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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说毛有一种令对手不打自招的魅力 江青极力讨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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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把我们介绍给他的妻子江青,她身材苗条,有一双黑而机灵的眼睛。站在她壮实的丈夫旁边,更显得弱不禁风。她待他非常温柔,想方设法讨他欢心。这时候,康生告诉我们关于有人想害毛泽东的事,这种企图都失败了。原来,只要毛泽东向阴谋者看一眼,就足以使他们坦白交代出罪恶企图来。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三次了。

1942年5月12日

1927年开始建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专政。可是农民在乡村继续暴动。中国共产党利用农民运动开始建立根据地。

毛泽东领导了一支后来扎根于景岗山的武装力量。不久,朱德跟他会合了。这支联合的队伍叫红军第五军团,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1929年1月,五军团打下瑞金城。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在江西省建立。

在内战过程中,红军损失惨重,其兵力由三十万锐减至二万五千人。现在,把分割成几部分的红军都团结起来,并选择一个更合适的地方做中央根据地,成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1935年底,几支分散的红军队伍经过长征,在中国西北地区会合,把以前由张学良将军和当地军阀的军队占据的地方变成了解放区,并以延安作为行政中心。

当时,约有二万五千名官兵(全都是长征后留下来的)向延安进发。以后,又有人数少一些的部队参加进去。

本地人管延安叫肤施。

康生及其秘书肖里来看我,打断了我写日记。

我匆匆地作了些准备,在吃饭间接待客人。

从现在起,我们新闻社需要的一切情报,诸如中国发生的事情、各条战线的形势、与国民党的关系、特区的大事以及满州形势等等,都将正式从康生或他的助手那里获得。事实上目前情况已经是如此了。

此外,我应该把情况告诉共产国际。做这方面的工作,需要我同毛泽东、政治局委员和党的其他高级官员保持个人接触。我是在中共领导人的配合下来到延安的。

康生对苏德战线的形势问得很详细,并不时强调,希望我们早日战胜法西斯份子。

康生,说话尖噪门,带嘶嘶声。讲起俄文来发音不准,用动词没有人称变化,词汇贫乏,但他的听力不错。

康生老是一副笑脸,这种笑容好像粘在他那瘦削而易怒的脸上似的。他听别人说话时,就像日本人那样吸着粗气,以示他很高兴听对方的话。这几年我没见到他,但他没有改变,还是我以前知道的那副老样子——神经质的脸部表情。他给人的印象就像是一个牵线木偶。

康生介绍了特区的情况,它包括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特区西北被两个军阀将领——马氏兄弟封锁,他们谁也不服从,忙于跟日本人做生意,买卖兴旺。由于他们拥有大批装备良好的军队,可以想像得到,他们是什么卑鄙勾当都干得出来的。

在山西省这一边,特区一直被军阀阎锡山将军的部队包围,他是听命于重庆中央政府的。这个军阀以提前征收了三十二年的税款而闻名,是拦路强盗一类的家伙!特区的通道凡属未被日本人占领的,全都为国民党军队封锁了。康生说,“蒋介石一点也不想搞什么统一战线,正在寻找借口以军事行动来破坏统一战线”。

由此看来,特区内外的形势是十分复杂的。

因为要等毛泽东随时可能约见我的通知,我只能呆在家里,不出去。

午饭后,我又写了一段日记,然后出去看看周围情况。我们的房子座落在山坡上,挨着一座平顶大山。下面是秀河和延河的河谷,河谷两侧是长着丛丛灌木和小树的高地,山沟里和山麓的小丘上,点缀着一块块方形的绿色农田。山沟里树很少。我们下面有个属于当地某地主的大庄园,庄园里有几所房子和一片茂密的桃园。现在,这座房子为康生的办公机构占着,就是大家知道的情报局,那儿也叫枣园。

我们住的是浅灰色砖房。窗户像蜂房似的,上面用纸糊着。只有电台那间房间的窗子,装了四分之一的玻璃,能看得见外面的院子。

所有的家务事都由陈来作,他是一个曾在苏联远东地区住过的中国老头,说的俄文还过得去。有两个小伙子和一个中国厨子协助他。他们的工资都由我们开支。这个厨子又粗心又邋遢。他是由康生派来给我们做饭的。

这个多山高原大约海拔800至1,200米。一个不习惯于在这样高的地方生活的人,上坡感到很困难。

我写这一段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很久了。傍晚,我、奥尔洛夫、里马尔和阿列耶夫,应邀去见毛泽东。

他在他住的窑洞里接见我们,这个窑洞面朝耸立在河对岸的一片峭壁。到干旱季节,这条河就像条浅溪,很容易涉水而过。毛泽东窑洞旁边的村子叫杨家岭。窑洞及通往窑洞的各条路上,都有身背毛瑟枪的战士严加守卫。

同毛泽东在一起的,还有康生和政治局其他成员。互相寒喧以后,毛泽东开始问我们有关苏德战争前线的形势。他特别想了解我们战线的稳固程度。我们尽可能一一回答他提的问题。然后,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是忠于国际主义原则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并且是与国民党合作的。

