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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寒而栗…二十世纪最孤独的一位女性

—卿本佳人,奈何从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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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就有一个礼花一样的女性,在她生命的初长成时刻,在她青春的花样年华季节,她从默默无闻刹那成为举世仰慕、万众瞩目的明星,如同反射太阳光芒的月亮,远远耀眼过亿万颗普通的恒星。然而,这种辉煌仅仅持续了十年,在这以后六十三年的漫长岁月中,她主动或被动的边缘、消失、冷落、孤立、寂寞、凄凉和压抑,直至生命的尽头。

所有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命形态:有的人像长春花,一生绚烂夺目;有的人像杜鹃,直到晚年才绽放出异彩;有的人则像不真实的礼花,遥远而虚幻,它突然升腾、炫目惊艳,但瞬间就烟消云散,归于永久的黑暗与沉寂。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就有一个礼花一样的女性,在她生命的初长成时刻,在她青春的花样年华季节,她从默默无闻刹那成为举世仰慕、万众瞩目的明星,如同反射太阳光芒的月亮,远远耀眼过亿万颗普通的恒星。然而,这种辉煌仅仅持续了十年,在这以后六十三年的漫长岁月中,她主动或被动的边缘、消失、冷落、孤立、寂寞、凄凉和压抑,直至生命的尽头。

这个女性就是宋庆龄

2010年6月18日的《中国新闻周刊》刊登了一篇《宋庆龄的遗产》,这篇纪实性文章,揭开了宋庆龄在中共执政后隐蔽、诡秘的生活状态一角,颠覆了所有人的想象,让我们窥见后不寒而栗。

原文:《宋庆龄的遗产》

编辑语:关于宋庆龄的晚年,至今仍然是一个扑朔迷离的话题,也是一个无法解开或者不忍解开的谜底。

在上海宋园,看到了宋庆龄墓,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市区,宋家的墓地重修后被保留。宋庆龄坚持葬在了父母身边,而不是革命公慕。

在公开报道中,晚年宋庆龄以端庄的政治家形象示人:沟通海内外、保障妇女儿童权益,始终是微笑、淡定、沉稳而优雅的姿态。而鲜为人知的是,晚年宋庆龄还是一个身患重病的寂寞老人,身边没有一位至亲陪伴,她的病痛、劳累、窘迫和孤独都被历史湮没。

“我的遗嘱1975-2-18”

“万一我遭遇不测,我决定将我北京寓所以及上海淮海路1843号寓所的所有藏书送予恩斯特•邓(邓广殷同志),以回报他对我的所有善意。”落款是宋庆龄,北京。

……

晚年宋庆龄仍是一个谜,即使此次宋庆龄与邓广殷的往来书信已经公开展览,但根据信件全部内容所出版的书籍仍只做内部发行,仅供专家研究使用。

最后一次上海之行

“虽然我是来上海休息的。但我发现自己正忙于查找旧的资料和文件。并不感到愉快。由于查找资料需要来回走动,我的脚肿了。背部也感到疼痛。我原来打算在此度过三个月,但我已经收到要我不久即返回的请求,因为有几位希望见到我的外国访问者即将来北京。”宋庆龄在信中对自己的表弟倪吉士这样写道。这是1979年1月31日,宋庆龄在上海寓所处理公务后的闲暇时光里,给一些亲朋写信。

……

在时代急剧变化的当口,文革中饱受折磨的宋庆龄也开始沉静下来疗养身心。北京干燥的天气,使得皮肤病严重的宋庆龄不得不回到上海。这是真正的回家。在她的心里,北京只是工作地点。

1978年12月30日上午,中央派出的专机将宋庆龄从北京送往上海,回到她位于淮海中路的府中。这是一座占地4300多平米,外形如船型的西式洋房。1948年冬天,蒋介石亲下手谕,把这座花园别墅拨给宋庆龄。从此,这里成为了宋庆龄在上海的永久住宅。

1949年,宋庆龄作出了她人生的重大抉择。作为一个在海内外有极大影响力的政治家,她曾独立于国民党,也曾独立于共产党。1957年反右斗争后,她就采取了有所保留的态度,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紧跟政治运动,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沉默不语。文革后,再度焕发活力的她却已经时日无多。

对于86岁、身患重病的宋庆龄来说,这一次回到上海,并非只是单纯休养生息,更重要的,她开始整理一些重要资料和私人信函。

这是“四人帮”倒台后,宋庆龄首次回到上海过新年。她在给柳亚子长女柳无非的信中写道,“两年没回上海,我的东西全弄得乱糟糟的,这是修缮房屋所致,找东西很困难。”在这样的情形下,宋庆龄亲自翻找出多年来的信件,除小部分外,其余均全部销毁。这些信件涉及旧人旧事,旁人不便参与。彼时,宋庆龄的警卫秘书杜述周和秘书张珏均因事休假,只有保姆阿姨钟兴宝和顾金凤协助搬运书信。现居住在上海的顾金凤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当时我们就是在生活上,饮食上帮助,其他工作上的事情,我是不能插手的。”

