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长平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就“张君案”派记者报道农村政策问题，惹官方震怒。（长平提供）
长平（本名：张平），经历逾20年的中国传媒生涯，曾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和《南都周刊》副总编辑，以敢言、“擦边球”触碰西藏、艾未未案等敏感议题见称，获“香港人权新闻奖”、“加拿大国际新闻自由奖”等多项荣誉。
2013年长平往法国“巴黎第二大学”分享在香港创办时事杂志《阳光时务》的经验。（长平提供）
因为敢言、笔锋尖锐，长平于2011年被中国封杀，随后以作家身份旅居德国至今近10年。他透过远洋电话接受本台专访，却对“擦边球”的传媒生涯“感到耻辱”。他解释，中国媒体工作接受得最多的培训是“政治风险把关”，“自律已成每个媒体人生命的一部分”，不少记者更因而感到自豪。
长平说：在中国大陆的总编辑，最大的本事不是懂如何报道新闻，而是政治把关、自我审查。我也有这能力，但我为此感到耻辱。因你不得不小心翼翼打擦边球，重新造词句，做到可擦边又不犯规，这能力往往得到肯定。
须为“打擦边球”感羞耻
长平重申，“擦边球是不断猜想别人，一直跟别人的指挥棒走”。他笑言，中国记者看到官方文件时，“不是看文件内容写什么，而是领会文件精神，再猜想领导的真正意图”。
他续称，中国媒体普遍“擦边球”方式是以“扛着红旗反红旗”，兑现“和谐社会”、“中国梦”等官方口号，借此尝试脱离成官方喉舌机器，但其实是不可能的。
长平说：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让当局感到羞愧、难堪，不得不真的实行和谐社会，只要当局做了一点，媒体赶紧拿出早已准备的赞扬词句，给他高帽，让当局骑虎难下。但这不成立的。因为你想表达那个意思，首先要重复他的话语，你是服务于他的话语。你服务于他的部分，远远抵销你想表达的独立声音。
港人须坚持独立声音、守护粤语
比起如何擦边球，长平认为，香港现阶段更重要是珍惜仍有的自由，坚持独立声音，守护粤语。
他说，中共自1949年成立以来，最早败坏的就是语言，“思想死亡就是语言枷锁开始，也是由语言的僵化结束”。由文化大革命中批斗文人，消灭各地方言，如在四川，官媒说四川话是违法，动画《猫和老鼠》曾因以四川话配音被罚，以统一话语进行思想改造。
长平说：上一代人没有其他话语，说一个人是好人，就会说他是一个共产党员。骂你不是好人，就会说“你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吗？”
对于内蒙汉语化，香港全面普及普通话，长平提醒，港人须意识到，当普通话替代粤语模式时，“洗脑政治话语就可容易移植到香港，深入日常生活，媒体是首当其冲”。官方常用词“境外势力”，妖魔化境外机构，惟媒体往往会搬字过纸，在社会潜移默化，自觉要与外国划清界线。
人治社会是没有底线
回顾《港区国安法》生效一年，香港多个敢言传媒被“整顿”，包括港台以针砭时弊见称的《铿锵集》、讽刺政府和警察的《头条新闻》等节目被下架、停播，有关资深记者被拘捕和撤职；《苹果日报》被迫关闭，多位高层和主笔被还押。
港台《铿锵集》编导蔡玉玲为“7.21元朗黑夜”专题报道作车牌查册，被控“虚假陈述”罪成。（张展豪摄）
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违国安法，其《苹果日报》被迫停刊。（路透社资料图片）
“白色恐怖”笼罩下，长平亦留意到港媒和市民开始自我“和谐”言论，避开“香港独立”、“新疆”议题和字眼，市民亦开始学习大陆打擦边球，以符号、代码等去代替敏感词。惟他称，虽可暂时自保，但长远“是不管用”。
他指出，法治社会和人治社会的区别在于，“法治社会是有章法”，但在人治社会的威权下，“是没有底线的”。当所有反对声音被灭，“之后就是赞美、为官方辩护不够好的，也被批斗，（《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最近被小粉红攻击，就是如此”。
长平说：别以为笼子中的自由，靠笼边走就是安全。你不反抗，笼子会缩小。若不试说敏感词，原来的话就会变成新的敏感词。我们一定要支持走在前面的人，很多人认为走在前面的人不聪明，觉得自己聪明，懂擦边球，事实上是他们挡住了子弹。前面的人倒下了，子弹就是射在后面的人。
他以《南方周末》为例，在90至00年代的辉煌成就，正因其敢于用市民化、独立语言去报道，出于良知“报人们不敢报的”，而近年的没落主因是，“她试图加入主流，但中国大陆主流是被官方话语模式控制。他们希望在当中有自己立足之地，却因而更失去自我”，被人离弃。
港人别令自己变成当初最厌恶的人
长平呼吁，香港记者尽量坚守新闻原则去报道事实，港人勿为擅长擦边技巧而洋洋得意，反而要为压制而感到悲愤、羞耻。
长平说：那些话失踪了，如平反六四，肌肉都僵了，就不知如何说，自觉不可以碰。如不得不说“和谐社会”，我们可以用民主、自由、新闻开放令社会和谐。宁用别的话语，不要用当局政治话语包装。
长平重申，言论自由是要练习的，尽可能以最接近的用语表达自己意思，否则港人只会任由当权者将其“变成当初最厌恶的人”。
