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华按：1991年中共庆祝建党70周年，华东大水，我写了一篇文章"天怒人怨哀中国"，被香港左报围剿长达一个月。这是我其中的一篇反击文章，第一次在国外披露中国的"七五八大水"（1975年8月在河南发生的特大水灾）。据我后来看到的其他报导，当官员向当时担任副总理的邓小平报告时，邓小平正好在打牌，他们不敢打扰，延误赈灾。现在中共百年，中国又下暴雨，且看习近平何时在灾区现身？死多少人还要保密或制造假数字？老天怎么就是跟中共作对？
2021年7月21日
"七五八"大水和水灾的人为因素（1991年7月26日）
七月十九日我在对《文汇报》乱扣帽子的“来论”做出回应后，第二天《文汇报》又出现另一个署名“青水”的“来论”，其后有其他谩骂文章，摆明要进行车轮大战了。这篇来论主要谈水利问题，责问笔者﹕“他手头上究竟有什么资料断定共产党不修水利，又有什么资料可以进一步断定共产党是因为搞阶级斗争而忽视水利。如果没有根据而下结论，那么反对改革的人可将水灾归咎于农村经济改革，说因为在农村搞改革才会出现水灾，否则为什么不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呢？”文章当然不能不承认水利工作确实有问题（前水电部长钱正英都承认了，他能不承认吗？），“但这种检讨毕竟要由水利专家作，而非反共专家来作”。我不敢承认自己是专家，更不敢承认是“反共专家”，只是觉得自己是个中国人，希望中国好，希望中国人民有好日子过，所以我要说话。国内的那种政治环境，一些知识分子都要冒着坐牢的风险说话，我们在言论自由的香港，岂可在恐吓下不说话而埋没自己的良心？
§§“七五八”大水
先说文革中是否没有水灾。
文革中似乎没有广泛的水灾，但请勿遗漏被中共一手捂住的“七五八”大水。“七五八”者，七五年八月也。
一九七五年八月六日，河南南部下暴雨，连降三天，第一天降雨量一千三百毫米，三天合共一千六百毫米（全省年平均降雨量是七百八十四毫米），雨下得昏天地暗，伸手不见五指，降雨区有两个水库，一个是石漫摊水库，一个是板桥水库，其中石漫摊较大，蓄水量约四亿立方米。由于雨量太大，水库的质量又不够好，水坝用泥土垒成，所以在大水冲击下，决口一百多米。水坝垮了以后，水头有九米高，向下冲刷，整个地面被冲刷一米深。水库以东四十五公里处是京广铁路，结果铁轨也被冲走四十五公里远，铁轨则被冲成“脆麻花”的形状。这次水灾灾区涉及二十九个县，人口一千一百万（当时河南有人口七千万左右），房屋倒塌六十万间，京广线为此停了一个月左右。
不能怪“来论”作者青水君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中的这场水灾，因为消息全部封锁，各省市前去支援的人，都被命令不得“泄密”，由于来势凶猛，这场水灾到底死了多少人，就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共也没有宣布。因为在某些中共领导人看来，他们的命运和文革及毛泽东、江青等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因为如此，希望青水君在写“遵命文章”时，应弄清楚事实再说，以保自己的清名。
这个灾区是在淮河流域的上游。既然下过如此暴雨，酿成如此大的水灾
，作为水利工作的领导人，在制定水利工程计划时，应该以此作为治理的目标。正如在历史上，洪水也曾经淹进北京城，所以中共建都北京以后，一九五一年立即兴筑流经北京南郊的永定河官厅水库；即使在文革期间，也仍然加高堤坝，以防万一。除此之外，为了防止北京市北边的潮河、白河水淹京畿要地，在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又兴建了密云水库和怀柔水库，其中密云水库最大库容是四十三亿多立方米。
全国的两大防汛重点，一个是长江的荆江分洪工程（五二年动工，五三年完成），一个是北京。前者事关长江中、下游地区富庶的经济区域，后者是政治着眼。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因为不是经济命脉或政治命脉所在，所以放在次要的地位。而两个重点中，又以北京做得最好。
§§为什么要吸取“教训”