孙中山的学说可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条原则,”毛泽东说,“中国革命之父的所有这些原则,都是我党党纲的神经组成部分。”

他心不在焉地在口袋里掏什么,掏出了一包揉皱了的纸烟,慢慢地点燃一支说:“主要的问题是得到人民的拥护。如果你赢得群众的支持,即使没有技术,只用棍棒和石头也能把敌人打败。因此,我们必须为改善群众的经济地位而斗争;否则,人民就不会拥护我们。”

毛泽东的住室是两间连着的窑洞,洞壁精心地衬着木板。窑洞最里面的砖地上放着书桌,上面摆满了书籍、纸张,还有一个烛台。毛泽东背有一点驼,眼角上有细细的皱纹。讲一口难听的湖南话。他身上表现出来的一切,都说明他出身于祖祖辈辈务农的家庭。

毛泽东在结束这次正式接见时,答应要尽一切可能帮助我们,并赞扬斯大林同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英明。

任弼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他约莫四十岁光景,个子不高,神情敦厚,说话声音很轻,脸上长着连腮胡子。

王稼祥,政治局委员,瘦个子,比一般人略高。他的头发,就像毛泽东的头松那样,比一般人的略稀。

毛泽东喝的是荷兰酒,而用米酒(当地酿的一种酒)招待我们。他来到我们小组每个人的面前,温和地询问我们的健康情况。他穿的还是那套打补丁的制服,端着酒杯,一边喝酒,吃花生,一边详细地询问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情况。

毛泽东把我们介绍给他的妻子江青,她身材苗条,有一双黑而机灵的眼睛。站在她壮实的丈夫旁边,更显得弱不禁风。

她待他非常温柔,想方设法讨他欢心。

这时候,康生告诉我们关于有人想害毛泽东的事,这种企图都失败了。原来,只要毛泽东向阴谋者看一眼,就足以使他们坦白交代出罪恶企图来。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三次了。

毛泽东不说话了,坐在躺椅里,抽着烟,把烟灰弹在地上。我们把这看作是一种表示,告诉我们接待到此为此。我们站起身来向主人告辞。毛泽东陪我们走到门口,紧紧握着我的手再一次说,他很高兴在中国见到我们,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工作与关怀表示感谢,并再次答应要支持我们的工作。康生微笑着,牙缝里吸着粗气。

院子里剩下的一棵树,叶子在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响,烛光在风中闪烁不定。尤任在他房里,点着了一支烟在听收音机。

我们周围的这一切——蜡烛、纸糊的窗子和山里刺耳的狼嚎声,不知怎么都似乎是虚幻的。想想,就在几个星期前,我还漫步在莫斯科的大街上呢!

1942年5月13日

早晨,明亮的阳光把我照醒了,山间稀薄的空气使阳光分外耀眼。

附近山顶的后面曚昽透出一轮红日。山谷下面依然为夜色笼罩着。忽然间,迷雾缭绕的峭壁呈现出一片淡蓝颜色。山间的日出景象,如此瑰丽多彩,实为壮观。

山沟两侧岩岩削立,沟底却是一片绿油油的农田。这里的山,看上去就像是一些蹲伏着的野兽。

秀河窄浅,宽二至七米,河水顺山沟流入延河。

延河宽约五十米,是湍急的山涧水。在有些地方分叉成一条条小溪,或者形成小瀑布。延河源于白玉山支脉,流入延安东面的黄河。

当地居民在这两条河里洗衣服,然后晾在石头上。这里阳光很强,衣服几分钟就晒干了。

黄土山坡上到处都是窑洞,星罗棋布,纵横交错。这里住着学生,以前的城里人,军人和党的工作人员。这个地区的农民也绝大部分住在这样的窑洞。我得到户主的同意,看了看其中的一个大窑洞。占窑洞很大一块地方的是个炕,冬天烧火热炕。在窑洞附近看见几头猪,是几头像狗那样瘦小和灵活的黑猪,它们好像挺害怕什么似的。它们的肚皮耷拉着差点都要碰到地了。

黄土的土质松软如粉。但大路和小道上的土,已经被踩得相当瓷实。

在这里做通讯员、官员的公务员和招待所服务员的青少年,被称作“小鬼”。

我们除了从康生的情报局,从前线采访以及从同中共领导人和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接触中得到情报外,还从广播中收听最新消息。我们多半在晚上收听。离此850公里的重庆电台的广播,晚上听得很清楚。

另外,我们小组有一个收发报的电台同莫斯科保持联系。这条线路在深夜或大晴天联系最为可靠。但由于多尔马托夫的技术好,实际上任何时候线路都是畅通的。除了7月份,由于电离层变化,在当地时间中午到下午5时之间,线路中断。

我们还备有蓄电池,以供出现紧急情况之用,主要用以对付日本可能突然发动的空袭。

往西约10公里处,有个由博古负责的中国电台。他还主管《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和全面的出版宣传工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自己有一个电台。1936年以来,延安同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经常保持着无线电联系。

博古(秦邦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31年9月到1935年1月,他领导中共临时中央委员会。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党的中央委员会由毛泽东领导。

责任编辑: 东方白   来源:延安日记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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