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及其新书《长期博弈：中国取代美国的大战略》
拜登总统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7月8日出版新书《长期博弈：中国取代美国的大战略》(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在书中以大量中共领导人讲话和文件为依据，揭示了冷战结束以来，中共领导人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到习近平的“百年未见之大变局”，30多年来实行一项削弱美国实力、自主发展、逐渐取代美国在亚洲和全球领导地位的“大战略”。
《长期博弈》基于对中共取代美国的战略评估提出了美国的应对战略，从中也许可以一窥目前拜登政府实行的对华政策。
今年3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其主要对华外交政策演讲中说，华盛顿将与中共“在应该的时候竞争，在可以的时候合作，在必要时对抗”。
杜如松认为，美中竞争的实质主要是关于谁将领导亚洲和全球秩序，以及它们可能从这种领导地位中创造什么样秩序的竞争。“在许多地方，但不是全部，这是一个零和游戏，”他写道。
他基本上排除了单边妥协、讨价还价容纳或安抚中共的战略，以及通过和平演变或政权更替改变中共的战略。在对这两种战略进行评估后，杜如松发现，它们都面临巨大障碍，难以成功。于是他认为，“最符合逻辑的剩余选项就是竞争战略。”
美国应实行削弱中共实力的不对称战略
杜如松指出，美国竞争战略的重点是削弱中共的实力和中共秩序，建立美国实力和秩序的基础。“这种战略意在不对称，它部分取自中共1990至2000年代自己的大战略。”
杜如松认为，美国不能跟中共进行“美元对美元、船舰对船舰，或是贷款对贷款”的对称竞争，“原因是中共纯粹的相对规模”。因此，“美国的努力往往应该是不对称的，并试图以低于中共推动其秩序建立的成本去削弱中共秩序的建立。”
美国国家利益中心研究员保罗·海尔(Paul Heer)说：“如果这本书中所反映的战略和背后的心态是拜登政府所遵循的，那么暗示了一种几乎是敌对的、一种几乎完全竞争的战略。”
在军事方面，杜如松写道，海湾战争以后，中共寻求以发展不对称武器挑战美国昂贵的武器项目，美国已经越来越多地借鉴中国的做法，寻求同样的不对称努力，从而使中国的行动自由变得复杂化。
“美国具备发展这些能力的技术熟练程度，而且已经就这种方法的粗略轮廓达成共识：远程精确打击、无人驾驶航母攻击机、无人水下航行器、具有大型导弹有效载荷的潜艇、高速打击武器和地雷等将是关键优先事项。”
“这些能力不会受到中共自身反介入/区域拒止的影响，而且会使中共在台湾海峡或东中国海、南中国海的两栖作战复杂化，其成本会低于中共赖以装备的这些昂贵资产。”
在经济上，杜如松写道，以呼吁对一带一路多边化和制度化的方式来挫败中共的政治扭曲，“多边化和制度化可以限制北京以低于竞争性的贷款换贷款的成本向其他国家支配条件的能力。”
杜如松认为，在政治上，“加入中共主导的多边组织，塑造、有时阻碍其发展”，“中共曾以单一席位在谈判桌上挑战美国以昂贵代价在亚太经合组织和东盟地区论坛订立规则的努力，华盛顿应该加入其中，改善，或以比中共建立它们更低的成本拖延它们。”在亚洲，这些努力应集中于中共利用来设立经济和安全准则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CICA)。杜如松写道。
中共取代美国的大战略自邓以降一以贯之
杜如松在阐述中共30多年、历时邓、江、胡、习四届领导人、一直实行的削弱美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时说，根据中国不同时期对自己实力的权衡，这个大战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阶段从1989年到2008年，“它始于天安门事件(1989)、海湾战争(1990-1991)和苏联崩溃(1991)，这三大导致北京加剧对美国威胁认知的事件之后。”杜如松写道。
在那之前美中曾是对抗苏联的准盟友。但三大事件发生后，“这一切突然发生了变化，”杜如松写道。
“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抗议活动提醒北京注意美国的意识形态威胁，海湾战争的迅速胜利提醒北京美国的军事威胁，失去苏联这个共同对手提醒北京美国的地缘政治威胁。很短时期，美国很快替代苏联成为中国首要安全问题，从而产生了一个新的大战略，一场长达30年代取代美国实力的斗争诞生了。”杜如松指出。
“韬光养晦”——收敛锋芒、等待时机，是邓小平随后为中国降低美国遏制风险、削弱美国对中国影响力、为中国的自主发展提供条件的“战略方针”。
书中讲了1989年7月1日，时任老布什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斯考克罗夫特，在六四镇压后不到一个月秘密访华的故事。在全世界谴责中共暴力镇压声中，斯考克罗夫特代表布什总统安抚北京，指制裁行动实为舆论所迫，希望维护美中关系。但其努力遭邓小平“严厉批评”，指美国介入“反革命暴乱”太深。之后，邓小平公开指美国和西方国家“真的希望中国动乱”，“企图在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