这次华东和华中的水灾，江泽民去视察时就反复告诫随行干部和地方官员，一定要吸取这次洪涝灾害的教训，如果仅仅是天灾而无人为的原因，又要吸取什么“教训”呢？何况这次水灾，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下大暴雨，而是六月初的江南霉雨季节提前到来，早下了两个月的雨，使太湖水位逐渐上涨，那么这两个月中，为什么不能事先做出科学的预报，从而做些疏导的预防工作，而是要到最后才去炸坝泄洪？是地方官思想麻痹大意，还是当时全国要围绕庆祝中共成立七十周年的“中心任务”，不许灾情外传而冲掉歌功颂德的气氛？
而长期的治理不但不力，而且环保做得很差，这和急功近利的指导思想有关。这方面，不需要数字了，何博传的《山坳上的中国》和徐刚的《沉沦的国土》已有好多数字和描述。而“围海造田”更破坏了大湖泊的蓄水功能，也就抵销了水库的蓄水功能。
不论怎么说，这次的水灾，在长期治理或短期预防上面，当局都做得很不够，需要负上责任。当然，更重要的是吸其教训，预防今后有同样严重的灾害发生。毛泽东要“人定胜天”是唯意志论，但作为统治中国大陆的中共，有责任真正做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经济建设，包括把水利工程做好在内，以减少将来再有天灾时所受到的损失。
从一九五一年开始，长期在水力电力部担任副部长、正部长的钱正英，也承认水利工程在防汛抗洪方面存在多年管理不善的弱点，因此降水量和水情都未超过一九五四年那场洪涝，但局部地区的灾情却超过五四年那次。七月二十三日，李鹏在上海也承认﹕“这次洪涝灾害，暴露出我们水利建设的弱点。”
可笑的，香港却有一位“专家”在那篇“反华反共”的来论发表以后，就迫不及待地说，这次水灾，全是天灾所为，毫无人为的因素。可喜香港的其他专家并没有人云亦云，而是保持独立的治学原则，不去逢迎拍马，坚持自己的看法。
但是钱正英、李鹏似乎太不给那个逢迎专家以面子了，将来怎么敢再“爱国”呢？
§§承认中共有人反对改革
青水君很担心“反对改革的人可将水灾归咎于农村经济改革”。单从这一句话，我就知这青水君虽然奉命写文革式的大批判文章，但是他的内心确实是很关心中国的改革，这点我们是同一个立场。而且青水君也承认中共党内领导层也确实有反对改革的人，那么又何必对我们对这些人的批评，一定要戴上“反共反华”的大帽子呢？那么反共反华的，正是反对改革、从而使中共面临绝境的人；正是那些反对改革、使人民一直在贫穷中过日子的人。如果我们有这点共识，其他都好说。
这次水灾，和农村经济改革有没有关系呢？应说有关系，但农村经改并非原因。
当年合作社，特别是人民公社是党政合一的军事化组织，要兴修水利指挥起来当然容易。包产到户以后，组织工作困难了，这是事实。但不是等于就无法组织。要中央政府和各省市自治区政府做什么？就是负责把群众组织起来，负责拨款兴修水利。可是拨款拨了多少，实际用在水利上又是多少，当局何不公布一下？又者，如果中共不是两、三年来一次“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么中央和地方的官员不是更可以以更多的精力关注水利建设（当然还有其他经济问题和教育问题等等）？再者，如果政府工作不是胡子眉毛一把抓，而是把某些重点的薄弱环节抓好，也不至于弄成现在这个样子。热衷计划经济的李鹏，怎么不把这个计划好、组织好呢？
西方国家推行私有制，为什么水利工程可以搞好？美国不是有著名的田纳西水利工程吗？可叹中国的包产到户，实际上是接近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夹在人民公社经济和西方资本主义大农场之间，自然难以抵御自然灾害。走人民公社道路，不通；又不许进行土地兼并朝资本主义农场方向发展，这就是中共的阶级斗争观念在作怪，使中国农村停留在这个“初级阶段”难以前进。
而在改革开放的十几年间，李鹏担任了多年的水利电力部副部长（七九到八三年），八三年担任副总理后，又兼任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并兼管防灾、抗灾工作。那么他在任期内这些工作成绩又如何？
不但如此，前两年农业丰收，李鹏又冲昏了头脑，不顾农业部负责人的再三警告，没有采取应有的防范措施，这点他的失职也是逃不了的。
可笑的是，李鹏失职多年，仍然可以青云直上，担任总理；而对他的批评则是“反华反共”。中共如此下去，把自己的命运和李鹏连在一起，值得吗？
香港《经济日报》
（文章已收入2001年中共建党80周年时出版的拙作《中共风雨八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