人刚来,他不懂。那个老太太就教他怎么做;什么时候警察来,怎么跑。

有着十年驻华记者经历的矢板明夫在中国陕西梁家河采访

说完后,她问他:“你的冤情大不大?”那个贵州人想了半天,然后说:“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然后那个老太太说:“我劝你一句,如果你的冤情小的话,你就忍着。如果大的话,你就跟他们同归于尽。上访是一条不归路,你一辈子就折在这里了。”我当时听着也是很感慨。这样的故事非常非常多。习近平上台以后对上访的人打击得是更严厉了。所以说中国人更不幸了。

在中国政府眼中,那我就是境外敌对势力嘛,基本上一直是受他们的监控,经常被他们请去喝茶,有时候还被请吃饭。特别是外交部,经常找我谈心。但是我不会替他们说话。他们有的是喉舌。我告诉那些中国官员,有人把这些问题指出来话,其实中国能变得更好,没人指正这些问题的话,中国会越来越坏的。

责任编辑: 李韵   来源:美国之音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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