在之后的近20年里，时任中共领导人的江泽民和胡锦涛，都一直明确将美国定义为中共的主要威胁，把美国当作中共大战略的重点对象。
杜如松论述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认为这并不是一项永久性战略。他说，韬光养晦其实是邓小平“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绝不当头、有所作为”24字战略方针的浓缩。在邓、江、胡的许多内部讲话中都明确地将此与中共当时实力相对于美国较弱联系在一起。因此，这是一个争取时间、自主发展的“工具性和有时间限制的战略”。
北京视全球金融危机为转守为攻的机遇
杜如松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共启动了直到2016年结束的第二次取代美国战略，“其目的是在寻求在亚洲建立中共区域霸权的基础。那场危机让北京视美国势力在减弱，使中共更大胆推行更有信心的政策。”
杜如松在书中写道，对邓小平“有所作为”做出修改的第一人是胡锦涛。在2009年，在一次对外交人员的讲话中，胡锦涛在邓小平的“有所作为”前加了“积极”两个字——“积极有所作为”。“中共不再只对削弱美国实力感兴趣”，而是“显示了要在亚洲建立地区秩序的转变，”杜如松写道。
书中有一段有趣的描述：时任中共外长的杨洁篪在2010年东盟地区论坛上说，“中共是一个大国，其他是小国，这是事实，”这句话震惊了该地区许多国家。在此之前，希拉里国务卿在论坛上批评中共的南中国海主张，杨一改平时和蔼迷人的态度，气冲冲地离场一小时。
在那一阶段，中共在军事上，“从仅关注通过海上拒入，强调地雷、导弹和潜艇来削弱美国力量，转变到通过海上控制和两栖能力建立地区秩序，强调航空母舰、能力更强的水面舰艇、两栖部队、海外设施，以及它曾经忽视的各种能力。”杜如松说。
在政治上，北京率先推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并将此前默默无闻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CICA)提升到安全领域的制度化程度，“希望这两者都有助于按照自己的喜好建立区域秩序。”杜如松写道。
在经济上，全球金融危机帮助北京摆脱防御性经济状态，转而推进能使中共建立自己的胁迫性、自愿性经济能力的经济国策。“这一努力的核心是‘一带一路’计划，其对邻国强力使用经济国策，试图获得更大财政影响力。”杜如松写道。
习近平看准“百年未见之大变局”以取代美国
2016年，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之后，在习近平“百年未见之大变局”口号下，中共启动了第三次取代战略，这次是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其削弱美国和建设自身的力度，以取代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地位。
“从中共的角度来看，这两起事件令人震惊，”因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正在退出他们帮助建立的国际秩序，创造了中共领导人和外交政策精英们所称的‘历史机遇期’，以将国家的战略重点从亚洲扩大到更广泛的全球及其治理体系。”杜如松写道。
在这种背景下，加上2020年新冠病毒（中共病毒）大流行，习近平进行了战略调整，将在争夺全球领导地位的竞争中赶超美国作为其最终目标，
在政治上，“北京将在全球治理和国际机构中发挥领导作用，以牺牲自由为代价推进专制规范，分裂美国在亚洲和欧洲的联盟。”
在经济上，“削弱支持美国霸权的金融优势，在美国去工业化的同时，从人工智能到量子计算，抢占第四次工业革命制高点。”
在军事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成为一支在世界各地设有军事基地、能够在多数地区甚至新领域捍卫中国利益的世界级军队。”杜如松写道。
“我认为杜如松这本书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是他驳斥了中共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过去几年习近平的性格和个人野心的说法。”美国国家利益中心研究员海尔告诉美国之音。“而且杜如松非常明确地指出，中共行为和战略中的多数趋势早于习近平就出现了，对于中共战略的演变而言，基于历史和系统的实力趋势失衡，比仅仅是领导人的个性更为根本。”海尔说。
美国亚洲协会主席、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在对该书的评语中写道：“《长期博弈》呈现了美中关系辩论中很大程度上长期忽视的东西：从历史的角度洞察中国列宁主义体制和战略的本质。”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1世纪中国中心主席谢淑丽(Susan Shirk)写道：“‘中国想要什么？’杜如松根据丰富的中国文件和行为证据提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案例，即中国的一贯战略一直是取代美国。他说服了我重新审视我对中国的目标是开放和可塑的观点。他引人入胜的著作应该成为研究中国领域的经典之作，成为每个试图了解美国对华最佳战略人士的必读之物。”