除去销毁旧时信件之外,宋庆龄将多年来的旧物一一变卖。在负责宋庆龄后勤保障工作的李家炽的回忆文章中,他将这次变卖旧物称为“不得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宋庆龄年谱长编》的作者尚明轩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宋庆龄的工资是579块5角,是最高的一级工资。但是她交际很广,又搞福利事业。又一直公私分明,所以没什么钱。”

早在文革期间,宋庆龄的部分私人物品,在“破四旧”和抄家的风浪威胁之下,已做了处理。根据尚明轩的记述,文革期间,宋庆龄曾经两次支开身边工作人员,独自一人亲手烧毁了不少信件及材料。而到了晚年,宋庆龄曾感叹:“我的手提包、鞋子和衣料都没有了。‘文化大革命’迫使我烧掉了所有的东西,我把它们都送进火炉了。”

此次回到上海的寓所,宋庆龄翻找出的可变卖的旧物还有一箱皮衣皮袍、一些船舰模型和几件翡翠摆件。根据其警卫秘书杜述周记事以及李家炽的口述,皮货有的地方已经发脆,有的地方毛皮脱落。而翡翠经过鉴定,是玻璃上面涂了颜色,全属赝品。物品共计价值2500元。宋庆龄听到这个数字后有些失落地说:“我以为这些东西能卖这个价钱的十几倍。”经汇报后,上海政府机关考虑,这些物品是孙中山的遗物,有文物价值,决定由机关出钱垫付,暂放仓库保存。

接受经济补贴

就在宋庆龄变卖私产后的半个月,其警卫秘书杜述周将此情况报告上级部门,向组织申请补助一万元,通过宋庆龄贴身保姆李燕娥转交。并附信一封,杜写道,“首长,我给您带来了人民币现金一万元正。请您收用,以补充您每月开支不够的困难。这笔钱千万收下使用,不能再退还了。”

随后,宋庆龄回函,“一万元我收了,因我的确需用钱。卖掉的机器、皮货等不过收到我希望的百万之一!因此我只好收了,因等用款子。”

对于接纳公款补助,宋庆龄在信中透露着无奈。学者尚明轩因写作《孙中山传》于1970年代曾拜访宋庆龄,他对记者强调,“宋庆龄确实公私分明,那些达官显贵是比不了的。”宋庆龄的贴身保姆之一顾金凤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我说了其实你们也不信,她真的艰苦朴素。”

……

一系列公干之间,宋庆龄抽空给好友、曾长期支持“保卫中国同盟”的杨孟东写信,信中透露了不为外人所知的劳累以及对国内时局的担忧。她对杨孟东说,“这段时间,我不但没有休息,反而成天的紧张。安排我的福利活动,同别人讨论我们的工作,这些使我累极。我真希望……去海南度假,在海滩上放松一下。”在谈到国内变化时,她写道,“目前干部任用体制及教育制度忽视个人选择,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因为任何一种集体的利益,必须允许个人有某种个人的自由和选择。……除非我们改善目前的干部委派制度和教育制度,我敢肯定,我们为现代化所作的努力将告失败!”

五份遗嘱

回到北京之后,宋庆龄立即又陷入了各种会见和活动之中。白血病、皮肤病一直折磨着年过八旬的宋庆龄。她自己曾在私信中透露,“全身荨麻疹发作,眼睛都肿了”,她甚至无法陪同客人到花园散步。

……

此时,宋庆龄已经是一位88岁的老人。1949年后,宋氏家族中仅有她一人留在了中国 大陆。由于政治原因,早年与宋庆龄最为亲近的宋美龄,姐妹之间也无法直接联系。不过,宋庆龄研究者尚明轩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按照现有资料看,她晚年和宋美龄的姐妹情一直没断。都会互相为对方祷告。”

……

宋庆龄的身体一直未能恢复起来,在一系列会诊间隙,她仍然出席了几个活动。1981年5月14日晚9点半,她突然高热寒战,体温达到40.2摄氏度。

……

因为写作《宋庆龄年谱长编》,宋庆龄晚年时在其身边的工作人员,曾聚集到尚明轩家中开会,向尚明轩回忆过当时的情景。“除了遗嘱之外,还有三本日记,英文的。”尚明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们说,当时廖承志一翻,说这个谁都不能看,属于绝密的,我要交中央,就带走了。”但两年后,廖承志突然病逝。此后,尚明轩曾多方查找日记去向,一直未果。

