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信办听命于党的宣传指挥，既管辖民间亦节制党国同僚，成为厂卫制度般跨界别的恐怖存在。（汤森路透）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习近平(2014)
生于中国的韭菜，终究逃不过被党国收割的命运。这次不幸迎来社会主义铁锤的，轮到提供预约交通服务的“滴滴出行”。
7月2日，也就是该公司寄予厚望的IPO成功于纽约交易所上市后两天，中国网信办(CAC)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引用《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及《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对滴滴展开正式调查，并勒令停止让新用户注册；经过两天“调查”，旋即以“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为由，要求滴滴下架应用程序，就资安问题整顿改善。其美股应声下跌25%，沉重打击美国投资者对中概股的信心。
比起马云被财金监管机构联合约谈后，蚂蚁金服中港两地上市同告触礁，滴滴所受处分看似较为轻微：仅要求下架程式(意味暂停吸纳新用户及车主)，并未停止营业甚至取消上市，本来预期罚款、整改后即可“重新做人”。中共的杀威棒，不外乎威吓意欲在美上市走资的中企，往后或会成为惯例。至于会否招来集体诉讼或其他后果，此乃后话。
然而我的估计错误，网信办行动并未完结。7月9日先是进一步砍掉25款相关应用程序，其后更在上述《审查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内，加入“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运营者赴国外上市，必须向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查”之条文。言下之意，网信办从此获得更大权力，既对海外上市公司实行跨机构监督，并参与制定海外上市的新规则。
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除了背后获阿里健康战略投资的医疗数据商零氪科技(LinkDoc)，成为首家搁置美国IPO上市的企业以外，网信办现时审查名单中，亦包括同样于近日登陆美股的货运公司满帮集团旗下“货车帮”、“运满满”，以及招聘平台“BOSS直聘”，他们接下来都有可能沦为权力游戏的牺牲品。
“滴滴出行”成功于纽约交易所上市后两天，中国网信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要求滴滴下架应用程序。（汤森路透）
网信办的角色
要了解事件来龙去脉，必须先认知中国监管部门的庐山真面目。
网信办属中共典型的“一个机构两块牌子”衙门：兼营国家网信办、中共中央网信办。其业务上级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是中央政治局伞下的党内机构，主任当然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两名副主任分别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以及掌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网信办既为委员会之办事机构，其执行直接向习近平负责，俨然成为党国在虚拟世界之耳目。
撇除公开的职能及分工设置，本来就是中共监控网络主管部门。主任庄荣文为习近平主政福建其间的旧属(正处级职务)。主事官员基本具备担任宣传部背景，故实际负责言论及意识形态审查。互联网发展一日千里，中国的舆论战场及受众亦从过往的报章、电台、电视移转至网上，是以从网站开办审批，到网络新闻、视听内容及各式发言的日常监管，一律归网信办宰制，逐渐形成“网络威权主义”之核心。
基于业务性质，网信办兼有情报组织功能。既为数据安全的最高协调机构，除了网络情资搜集，大数据如何管理使用，公安、国安在数码空间的工作，中国庞大的监控识别系统建设，以至对相关事务监督问责，通通参与其中。有一段时间，副主任更是由公安部副部长陈智敏兼任，其分管之“网络安全”与本身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局(公安一局)的“国保、网监、反恐”以及港澳台事务有所重叠，直至2017年网信办内部整顿、政法系统人员离任为止。
一般而言，网信办有权直接惩处违法事宜，诸如约谈负责人、限期整改、行政处分、删帖、公开曝光、暂停更新或关闭网站、取消网站许可证、关闭各类违法违规账号群组等；一旦案件涉及具体刑事犯罪事实，则会把案件移送司法机关，由公安部等政法单位调查、逮捕、起诉。换言之，除了涉及刑侦案件外，网信办对网络内容拥有几近绝对的生杀权。
据《南华早报》消息透露，网信办高调整顿滴滴，与早前约谈其高层“点明隐忧”示意押后上市，对方仍坚持海外招股，对监管部门“阳奉阴违”而触怒领导有关。但连串动作以至后来扩张至参与金融监管的职能，可见事情并非单纯针对个别公司，甚或打击科网业而作出安排。
厂卫式跨界监察
剖析网信办扩权背后考量，可分为两个方向：2014年习近平提出所谓11项国家安全领域中的“信息安全”、“经济安全”，此后凡事莫不纳入“国安”范畴。
解放军出版的《软战争—信息时代政治战探析》(2005)列举政战防御思维，其中一项强调资讯渗透部分之堵截，即对可能传播、获取、接受政战信息的重点人员严格管理与控制，防止通过他们向内部或外部渗透资讯，并且严格保安调查及监督掌握要害部门或资讯的人员。虽然段落所针对的是人员或机构，但循此战略思维，同样可应用到搜集储存大数据的科网公司身上。
在数码转型步伐日新月异的中国，大数据与算法除了关系到科网企业的命脉，也牵涉到中共未来国策：大数据武器化。滴滴所涉除了客户与车主出行、地图路线、个人隐私之外，更有可能间接推估人口分布、人员货运之流动，热门商区及经营模式等宝贵资讯。
沿此推想，踏足互联网及资讯科技业务的中国公司一旦于美国上市，监管机构会否以资安审查为由要求数据透明化。如是者，从医疗数据估计人口构成、出生与死亡，从消费数据拼凑出民生状况、经济成长，小至用户消长，大至金融和各式资产交易数据，比官方公布统计更为真实详尽，藉以衡量中国的真实国力。“把数据交给美国”，在中共看来无疑动摇国本，归类为国安层级的外泄风险。
从兼顾监控网络与情资的机关，进而分享金融监管部分权力，亦与近日浮上水面的《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不无关系。
中国科网公司的盈利模式，往往是先以钜额资本提高市占率，击败对手垄断市场后才转亏为营(2019年滴滴公布6年内消耗了390亿美元)，是以近年他们纷纷寻求海外上市，既是寻求更多资金挹注，亦有融资减债、资产转移海外等诱因。他们往往采用“可变利益实体”(VIE)模式申请海外上市，除了注册离岸公司规避中国司法管辖，亦可让外国投资者避过国内审查，在中国一些外商投资受限制的行业，诸如传媒、电信，外商就可借此购买这类公司股份，虽无法参与公司决策但能从中获利。
但去年总统川普离任前美国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HFCAC)，允许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审查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要求遵守相关法规、审计标准及资讯共享，假如连续3年无法提供认可的审计报告，则可勒令直接从美国退市。事件波及阿里巴巴、百度等中国科网巨头，也引起中国官员反弹，因为这既违反中国法律，亦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由审计局部探知经济虚实。
所以中共借“对证券市场违法活动零容忍”为名，偷渡其真正目的：第20条的“加强中概股监管”。意见列明的监管规定及权责分工，正好符合网信办上述动作，收紧中概股在海外资本市场上市的步伐。与此同时，这场权力分配的零和竞逐中，意味发改委、证监会等从属国务院的财金系统败阵，由此对中概股植根海外的审批和监管，必须与服务党中央的网信办“跨部门协同”，实则受其牵制。
既然网络安全在中国成为国家安全、政权安全的代名词，网信办的监察以至权力必将无远弗届，听命于党的宣传指挥，既管辖民间亦节制党国同僚，成为厂卫制度般跨界别的恐怖存在。至于各部门官僚会否向空降的“监军”出让权力保平安，自不待言。如此一来，对冲出国外跃跃欲试的企业，打退堂鼓是意料中事；官场人心不稳，则是另一后果。
※作者为香港人／网媒记者兼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