提出“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写道：“一本与中共挑战搏斗的必读之作。杜如松对中国的中文文件的仔细分析有力证明了中共正在推行颠覆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大战略。”
美国前国家安全副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写道：“运用原始资料和清晰分析，杜如松揭秘了过去30年北京的大战略。一厢情愿的思想家将无法对这本出色著作的核心发现提出任何可信的反驳。”
批基辛格看衰美国的悲观主义
在《长期博弈》结论部分，杜如松指出，目前美国正处于其近代历史上第五次衰退主义(Declinism)浪潮中。在杜如松看来，对美国抱悲观主义态度的人有着看衰美国和看强对手的一体两面特征。
具讽刺意义的是，杜如松在批评看衰美国的悲观主义时，用来作为靶标的却是半个世纪前为美国打开中国大门的亨利·基辛格博士(Henry Kissinger)。
他讲了一个故事：1970年11月时任美国海军上将的埃尔默·祖姆瓦尔特(Elmo Zumwalt)和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坐火车前往观看一场足球比赛。他们在车厢里的交谈中为苏联在军事平衡中的优势而感到烦恼。
祖姆瓦尔特回忆说，基辛格认为，“美国像许多早期文明一样，已经超越了自己的历史高点，”“美国缺乏耐力去对抗俄罗斯人，”鉴于这种趋势，基辛格说：他的工作就是“说服俄罗斯人给我们可以得到的最好交易，(因为)认识到历史的力量有利于他们。”
基辛格后来否认他这么说过，但是杜如松指出，“事实上，上世纪60年代基辛格公开写过美国衰退的文章，并在上世纪整个70年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经常谈到这一点。长期以来，他对美国的地位相对于苏联的悲观态度是众所周知的。”
杜如松认为，50年前的悲观情绪在美国重新出现了。“美国正面临巨大的国内压力，而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出现在地平线上”，“今天基辛格论点的翻版可能认为，中国主导全球制造业，高科技领域日益与美国相媲美，从购买力看拥有比美国更大的经济，有一支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并比多数国家更好地处理了百年仅见的大流行，成为2020年唯一避免衰退的大国。相比之下，在北京、甚至在华盛顿的许多人认为，美国陷于毫无希望的分裂和僵局，治理体制不断恶化。”
杜如松问道：“面临历时数年的大流行、工业侵蚀、债务膨胀，民主受损以及全球声誉下降等问题。基辛格的悲观情绪可能是必然的吗？”
“陷入宿命论也许为时过早，”杜如松继续写道。他说，“上世纪美国发生过4次衰退主义浪潮，第一次是1930年代的大萧条。但经过罗斯福总统的新政计划重塑了美国。到战后美国又回到了最佳状态。”
第二次出现在1957年，当时苏联发射了第一课人造卫星“史普尼克1号(Suptnik)”。但之后美国建立了联邦支持的科研和教育机构，使美国在后来数十年里成为太空科技领导者。
而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第三次衰退主义浪潮最为漫长，美国经历了社会动荡和政治暗杀：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和停止性通胀的到来；尼克松总统被弹劾和西贡政权倒台。但是最终这些事件带来了调整和更新。社会动荡推动了民权改革，弹劾行动重申了法治，布雷顿森林的崩溃带来了美元的统治地位，越南的失败结束了征兵，苏联入侵阿富汗加速了其崩溃。
第四次衰退主义浪潮发生在1980到1990年代，以工业侵蚀、贸易逆差和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为特征，促使麻州参议员宗加斯(Tsongas)在竞选总统时提出冷战结束，日本赢了的口号。但美国还是成功地利用信息技术革命，宗加斯发表上述言论后十年，美国被誉为无与伦比的超级大国。
现在，当美国处于第五次衰退主义浪潮中时，杜如松说，悲观主义者往往忽视了美国对中国的优势，“人口年轻、财政优势、资源丰富、边界和平、联盟牢固、经济创新。此外，在中国崛起的40年里，美国一直占据着世界GDP的四分之一，这不是偶然的。”他写道。
杜如松说，悲观主义者也忽视了美国的吸引力。“美国的软实力来自其开放的社会和公民的信仰。乔治·弗洛伊德遇害事件发生后的抗议活动，被中国错误地视为美国衰落的标志，但却是反映了公众为实现美国创始价值观而进行的斗争，这种价值观吸引了全球观众。”
杜如松写道，对美国来说，衰退与其说是一种条件不如说是一种选择。“下行的道路贯穿于美国两极分化的政治制度中，与此同时，远离衰退的道路可能进入一个罕见的具有两党共识的领域：美国需要迎接中国的挑战。”
他引述政治学家亨廷顿的话说，每一次美国的衰退这个国家都展示了“一个不寻常的自我纠正能力”，而唱衰美国的人每次都扮演了“防止他们预见情况发生的不可或缺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