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父亲1960年组峨嵋公司拍金庸武侠小说电影，前坐左二为金庸，站立的中排左起：谢贤、上官筠慧、江雪、梁醒波、南红。
1950年代，父亲参加过一个组织，据知是中共领导的民主党派之一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在1949年中共为建立政权而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政协中，有9名代表参加的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促），主席蔡廷锴是1932年淞沪抗战中击退日军的十九路军军长，成员中有其后任香港《文汇报》总编的李子诵，还有一个是共产党员、被派到民促实际担任领导的司马文森。司马1946年任中共港澳工委委员，领导和统战当时的电影界。父亲与司马来往颇密切，大概也在这时参加民促。司马1949年后回大陆，民促在1949年后合并到民革中。那时香港民革的名义领导人是李子诵，父亲与他一直保持联系。父亲也与一些电影人组成定期聚会的小组，参加的有李晨风、左几、秦剑、吴其敏等人，但有一个非影界的陌生人常来出席，不记得他姓什么，相信是进行思想领导的共产党员。
父亲积极靠近中共，但中共旗下的电影公司，如凤凰、长城、新联，从来没有找过他拍片，一直与他保持距离。父亲组织艺文公司拍片，每年国庆节在家中设酒会庆祝，左派头面人物也会来。1955年《戏剧报》事件发生后，中国新闻社社长不断来找他倾谈，后来又同他一起去印尼，通过他向当地侨领统战。1957年父亲被邀请去北京，那是他在中共建政8年后，首次去北京与他的弟妹和故旧会面。蔡廷锴题了一幅字给他。文革开始，父亲在大陆的亲属纷纷因他的关系而受到牵连、批斗。六七暴动期间，他没有被知会要一起参加“反英抗暴”斗争，事业和左派的朋友关系也完全隔绝。在孤寂中，1968年他就搬去澳门居住了。
我倒是在这期间渐渐在左派阵营中冒起。“反英抗暴”期间，我参与了出版界抗暴的文宣工作，可以说是被倚重的“健笔”。其后办《七十年代》因为受到北京高层的关注，中共香港工委的领导人也开始跟我接触。但讲到我父亲，他们都有保留。1975年父亲病重，想到广州检查，我问香港的中共头头，若我同去是否可以介绍关系，有较好照顾。回答是：由他自己去吧，你不要同去了。
我相信这都同中共的档案有关。中共最重视一个人的出身，背景，若有所谓“历史污点”，就被列为“不被信任”户。生活在大陆会经受一再批斗。生活在香港或海外较幸运，但那怕你多么向中共靠拢，也只是“被使用”的对象，不会充分信任。在“被使用”者中，也将人分成好几等。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档案有些什么，但在中共掌控之处，档案就紧随每一个人。
我那时候，大致上领会到中共对父亲的“定性”，但我没有能力为他辩解，也没有去了解父亲的感受。思之有愧，亦有憾。
妻子梁丽仪无论在香港读中学还是到广州读大学，她都单纯为了读书，没有要靠近党组织的倾向，但因为她父亲是1929年就在香港入党的地下党员，她哥哥也是党员，根正苗红，于是在大学时就被吸收进共青团，而其他极力想要入团的同学，无论多“进步”，也一直被怀疑。她在1970年因为我的关系被隔离审查，其后获得“解放”，虽说可能与她的倔强有关，但也不排除中共组织在了解她的出身背景之后而让她脱难。1974年她以“调干”的方式来香港，虽说是对我工作的肯定和“照顾”，但相信也与她的出身有关。
文革时有红卫兵提出“血统论”，在大字报贴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尽管受到文革中央领导人批评，说“这样提不策略，不利于我们争取可以争取的人”。但这是指“策略”，而不是指根本精神。对敌斗争是中共主要的思维模式，加上像影子一样跟随着每一个人的档案制度，以历史的纯正清白去要求每一个人，以出身背景来决定对一个人的信任程度，可以说是中共百年不变的传统。因此，滋生了红二代，权贵获家庭传承，掌权者在这种政治“近亲繁殖”中不可免地产生愚昧化趋向。
不过，随着几十年中共内斗的曝光，“历史背景”论和“出身血统论”实际上已宣告破产：连国家主席刘少奇，他的历史背景都被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污名，连被党章列为“接班人”的林彪，都被指为“阴谋家”，那么对所有人讲背景出身，讲历史污点，不是太滑稽了吗？
由打江山而成为永续执政党，就永续摆脱不掉对敌斗争的思维，在和平时期也如同置身战争状态中，对内施政如此，对外关系也如此。今天自以为最被信任的人，事实上都只是“被使用”。因为政治的传承就是近亲繁殖。（39）
图2，1956年往广州探访在华南师范学院的梁丽仪和在华师的其他香岛同班同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