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说反垄断不好，但由一个极权政府来反，是否太讽刺了？
7月24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对腾讯的反垄断处罚，罚款只是五十万元人民币，但同时勒令腾讯不得与“上游版权方”作任何独家的或排他的版权协议，已存在的协议则须在30天内解除等。《锌财经》等媒体称，这是“采取必要措施恢复市场竞争状态的第一案”。
音乐作品的版权持有人把播放权卖给谁或不卖给谁，作价高或低，本来都是市场里的自由买卖，政府不应介入；不过，如果买卖使版权都给垄断了，市场再没自由，竞争减少甚至消失，消费者不但选择受到局限，也无从直接通过买卖反馈喜好，有效回应需求的资讯链断裂，商品或服务要改善也受到影响。
市场不再有效率，垄断者的利润当然袋袋平安，对消费者以至商品质量来说却不是好事。对今天中国社会以至政权而言，经济上的选择已经如此重要，反垄断已经如此正当，那么，主宰经济甚至社会民生种种活动的政治权力，是否也应该不容垄断呢？如果经济活动高举自由选择作为至高价值的前提，在于相信个体可以作出最适切的选择，为什么在政治上这个假设又不适用了？
中共经常以“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作为统治正当性的说词，其实，成王败寇，所谓“历史的选择”这种论述，不过在蛊惑人心，避开真正的选择议题。过去的历史发展如果能够作为今天甚至未来政权的正当性，则不必远至汤武革命，或陈胜、吴广揭竿起义，即就是中共自身也须面对难解的矛盾：为什么在1949年前就不必服膺于“历史的选择”，不以当时的政府为正当？为什么在1949年夺得政权后，却又祭出“历史的选择”来经营其统治正当性呢？
至于“人民的选择”更属无稽之谈，中国《宪法》第二条虽然写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人民管理国事务等，却须“依照法律规定”。这个“法律规定”的前设，变得和“上游版权方”的协议一样，窒碍着人民的选择。且以全国或省级的人大代表而论，为什么只许间接选举而不能像县、乡级的选举一样采用直接选举？答案很明显，还不是因为政权更易操控间接选举吗？以香港区现届人大代表为例，选出人大代表的“选举会议成员”不到1800人，政权控制这一批人，当然比控制全港近八百万市民或逾四百万选民容易。
至于操弄候选人资格，更属控制上游中的上游。在香港，经历过2019年区议会选举中市民作出选择，建制派遭到大败后，便拿出所谓“爱国者”的标准来堵截。所谓资格审查委员会或者国家安全处的审查，明明就是侵犯人民的平等被选权利，其决定却立法订明不容司法复核，权力变成绝对，和极权还有什么分别？这样的制度下，选举的权力不正是垄断到一小撮人手中吗？与其说这是“权力属于人民”，不如说“权力属于几个人”或者“权力属于受政权操控的几个木偶”吧。
可悲的是，如此的权力垄断，只是制造贪腐的温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6月底公布，十八大（2012年11月）以来，立案审查的案件达385万宗，查处了逾四百万人。在中共眼中也许这是打击贪腐的政绩，可以作为百年党庆的政绩，但这也同时折射出贪腐之烈，人民更会追问的是，有多少还没公布呢？
“权力是最大的腐蚀剂”，2019年初习近平在中央纪律委员会上谈到继续反腐败斗争时有此说法，这话当然很对，是抄袭还是呼应一百卅多年前英国阿克顿男爵（Lord Acton）的名言“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一定导致腐败”，当然自有公论。更大的问题是，习氏对此提出的对策，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矛盾得使人啼笑皆非，他简直就是说：权力导致贪腐，反腐所以要再加强权力。
垄断最重要的政治权力于一身，不但容不下批评或异议，连另类的生活或自主的族群也要打压，正是极权的特征。如此极权却要反垄断，若这不是讽刺，什么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