除书籍、文件以外,宋庆龄遗留的钱物分赠十人,受赠者大多为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金额多则一万,少则五百,尚明轩说,遗款总额“加起来不过两三万块钱”。获得赠款的人包括已故警卫员隋学芳的两个女儿,她们从童年起就住在宋庆龄家中。宋庆龄指定的传记作者爱泼斯坦在《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里,称之为由宋庆龄抚养大的“两个女孩子”。不过,宋庆龄的秘书张钰曾郑重声明她们并不是宋庆龄“法律意义上的养女”。爱泼斯坦记述,女孩长大后,“滋长出一种自以为高人一等并且应当享有特权的意识。这种情况在许多‘高级干部’子弟身上也有”。宋庆龄也为此苦恼,她的一个朋友曾责怪她没有把女孩教育好,但她们依然是其遗产的重要受益人。

至今,有关宋庆龄晚年生活细节的公开资料极其稀少。宋庆龄一生谨慎,她一直保持着做地下工作的习惯,写给朋友的信末尾会注明看后销毁。宋庆龄屋里的窗帘总是低垂着的,她的住所,只住了几个单身女性,有事情也多通过写字条联系。尚明轩在《宋庆龄的后半生》里记述:“秘书张钰就在她的对门,两人的房间只隔着楼道,但是她要张钰做什么,都是用英文写字条说明,张钰也用字条回复,两人的字条相互插到对方的门缝里。张钰说,夫人写给她的字条都要交回去,再由夫人亲手烧掉。”(有删节)

世界第一号“作女”

如果说世界上有所谓“作女”,那宋庆龄无疑也是二十世纪的第一号:先是青年时背叛和抛弃了家庭和亲情,继而中年时背叛和抛弃了时代和主流,最后在晚年背叛和抛弃了自己。

和今天苦心积虑傍大款的邓文迪们幻想的正相反,历史上有太多的经验告诉人们:女性选择了非同凡响的大人物,就要做好吃苦受难的准备——比如从了毕加索的七个女人,比如跟了希特勒的爱娃,比如嫁了肯尼迪的杰奎琳,等等。但是,像宋庆龄这样,在伟人身后整整六十三年里一直活在这个选择的阴影中、为一个选择付出了远超半个世纪的沉重代价,则是很少很少。

宋庆龄在二十二岁的青春时光毅然决然追随并嫁给了年近半百、颠沛流离的孙中山,是求仁得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算不得错误。但她求的,肯定不包括之后几十年的不幸。她的悲剧,同样是时代的错误——那个吞噬了无数无名小人物的可怕的时代巨魔,也吞噬了宋庆龄的一生,使她成为又一个著名的牺牲品。

1917年底俄国十月革命到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宋庆龄正在广州和上海全心全意陪伴着孙中山进行护法运动和闭门求索;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特务维金斯基和汉奸杨明斋潜入中国、策划成立共产党颠覆合法中国政府的时候,宋庆龄正在上海夜以继日地协助孙中山遥控广东政局;她并没有机会接受激进思想和变得左倾,更没有时间接触什么共产主义。但这没有关系,共产党就像金庸笔下鬼气森森、邪魅妖惑的魔教,只要一旦盯上你,你就逃无可逃、你就在劫难逃、你就万劫不复。

早在1923年1月《孙文越飞宣言》签订、晚在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的时候,宋庆龄就上了苏俄和共产国际洗脑、心战、策反和入彀的名单;所用手段的确切细节目前仍然无法得知,想来无非是那些既阴暗卑劣、不可告人又臭名昭著、遗臭万年的套路。于是我们看到: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清党后,宋庆龄立刻发表通电谴责,7月再发《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后,宋庆龄随即出走到不久之后策动武装暴乱公然颠覆中国合法政权并成为敌国的苏联;1927年8月1日,宋庆龄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南昌武装叛乱动员令7个主要的祸首名单中;1931年,宋庆龄正式被发展为共产国际直属在中国的地下特工和秘密线人,共产国际为她提供经费、为她派美国共产党史沫特莱做秘书、为她派奥地利人魏璐做助理,而她则利用特殊身份为金主提供中国秘密情报,就连中共和主人联络都要经由她(1),被共产国际高度评价为“对秘密工作有深刻的理解”(2);1932年,苏联契卡和共产国际双重间谍牛兰被国民政府捕获后,宋庆龄受苏联指使,通过自己声望成立“牛兰夫妇救援委员会”大举煽动国际舆论;1936年,在宋庆龄要求下,中共派李云担任她的秘书,协助她向处于被围剿状态的共产党递送了大量政府内部情报、秘密为毛泽东派去美国医生马海德、送给毛泽东五万美元巨额活动经费、介绍斯诺去延安;1928年到1949年间,在共产国际和中共直接指挥、操纵和资助下,除了这些非法的地下工作,宋庆龄披着合法外衣为共产党做的统战、对共产党罪犯的救助更是数不胜数。

责任编辑: 李韵   来源:议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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