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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爱国爱党与反共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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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不但把党和国家故意地混为一谈,而且把党、政府、国家、人民四个互不相同的东西统一起来,四位一体。于是,党的利益就成了人民利益,党的统治成了国家政权,国家形象等同于政府形象,爱国、爱人民就必须爱党、爱政府,批评中国政府就是反华,独裁者的同盟军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诸如此类。2014年党的喉舌《环球时报》有一篇社论《必须抵制把爱国、爱党对立起来》写到,“用国家、政府和党这些概念编出各种绕口令一样的东西,欺骗、搞晕了一些人”。

中共最重要的宣传话语和宣传策略,就是把党和国家混为一谈。在中共眼里,所谓爱国其实就是爱党;不爱党的人,不可能爱国。反对共产党的中国人,就是卖国贼、是颠覆“国家”政权;反对共产党的外国人,就是反华分子,是“境外敌对势力”。

中共不但把党和国家故意地混为一谈,而且把党、政府、国家、人民四个互不相同的东西统一起来,四位一体。于是,党的利益就成了人民利益,党的统治成了国家政权,国家形象等同于政府形象,爱国、爱人民就必须爱党、爱政府,批评中国政府就是反华,独裁者的同盟军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诸如此类。2014年党的喉舌《环球时报》有一篇社论《必须抵制把爱国、爱党对立起来》写到,“用国家、政府和党这些概念编出各种绕口令一样的东西,欺骗、搞晕了一些人”。可见,共产党很不希望把这几个概念清晰地区别开来。

这种捣糨糊的宣传术和霸王硬上弓的洗脑术,造成了普遍的思想混乱。我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书时,每次课都要批评政府、批判中国的法律和政治体制,有一次一个学生质疑到,你天天批评政府,为什么不爱国?我回答说,作为知识分子,批评政府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爱

国方式了。

党和国家混淆,从根本上来源于党国体制(party-state)。中共建立之初就形成了极权党的本色。(国民政府时期,执政的国民党也受到苏俄“党国”体制的巨大影响)。1949年中共武装夺取政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建立了一套极为严密的党国同构或者以党代国体制,这也是今日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特色。举凡各级人大、法院、检察院、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等等都有党委,而且党委的权力更大,如中共总书记高于国家元首、市委书记高于市长。1989之后,中共的惯例是总书记、军委主席、国家主席三个职务由一人担任,这也造成了区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困难。

在中共的统治下,党法、国法不分,双规就是党法取代国法。党军、国军不分,人民军队实际上是党卫军。党库、国库不分,国产变成了党产,党产又变成了党干部的私产。中国权力体系里面的“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或“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现象,更能直观地说明党国体制的特点。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原“中央对外宣传小组”)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与国家保密局、中央档案馆与国家档案局、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与国台办、中纪委和新成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都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1957年反右运动后,爱国是不是意味着爱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心里出现了疑惑。40年前,剧作家白桦的剧本《苦恋》中有一句著名台词:“你们爱祖国,可是祖国爱你们吗?“这段台词引起了一场关于“爱国”的大辩论,并且成为《苦恋》最大的罪状,据此剧本改编的电影被禁演至今。当时邓小平试图利用这场爱国主义大讨论,主张不能把爱国和爱党划等号;而中宣部长邓力群却说:“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就必须爱党,不爱中国共产党,你爱的是啥子(什么)国啊?”

邓小平的那个说法当然比左棍邓力群要开明,但是之后的1989年,邓小军用坦克机关枪血腥镇压民主运动时,当他说出“杀20万、保20年稳定”时,他自己彻底暴露了党国不分的逻辑,也彻底暴露了屠夫本色。杀的是中国人民,祸害的是国家,保的是共产党政权。

中共宣传体系中的党、政府、国家、人民四位一体,否定了不同群体、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人民之间有不同的、变化的、有时候是冲突的利益。在现代政治中,需要不同的政党来代表多元的群体,需要自由的定期选举来反映变动的观念和利益诉求;一党制本身就没有合法性,是必须被推翻的反动体制。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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